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新文化运动的人物研究，常被等同于“思想家”研究。其中，关于蒋梦麟（1886—1964，浙江余姚人）的研究以考察其教育思想为主。其实，蒋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角色也很重要，因为新文化运动的缘起至少涉及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研究系、国民党与江苏省教育会这四方势力，而蒋与这几方势力均有联系。本文所谓新文化运动之初兴，时段集中于五四运动前夕至1920年上半年新文化运动之名开始流行的这段时间。此期蒋梦麟先供职于上海的江苏省教育会，1919年7月下旬方转入北大。故本文所涉，亦是一变动的组织环境与历史情境，据此我们或可更直观地理解新文化运动应非单点起源，而是发生于南北数个地点及组织间的“互动”过程之中。

一 南北联结

贯通蒋梦麟在五四前与后的历史，首先涉及的是蒋氏归国初期职位身份的确立。1915年，赴美考察教育的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与尚在哥伦比亚大学（以下简称“哥大”）就读的蒋梦麟结识，二人在美过从甚密；1917年8月取得博士学位的蒋氏归国，便依黄炎培等人之议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同时，蒋又进入黄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并为江苏省教育会发起的译名统一会旧名整理部主任，一周内四日在商务印书馆，两日在江苏省教育会，并宿于教育会内。约一年后蒋从商务印书馆辞职，又任中华职业教育社总书记、江苏省教育会交际部干事。据此而论，蒋梦麟可谓江苏省教育会领导层亲自“预定”的驻沪干部。

相对其他供职于东南教育界的归国留美学生，蒋梦麟较为特殊的一点是，他很快表现出促使全国范围内的文教革新势力形成常态化联结的意愿与能力。1917年10—11月，在商务印书馆，蒋便曾向张元济等高层建议，编译一套“高等学问之书籍”，“邀集同志故交，以进步之精神，协力输入欧西基本之文化”。其时任教北大的章士钊也在联络张元济，欲编辑一套高等学术丛书；蒋有意将两人计划合并举行，但章以北大与北京学界为编译队伍的核心，蒋则放眼多地，列出北京、南京、上海、广东四个要点，其在多地的留学友朋，亦可为编印推广之助。可见相比章士钊默认一种从首都知识圈向外辐散的传播图式，蒋梦麟则是一种将多点连接起来的思路，更为重视如何将京外南北大城市教育界联成一气。蒋很快与北大胡适、南高师的哥大校友及曾译介杜威（John Dewey）著作（《思维术》）的刘经庶等取得联系，并致函身为绍兴同乡且有早年师生之谊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积极推进此事。只是在蒋氏离开商务印书馆时，此议已未见下文。

进入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人多称“欧战”）局势渐趋明朗。中国都市知识精英开始普遍议及战后国内外的形势问题，围绕“形势”“时势”“潮流”等语词的表述日趋密集。而在时人的理解中，这也不仅是指外交、政治之新形势，也包括思想、学术、文教之新趋势。至于趋势究系“自然”形成还是需要“人为”造就，不少知识人有折衷的看法。蒋梦麟的见解，亦是在谋求“顺”其所认定的战后世界之“势”，以“变”本国之“俗”。11月11日，欧战正式结束，而中国“战胜国”地位带来的“红利”，有望以“教育界”为分配重点。除却响应退还庚子赔款用于兴学之事，在此方面且有直接联合南北之社团与杂志的设立。1918年12月22日，“中华新教育社”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开成立会，以蒋梦麟为主任，该社号称联合了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南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这国中“五大教育机关”。北大由校长蔡元培函托黄炎培代表，其他成立会代表均系沪、宁重要文教组织的骨干成员，也是江苏省教育会的活跃会员。可见此次成立会，实为江苏省教育会所“承包”，一省教育会自身人员的聚集，却因该会强大的“联络”能力，而具有了代表“全国”教育界锐意求新的意味。

因与上海书业机关名称雷同，该社不久更名“新教育共进社”，拟以编译丛书月刊为主要职责。月刊社址与新教育共进社一样在上海西门外江苏省教育会会所内，1919年2月发行首期，定7、8两月停刊，5期（半年）为一卷。开初以蒋梦麟为“主干”（即主要编撰人），黄炎培为“通信记者”；各机关“编辑代表”，经黄炎培、沈恩孚、蒋梦麟商议由蒋氏以个人名义邀请，属于江苏省教育会领导层既有的交谊网络与蒋氏留学生关系网的叠加。而刊首设有短篇评论，据分工与文意，也应基本为蒋梦麟所作。

由此，新教育共进社与《新教育》便成为蒋梦麟在五四前夕的事业重心。在蒋的主持下，《新教育》标榜的“新潮”大致呈现两个源头。一是海外的源头。相对当时上海其他文教刊物多以兼采中西为宗旨，《新教育》明标求新之旨。对此，蒋氏曾称本刊接引西国新知之速，也是有保证的，“同人敢信，以后泰西各国凡有新学说、新事业，发生至多三月，即可传布于吾国教育界”。至1919年初，原在日本讲学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临时受邀来华讲学，4月30日抵沪，蒋梦麟以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身份与陶知行及南下来沪的胡适亲至码头迎接，而杜威演讲首站即在江苏省教育会。稍后出版的第1卷第3期《新教育》，即为杜威专号。这些介绍杜威各领域学说的专号文章也在当时京沪各大报刊登载，杜威作为“思想界、教育界的大明星”的声望，迅速波及京城与东南都会。新潮的另一源头，则在国内。《新教育》对于北大中人应主要是接受稿件，数量有限，但共进社开初五团体中一北四南，此间唯一的“北”也绝非只是点缀。1919年2月以降，北大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与林纾等发生“新旧”之争。蒋梦麟的评论致力于提炼此事的意义，称此次新旧“竞争”为“学术进步之好现象”，而北大正为此番竞争之“中心点”。由此中心“高屋建瓴”，其势遂“弥漫全国”，“由黄河而长江，由长江而浙水、闽水、珠江必将相继而起”。以往论者每用此语证明北大新旧之争的影响力，而相对忽视这一评论本身的意向、期许，即延续了蒋梦麟向来联结东部南北都会的“全局观”。继而国内的“全局”得以比附欧西数百年来的“全局”，称：“昔欧洲文运复兴，肇自意大利古城，由意而德而法而英，卒至蔓延全欧，酿成十八世之大光明时代。……今日吾国之新潮，发轫于北京古城，犹文运复兴之发轫于意大利古城也。其弥漫全国之势，犹文运之漰湃全欧也。”可见蒋的全局观不仅有平面上的广度，且有纵向的高低差；虽然蒋的编撰旨趣与北大新派刊物不尽相同（见下节），但蔡元培执掌下的国立大学仍天然地处于最高势位，是这一流布全国之复合性“新潮”的肇始之点。积极参与促成“潮流”，但又不为自己或东南同人争取潮流“领袖”之地位，蒋的这一态度也延续到了五四爱国运动之后的阶段。

另外，上海《时报》专设《世界教育新思潮》副刊，作为东南教育界人士宣扬文教新潮的一大阵地，发刊辞亦为蒋梦麟所作。而国内外潮流的实际所至，在蒋看来也不以上海为最南端。3—4月间，浙江的省教育会在与蒋氏交好的会长经亨颐（同为旧绍兴府籍）主持下，也“顺世界大势、国中新潮”，筹办《教育潮》月刊，蒋梦麟据此慨叹从“首都”直至“浙水”，“新学之势”在短期内已由北迤南，愈趋磅礴。

总体上看，五四前夕专意标榜思想文化新潮的教育界刊物尚不多见（起码远少于五四之后），但不限于北大或北京单点的地域分布格局已见端倪。蒋梦麟不仅可以自身的文化资本提升教育会事业的权威性，且长于跨地域的学界联络，《新教育》的主要联络方除广东一线似未落实外，与蒋氏先前在商务印书馆表露的联络规划基本一致。江苏省教育会赖以确立权势的“联络”功能，由于东南与国都教育界常态化联结的实现，而进一步发展出了促成国家文教新“趋势”的可能性。以下再将视线“内”转，析论蒋氏倡导的此番“潮流”“趋势”的初期意涵。

二 在教言政

《新教育》首期蒋梦麟所撰《本月刊倡设之用意》称：“同人等察国内之情形、世界之大势，深信民国八年，实为新时代之新纪元。”与此相应，而不同于稍后某些人凸显的白话文与反对孔教，刊文呈现的足以象征“新纪元”的“新学”“新潮”，侧重教育学及相关哲学、伦理等领域的学说，标举健全的“个人”以及助成个体健全的团体精神，注重受教者的“个性”“自动”，以“自由”“平等”为诉求，这无疑多受蒋氏自身的论学旨趣影响。而终统一于“平民主义”—在另文中蒋梦麟明言此即英文democracy之对译。杜威来华，虽然《新教育》也介绍“试验（实验）主义”，但与重点申说“实验主义”的胡适不同，蒋梦麟仍尽力将杜威学说往“平民主义”的标签上靠。5月3日杜威在江苏教育会的“首秀”，中文讲题即是“平民主义的教育”（由蒋任翻译）。

广而言之，“平民（主义）”是欧战结束前后直至五四前后国内的一大热门关键词，而用词的一致，不妨碍该词可指向关涉不同国别与人物的思想资源或阐释路径。蒋梦麟呼吁教育应“认定学生是一个自动的平民”，言下之意，即“平民”若凸显其“教育”对象的性质，则理应包括、甚至突出学生群体。而相比“民主（主义）”之类的提法，“平民主义”应凸显某种非“权贵”的主体倾向，尤重“平民”在共和时代的素质、诉求与权益（如个体价值、自由、平等之类），相应呈现与所谓“皇帝”“贵族”“军阀”之立场的对立。但在当时的中文语境中，究竟孰为“贵族”“军阀”，答案并不十分清楚。如曾有女学生来书，对《新教育》首期插图登载美、法军官像提出质疑，称“贵社既提倡平民主义，何以复取军人之像冠诸卷首”，蒋解释称“此二军人即为平民主义而战者，保障平民主义之人物，固不可不崇拜也”。换言之，政要或军人只要被认为提倡或保障了“平民主义”，即可免于权贵或“军阀”的恶名。再到国内，《新教育》在评论山西的教育改革由督军兼省长阎锡山牵头时称，虽然“平民主义之教育，在养成个人自治、团体自治与社会自治之知识、能力及习惯”，但“养成”势必需要一个过程；山西“官权似大于民权，然社会进化，由渐而来”，该省当前的办法，“足为将来完全民治之基础”。

要之，蒋在申论“平民主义”时，其“教育界”本位意识或更强于阶级/阶层对立意识：突出教育界的“民”，而淡化全“民”内部纵向的社会地位差异，这与江苏省教育会领导人同期的见解基本相符；而现政权中的上层人物，若言行被认为有利于推进该主义的“教育”，通常也会被自动排除在“平民”的敌对者之外。而再换个角度看，若“平民主义”不一定意味着凸显“下层”民众的诉求权益，则其与清季以来的“国民”“公民”观念以及标榜此种观念的教育，在排除极端的国家主义倾向后仍可实现接榫。此间重点，也非突出社会分层之义，而是强调养成“民”适应于共和民治时代的“政治”意识与素质。甚至除却教育目标，教育界促成“平民政治”的手段，也不一定限于教育本身。蒋对报刊主旨的理解，实包括借此平台，公开倡言教育界对于当前（而不仅是未来）之政治的关怀参与。

这一点除却教育会同人影响，亦有杜威的“示范”：美国参战前后至欧战结束后，也是杜威本人勤于“论政”的一个时期。《新教育》首期登出《教育与政治》一则评论，起首点明：“吾国今日之教育界，有一种舆论，即但管教育，不谈政治是也”，本刊同人以为“此说当有界限”。中国的“优秀分子”往往以教育界较为“清高”而投身其中，但若就此不注意政治，则“将一任政客之摧残乎？”且这样一来学生亦将间接受政界残害，“将来政治之改良，将以何人负其责任乎？”继而主张，“政治一物，当分作两方面观”：一是“政党”与“政事”，教育界不应涉足，以免政党影响学校、教育者荒弃本职；二是“政论”，即“剖明是非，主张正义，启发后生养成平民政治之习惯”，教育界中人则“责无旁贷”，“弃而不顾，是弃其天职也”。也即教育界人士理应立足本界而勤发“政论”，以为“后生”表率、促成“平民政治”的实现。知识人关注政治，自不稀奇，唯相比同时其他一些教育类杂志，这份名为“教育”的刊物却对政治给予了格外直白而公开的关切。蒋氏在公开讲演中说：《新教育》中之材料言教育者仅占十之三四，言中外大事者反而占到十之五六，便是为向教育界中的“僻在乡隅者”灌输“世界知识”、令其知晓“世界大势”，这些“世界知识”即以欧战期间及战后的国际政治动向为主。

总之，蒋氏力倡的“平民主义”，与江苏省教育会领导层的理解互有影响，标签本身固然简洁，但其意涵则甚暧昧。在定义上，“平民”并不主指下层民众，而可涵括、甚至突出实际偏社会上层的学生群体；有时几可等同于泛指的“民”，涵括教育界师长辈，其对立面通常为军人与官僚，而是否构成“对立”，却又往往以是否妨害“教育界”之革新为准绳。在目标上，平民主义教育又与晚清以降的“国民”“公民”教育颇有相通之处，进而令老调新弹，使江苏省教育会中人历来对于标榜“民”意之政治的关切因有世界新潮流的佐证，而具有更大更公开的合法性。换言之，个人言行与组织逻辑互相作用，即可凸显个人及组织有异于他者的立场：一方面，强调“平民主义”为教育指归，这表露了教育界本位的意识，遂有别于多有立足“政界”的研究系与国民党人；而在另一面，平民主义教育又导向平民“政治”，甚至教育界促成这一政治目标的手段也不应囿于教育范畴，还包括在当前公然“言政”，此又有别于早先立誓“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北大胡适等人。至5月初，北京五四事件爆发，这一“在教”复“言政”的立场便与其在南北联结中的地位相结合，促成了蒋及教育会同人对此事件的反应。

蒋梦麟5月4日在沪，5日陪同杜威至杭州演讲，6日在杭闻知北京事发，即于7日乘早车赶回上海与同人筹议办法。与当时国内的多数知识人一样，五四于蒋应属出乎意料的突发事件，后续关键在于此次事件应如何进一步解读与应对。标记5月（实6月）出版的《新教育》第1卷第4期登出评论，称五四事件中被捕的学生虽得释放，蔡元培却因此辞职，“某部某派利用机会，欲将北京全体学生之举动而加罪于北京大学，将新学势力根本推倒”。随即他们意识到“若不将教育部拿在手中，用其全力扫除新学，则真理昌明，魔鬼将无立足之地”，遂又逼傅增湘出走。足见“某部某派”不仅要祸害“山东圣地”，更要祸害“全国青年”，他进而声称“人心未死，必有以报诸公断送圣地之鸿恩、摧残教育之大惠也”。此话矛头直指北洋政治当局，而当局（主要指在五四之前便已意在倒蔡的安福系）的“罪状”，绝不仅是出卖山东，更是威胁到了“新学势力”的生存与发展前景。在另一面，实属高层“官员”且思想不见得如何“新”的傅增湘，却又被视作文教新潮的守护者，借以促成从外交议题向国内“新旧”矛盾的焦点转移。总体上看，5—6月间蒋氏自许与学生同一阵线、横议政治的激烈程度，较之同时期国民党系的报刊亦不遑多让。6月初，蒋氏屡次参与上海鼓动民气、联络各界的聚会演说，并盛赞“三罢”运动，称在街头亲见身为“青年国民”的学生与工商学徒精诚合作，“至诚所感，神鬼为泣”，相比之下“惟有这班政府里的人，不知不觉，真是麻木不仁的死东西”。

进言之，“平民主义”在蒋梦麟这里既立足于教育界，属于文教新潮标签，又可在手段与目标上兼及教育与政治；于是文教“新潮”与政治“学潮”尚可在此一标签的统摄下，颇显“自然”地发生融汇。与北大顾孟馀类似，而与5月上中旬国内多数舆论仅是鼓吹将五四事件象征的“民气”继续用于爱国运动不同，蒋梦麟早早意识到当前学潮不一定对新潮构成阻碍或与新潮无关，爱国学潮与文教新潮存在并接与融汇之可能。数日后，蒋梦麟又有专对青年问题的溯源式评论。他称近年教育界因受政界影响，“几乎奄奄待毙”，所幸“去年北京大学里一班人闹出一个文学革命来，于是教育就有生气起来”。青岛事起，北京学生又首发爱国热诚，“好像教育精神从此又复活了”。对照清末兴学引致政治革命，这回青年精神也定能形成“心的革命”，而“心”的革命才是“基本的革命”。这里便是将北大早先的文学革新与五四事件中北京学生彰显的“民气”联成一气，既提示了包括文学革命在内的新潮与学潮二者间前后衔接的关系，也鼓吹青年“革命”定会发展，由外表深入内心，反又促进思想之革新。后来蒋又在上海的全国学联成立会上宣称“中国学商工各界之活跃，实美国之新感想、新精神有以玉成之”，其标榜的新潮无论强调海内还是海外的源头，均可与当前的民众爱国运动并接。这与同期蔡元培、胡适、傅斯年诸人的意见显然有异，前者倾向于使学潮作为积极正面的“民潮”，“自然”地并接新潮，而后者虽与北大文学革命关系更为直接，却更视学潮为消极，强调应以“文化”“扭转”夏间爱国运动的“武化”。

当然，虽有正、反相关之别，蒋梦麟亦未放弃教育界本位，他曾在致罗家伦的信中说“惟学可以为人，惟学足以救国”。无论如何，“教育界”乃新教育共进社牵涉各方的权势之本，且蒋本人此时也已成为5月中下旬南下居杭的蔡元培与北方学界间的关键联络人。至7月中旬，自京津南下的北方学人与蔡商定：作为蔡元培北旋的缓冲，同时加强北京学界的趋新力量，由蒋先行北上，代理北大校长。这一重大的人事变动，令蒋梦麟的言行方针在延续中又有调整，加以其他势力组织的活动，于是在爱国风潮被普遍冠以“运动”之名后，复有“新文化运动”的初期流传。

三 怒潮起时

蒋梦麟早先较为赞赏街头运动，但在上海“三罢”结束后，他开始向更不喜学潮的蔡元培的意见看齐。7月23日，北上代理校长的他在北大的欢迎会上也强调，此后使运动朝“文化”转向，他与蔡氏的意见是一致的。蒋与北大从无渊源，此间显有引蔡自重之意；但蒋在东南经与江苏省教育会的组织诉求相互影响而发展出的主张倾向，在北上之后依然在起作用。在《新教育》的刊文中，他希望北大学生“研究学术”，却又“改造”了自己早先对欧西“文运复兴”与“光明时代”的比附，称“文运复兴、大改革、大光明、科学时代都是限于中等社会以上的”，但中等社会以下的平民终要崛起，“所以世界进化要产出二十世纪的平民主义来”。继续标举“平民主义”，唯称“中等社会以下”，似又将学生排除出此一“平民”范畴；通过在一定程度上糅合江苏省教育会与北大方面关乎“平民教育”的既有主张，他鼓吹学生可以更多身兼师长辈的受教者与“中等社会以下”平民的施教者，尽自己在“社会”一面的现实责任。

此种方向调整，应是为了求同存异、于思想与社会层面同时积蓄力量，而实仍包含政治性的目的。蒋梦麟到京，不久即与傅岳棻发生龃龉，而6月以降，安福系除却继续威胁京学界，也已与江浙教育界直接发生冲突。包括京、沪学界与研究系、国民党等政学势力在内的各方加强了对安福系的“围攻”之势，思想文化“新旧”问题在这些派系组织影响下的报刊平台中，遂与政派或政学纠葛更频繁地纠缠在一起。在此形势下，蒋梦麟北上后，其联络南北的作用得以继续保持。9月29日，蒋氏鉴于蔡元培已返校，又离京南下，至11月2日方由南京北还，一月之中走访了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杭州五个大城市，读了各地五十多种“新出版物”。此行名为“考察”，实则包括国都到东南的学界联络，在各地通过演说、刊文等形式针对学生的宣传。前者如主持10月27日上海的新教育共进社扩充会议，后者如在杭州面向浙江第一师范学生的演讲中，强调“安福派”并非仅是政派，而是等同于思想上的“旧派”，唯有谋求“新思想”以及头脑清楚才能“打胜安福派”，将思想新旧问题与政治派分问题并接的意识，当面注入听讲学生耳中。1920年1月，新教育共进社领导层正式产生，黄炎培为主任，郭秉文、蒋梦麟副之，至于《新教育》编辑部，则为“独立机关”，照旧进行。第2卷《新教育》继续以蒋梦麟为主干，据称在创刊后六个月，刊物销量即达到万份。

也是在继续联合南北势力与学生、进而希望带动其他社会民众、蓄力反击“政”“学”双重意义上的“公敌”的氛围中，“新文化运动”一词开始传播流行。当时指称新潮的语词层见叠出，而“新文化运动”从中脱颖而出，需要注意蒋梦麟在此间的重要贡献。在8月底9月初国民党系的《星期评论》与《建设》使用该词之后，蒋梦麟先于北大的多数师长，敏锐地注意到该词的标示与扩散价值，且从运用到阐发，对“运动”样貌的勾勒更具纲领性质，较国民党人及同期其他多数报刊的只言片语也更为形象生动。《新教育》第2卷第1期登出蒋氏《新文化的怒潮》一文，延续其对“文运复兴”的阐发，唯此次又将18世纪法国大革命标示的偏政治的“革命潮”与20世纪的“科学潮”直接合并，作为将中国的“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衔接起来的范本之一。文称，五四学潮后的中心问题是一个“新学术”问题，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问题”。但又说：“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要酿成新文化的怒潮；要酿成新文化的怒潮，是要把中国腐败社会的污浊，洗得干干净净，成一个光明的世界！”至于决“百川之水”以成“怒潮”的方法，是要青年既健全个人，又重视团体，既研求学术，又在学校、社会、家庭种种场合做“活动”。据更正的刊物出版月份推测，此文或是蒋氏10月间南下考察联络的一份总结，但其读者已更多地预设为青年学生，故在内容上，仍是尽力兼顾学术与社会、个人与团体各端。在几乎同时期的一篇面向学生的文章中，蒋复告诫所谓“文化运动”不可限于纸面，不可忘“社会问题”与“社会服务”，不可忘“救这班苦百姓”。在《新教育》一篇面向办学者的文章中，则又援引“民不畏死”之说，称学生作为“民”之分子，其种种行动“是恶社会挑拨起来的”，具有天然与充足的合理性。

南方的江苏省教育会领导层，或是直接受南下的蒋氏提示，几乎与蒋同时意识到了该词凸显“事在人为”的倾向，他们利用与自身紧密相关的东南学校网络，大力推广所谓的“新文化运动”。1919年冬，第二届动员学生参与的江苏省“演说竞进会”在南京举行，10月末蒋氏在南方之时，定主题为“新文化运动之种种问题及其推行方法”。此为早期脱离报刊只言片语的层次，利用教育界网络推广、突出“新文化运动”之名的重要事件，“新文化运动”之称起初多见于东南而非北京报刊舆论，亦应与此事有关。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江苏教育会为此专门刊发印刷品解释“新文化运动”对应之“实”为何，而其所列之“实”也是十分多元的，围绕“国民”个人与社会的各方面，涵盖社会改革、学术进步、新生活、新人生观等内容，着重列举运动“是”什么，而非通过指明运动“不是”什么这类建立排斥机制的方式来界定。至12月末竞赛，蒋梦麟再次南下充任评委。之后登出获奖学生演讲稿，高等组头名讲稿称“新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文化，而推行之重点在于添办大学；高等组另一人及中等组头名则主张须兼顾研究与传播、提高与普及。12月，沪报复登出疑似南京高师学生所撰长文，归结半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情形，也是涵括社会、道德、政治、教育甚至实业等各方面。以上东南学生所论，显有命题作文的意味，“新文化运动”的所指注重多元而鲜有偏向，大致不悖蒋梦麟所倡的兼顾各端之旨趣。

严格来讲，若将“新文化运动”视作一“词组”，则该词组的一些成分，如“新文化”“文化运动”之名此前均已出现，而在开初，凸显“文化”，也不见得必是要寻求或与“思想”“思潮”或与“社会”的意义区别，而是可能意在彰显“文化”的弹性或包容性，一些论者可由此保证“新”的暧昧笼统，以求吸纳各方的不同倾向，进一步张大声势。一向注重传播名词本身甚于深究学理的蒋梦麟，在此方面便与更讲学理的胡适意见相近，强调“新”只是一个“求丰富生活、充分愉快的知识、活动”的“态度”。而与不赞成新旧调和论的上海《时事新报》张东荪近似的是，蒋又明言“新旧”均不是方法也不是目的，所以不是两个“学派”，两个学派中间“能容调和派”，而“新旧之间，是用不着调和派”。经此解释，“新文化运动”内容上的暧昧，即可与求新态度的决绝、新旧壁垒的分明并存不悖。

以上早期对于“新文化运动”的阐发，主论“谁”运动（着重青年学生的参与度）以及“如何”运动（重在态度等），而非强调建立对于“内容”的遴选机制。可是，在“新文化”真正“运动”起来后，对其所指之“实”明晰化的愿望毕竟也在增长，“新文化（运动）”“不是”什么，也渐成为一个亟待明确的问题。在《新教育》第2卷第3期中，蒋梦麟与胡适联署《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一文，其认可的学生“社会服务”的范围，已限于平民夜校、通俗讲演、破除迷信、改良风俗数项温和的内容。虽然安福系至此依然未倒，政治并未刷新，但对不少北京趋新学人及江苏省教育会领导层而言，学校体制本身不可颠覆，倡导的“文化运动”务必依托“教育界”，这种组织与相关个人间的共识，便与某些政人与学生倾心的校外激进革命主张拉开了距离。

在更为直观的层面上，稍后国人眼中“新文化运动”两块鲜明的内容，当系文学革命与反对孔教。在这两方面，蒋梦麟与《新教育》对于“旧”的攻击性，也始终远较《新青年》《新潮》等刊为弱。再广言之，今人已指出“新文化运动”在其流行的初始阶段，也未被普遍认为必有强烈的“反传统”倾向，其所指之“实”趋于相对清晰乃至以“反传统”为特征，尚有一个历史过程。不过问题在于，“新文化运动”之名初起时，“现身说法”的世界“新思潮领袖”杜威已转至北方，长驻北京，直到1920年4月，其间胡适成为杜威学说最主要的诠释者。蒋梦麟虽仍身兼江苏省教育会交际干事之职，且不时南下，可主要身份也已转至北大。且蒋本人一贯主张北大在新潮中的最高势位，五四之前便构想了东南“枢纽”与北大“源头”的职能分配。而五四运动中北大的命运始终为人瞩目，这又在有意无意间强化了时人关于北大在新潮中之位置的既有看法。1919年下半年，在北大一时根基不深、更无可能自立一军的蒋梦麟亦开始着重宣扬早先北大与《新青年》标榜的“文学革命”等内容，有东南学生也依循蒋的逻辑，将五四运动的起点与“新文化发源之地”均自然而然地算在北京大学。在这一最初明确运动内涵的关键期，首倡南北趋新教育界常态化联络的蒋梦麟的主要身份却脱离了该网络中的枢纽，北大的新潮源头地位渐变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龙头地位，而东南方面界定“新文化”的意识与权力相应更趋弱化。

至1921年，东南大学在南京正式成立，江苏也有了可借以“高屋建瓴”的国立大学。但校中办起《学衡》杂志（1922年1月创办），与北大趋新学人及早先的《新青年》同人相抗，在南北学界之间也显露出被表述为“新旧”之别的分野。1921年12月，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与实际教育调查社合组为中华教育改进社；同时蒋梦麟以国民代表身份赴美参加华盛顿会议，《新教育》自第4卷第2期（1922年1月）起改由陶知行任主干，发行部仍在上海的江苏省教育会内，编辑部则迁至陶氏所在的东南大学教育科。在陶氏主持下，《新教育》变得更像一个教育类的专门刊物，相应也进一步松弛（并非完全解除）了与所指略形清晰、可绝不自限于教育议题的新文化运动的联系。

结 论

早先史家再现的新文化运动，通常重视其间“思想家”的言说，而轻忽“运动家”的角色，这一问题近年开始已有改观。然而，“思想家”与“运动家”亦非泾渭分明的两类人，且“思想”也不见得必以“精密”或“清晰”为尚，暧昧笼统的思想表达配合果决有效的行动，在初始阶段且可能有助于“潮流”或“运动”的汇成展开。本文以蒋梦麟在五四运动前后的言行为主线，并非否认北大或《新青年》同人基于自身因由、确立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心地位的历史合理性，而是强调在此叙述之外，尚有关乎“新文化”之所以在全国范围内“运动”起来的其他重要面相。位于中央的新思想，不见得必会变成全国的新潮流（否则在1917年左右已能形成全国潮流），而尚须多方协助，铺设潮流赖以“涌动”的初始渠道。蒋梦麟在五四前后持续联络南北，身兼“思想家”与“运动家”角色，若仅以“思想家”的标准绳之，反而可能窄化了蒋这类角色在历史现场的意义，并连带削弱历史现场本身的完整性。蒋梦麟之所以成为“运动家”，还关乎和他的言行产生相互影响的组织行为逻辑；他与江苏省教育会同人较国民党人更早办刊、专意鼓吹战后新潮，较国民党、研究系更重教育界本位，较北大蔡元培、胡适等又更为坚决地将五四学潮视作思想文教新潮之助力，蒋梦麟促成稍后新文化运动兴起的特定贡献，不应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