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唐浩明

中华读书报：在谈到为什么要写历史小说时，您曾提到源头可追溯到酷爱读书的少年时代，能谈谈那个时候的读书情况吗？据说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您都认为《三国演义》是天底下最好的书？

唐浩明：我从小喜欢读书，对书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读小学时，很喜欢看连环画，又叫小人书，偶尔有了一两分钱，便去小人书摊租书看。坐在小人书摊的木板凳上读书，是我童年回忆里的最鲜明的画面。

那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国演义》连环画，一套书有几十本，看了一本就想看下一本。我可以坐在书摊边看一个下午的书，没有钱换一本，就把手里的书看第二遍、第三遍。倘若不是书摊主人催着还书，手里的这本书就可以这样一直看下去。为什么《三国演义》于我有这样大的吸引力呢？现在想起来，可能出于这些原因。

一则是我内心深处有一种对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向往。三国时期风云激荡、群雄并起，契合我的向往。二则书里有许多我羡慕的英雄人物，我觉得人生应该像他们那样浓墨重彩、有声有色。三则书中的许多故事令我着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作者的文白相杂的语言，令我喜欢。诸葛亮的隆中对、在东吴的舌战群儒等，我几乎能全文背诵。从此，这种文风镌刻在我的骨子里。我没有料到，几十年后我自己在创作历史小说时，会自然而然地选择这种表述风格。这种语言风格的主要特征是典雅。我认为写历史小说，就应该用这种典雅的文风。

中华读书报：真正走进晚清是什么机缘？

唐浩明：我在研究生院时读的是先秦文学，却对近代很感兴趣，原因是近代历史与当代关联密切。当代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很容易地从近代找到根源。当时，学术界有一句话：没有晚清就没有“五四”，没有“五四”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然而让我真正走进晚清，还是在担任新版《曾国藩全集》责任编辑之后。《曾集》记录晚清从道光到咸丰到同治这三十年里，国家所发生的一切大事。这都是没有经过加工的第一手资料，真实地再现了晚清那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是编辑工作，给我提供走进晚清的机缘。

中华读书报：《曾国藩》三部曲（《血祭》《野焚》《黑雨》）在90年代风靡一时，带动曾国藩研究热及相关题材图书的出版。此后几十年，您一直不断修订完善相关作品？

唐浩明：对于曾氏，我有一番越来越清晰的认识，那就是在这个人的心里有一个信仰，或者说有一个从青年时代起就树立的初心，即做圣贤。他早年说过“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这句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一生的追求。那个时代理学盛行，理学倡导人皆可成圣贤。许多读书人在年轻时，在入世未深时，或多或少都有做圣贤的想法。但到后来，因种种原因，这个初心便慢慢变淡薄了，甚至完全改变了。曾氏没有。他一直都在以圣贤要求自己。我们客观地看待曾氏一生，虽然他未必就成了圣贤，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一生都行走在通往圣贤的道路上。这就是曾氏与众不同的地方。看到这一点后，对于他晚年被后世讥议的一件事，也便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不少人认为，曾氏在打下南京后，有足够的理由与实力，乘胜推翻满人的朝廷，建立新的朝代。曾氏没有这样做，是出于他的自私，是以忠于一家一姓的小忠，取代了忠于社稷忠于百姓的大忠。我在写作《曾国藩》时，也是持这种看法。

其实，这是对一心要做圣贤的曾氏的误解。

《中庸》上说“不诚无物”。圣贤的根本衡量只有一条，即诚与不诚。如果曾氏乘胜造反，那他就将自己一生所信奉的诚抛弃了。依此信条，不但不是圣贤，他就是王莽式的大奸大伪，顶多也只是曹操式的奸雄。曾氏绝不愿做王莽、曹操式的人。

世上的大事业莫过于圣贤事业与豪杰事业。圣贤事业化育人心，乃千古之事业。豪杰事业建功立业，乃一时之事业。做一个新朝代的帝王，不过是豪杰事业的顶峰而已，不能与圣贤事业相比。因为此，曾氏不但不造反，还要自剪羽翼。基于此，我要将小说作点修改，于是有了2016年的修订本。

中华读书报：曾氏被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位代表，多年来您一直深入研究，在“评点曾国藩”系列中，您有怎样的收获？

唐浩明：写完《张之洞》后，我开始“评点曾国藩”系列的写作。这时我笔下的“曾国藩”不再是文学人物，而是历史上那个被称作曾文正公的人。我试图与读者一道深入曾氏的心灵世界，破译曾氏及其家族崛起的密码，并借此触摸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层积淀。通过后来一系列的“评点”，我的确在这方面很有收获。

我深深地感觉到，曾国藩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研究他，就是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曾国藩一生实际上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理念，践行于自己的人生与事业，并取得了成功。比如说，他为子孙留下的四点遗嘱：慎独、主敬、求仁、习劳。这四点是他一生努力践行的信念，他也希望后世子孙去努力践行。这四个价值观念，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倡导和看重的。

这些年来，我之所以热心为社会各界讲述曾氏，也是因为我认为讲曾氏，其实就是在讲中国传统文化。我要借曾氏这个人，来向听众传承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

中华读书报：在写作中，是否不断要从相关图书中寻找帮助？

唐浩明：在动笔写作小说《曾国藩》之前，以及写作过程中，我会常常借助一些书籍，其中特别多的是清末民初时期的私家著述。清末民初，中国开始有了大众出版行业，大批私家著述借此问世。我需要借助此类书籍，来寻觅往事的痕迹。当然，这些书中的史事真真假假，不可全信。但有的著述为后人提供了一些故事情节，这些情节可以开拓创作的空间。也有的著述里有场景描绘与当事人的话语实录，这些更为珍贵，为小说的感染力提供了重要支撑。

比如赵烈文著的《能静居日记》。赵是曾氏的贴身幕僚，又与曾氏有着师生之谊，很得曾氏信任。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赵与曾氏过从甚密，两人在曾氏私室中有过许多次深入的谈话。赵在第一时间里将这些谈话如实记录。其中常常有当时的场景与氛围描述，还有曾氏当时的神态记载。这样的书籍，对历史小说创作来说是极为难得而可贵的。

中华读书报：您的枕边书有哪些？

唐浩明：我的枕边书有这样几大类：中国的传统经典。

一、必备的工具书，如《中国历史地图集》等。

二、常年订阅的版刊杂志。这里就包括《中华读书报》，我很喜欢这份报纸。

三、一段时期内的在读书。

中华读书报：您有常常温读的书吗？

唐浩明：我经常读的书是唐宋诗词以及鉴赏古典诗词的书籍。这些书能给我带来阅读快乐，读这些书时会有曾氏所说的“声出金石，飘飘意远”的感觉。

中华读书报：您在创作中，最享受的是什么？

唐浩明：写作是件艰辛的事情，但看到自己的文字营造了一个文学世界，所塑造的人物在这个世界中有血有肉有情感地活跃着，内心会很喜悦。这种内心喜悦，是创作过程中的最大享受。

中华读书报：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或者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唐浩明：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我想见一见姚雪垠老先生。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姚老先生的《李自成》第一卷、第二卷轰动一时，我也是这部书的热心读者。我很佩服书中的人物刻画、场景描摹，特别喜欢那种典雅的文风。见到他时，我会在这些方面向他讨教。

中华读书报：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带哪三本书？

唐浩明：我会带《史记》《唐诗三百首》及《美的历程》。上个世纪80年代，《美的历程》风行海内。这本书带给我震撼性的阅读感觉，对我的启迪是多方面的，几十年来我一直喜欢。

中华读书报：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的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唐浩明：我会邀请李白。让他把酒喝够喝醉，那时他就会随口吐出锦绣般的诗句，而且他那种“飞扬跋扈为谁雄”的诗人本色，也会显现得特别淋漓酣畅，给宴会所有参与者带来极大的乐趣。当然，宴会过后，我不会再与他交往，因为跟他做朋友太不容易。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觉得“做朋友太不容易”？

唐浩明：李白是一个飞扬跋扈的人，感觉这样的人不好相处。

中华读书报：如果您可以成为任意文学作品中的主角，您想变谁？

唐浩明：我在写《张之洞》时，有意虚构一个名叫桑治平的主要人物。此人身上，有我的一些理想色彩。如果让我成为一部文学作品的主要人物的话，我想变成桑治平那样的人。

中华读书报：您愿意概括一下桑治平的性格特点吗？

唐浩明：桑治平世事洞明、性格通达，我欣赏这样的人。

中华读书报：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会记笔记吗？

唐浩明：我读书比较慢，慢慢地读，慢慢地品味，好的章节，不惜多次诵读。我会记笔记。

中华读书报：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

唐浩明：面对着窗外的青山绿水，泡上一杯清茶，四周静静的，最好能有小雨点声，书房里放着轻柔的乐曲，面前摆着一本喜欢读的书。这就是我理想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