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日，梁晓声的新作《中文桃李》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他在媒体恳谈会上说：“写完《人世间》后，我想放松一些，写一部不那么沉重的小说，否则大家会以为我就是一个不知道有多忧患、多沉重的人，其实我不是。在《中文桃李》中经常有小小的幽默掩藏在字里行间，这也是我在生活中比较愿意（处在）的状态。”

《中文桃李》将目光对准了80后大学生这一群体，讲述中文系新生李晓东和徐冉在火车上初遇，经历一场漫长的缠绵抑或纠缠之后结为伴侣。这对主人公和所有同学一样，面临着毕业后是留在家乡小城市发展，还是进入大都市打拼的抉择。两人成为北漂后不得不面对高房价、高物价和工作挫折的诸多挑战，在职业理想和人生规划之间努力寻找着可能之路，最终双双放弃北漂生活、回归故乡，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与心灵的归宿。

中文系的尴尬：曾经的香饽饽，而今已冷落

中文系在1980年代可能是最好的专业之一，“曾经的才子和才女们都是在中文系，一个学校如果没有中文系，那如何得了。”但书中的主人公们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情况就已经不一样了，梁晓声苦笑说，“中文系最初是喜欢中文才去读的，现在只是权宜之计吧。可能理科与男生竞争没优势，实属无奈之下的选择。尤其是现在考进中文系的女生，恨不得赶快考研再摇身一变跳出中文系。”《中文桃李》中的女主人公徐冉就是这样一个设定。

由于各个专业面临的状况不一样，大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也不一样。“医科大学毕业的学生，本科、硕士、博士，其能力就在那儿摆着，不存在什么特别的问题；理科也差不多，搞科研的专业都不太需要老师去鞭策；甚至包括文艺学科也是这样，比如说歌唱、器乐的演奏。但中文系非常特殊，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哪怕我是半瓶水，也可以晃荡得很厉害，装出特别深刻的样子。有时候学生会如此，可能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也会不由自主地如此。”

梁晓声认为，听一些文史哲知识分子讲话的时候，总觉得貌似深刻，仔细琢磨起来觉得不着调：“讨论问题是很庄重的事情，不需要那么多诙谐和搞笑。”我们需要幽默，但不是无时无刻都需要。“现在一些知识分子谈话的时候，把许多场合都变得有娱乐性，如果开场白不像脱口秀一样热一下场，好像就不能进入讨论问题的环节，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问题。”

除此之外，中文系学生的男女比例也是一个问题。梁晓声2002年刚到北京语言大学时，中文系里男生有十几位，后来男生越来越少。“男生少到这种程度时，如果又很内向、不常发言，那实际上大家听到的讨论之声，都是女性的观点，这对讨论本身是一种遗憾。”

北京并非唯一的归宿

梁晓声把自己的毕业生分为两类，一类是回到原籍的省会城市，另一类是留在北京。他说：“老师都希望学生幸福，我的学生凡是回到自己原籍的，现在的生活都相对滋润。”梁晓声对于学生们幸福不幸福的判断标准之一，就是看他们家住什么样的房子，省会城市的房价相对较低，可以用较少的钱买到一个好的居住环境。“我觉得这才是人生，至于其他的方面都在这个物质基础上开始，是不是有一点俗，不浪漫，不激情？”

相比较而言，留在北京工作生活的学生，特别是那些优秀的女生，她们本来可以不在北京，换一个地方，就可以呈现出身上其他方面的优势，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职业理想、人生规划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执念，有些不适合留下的人还是选择很艰难地熬着，梁晓声认为这样的人生规划“太要命了”。

梁晓声补充道：“我们说北京机会多，可能就是指资源多，这是一方面，当然还有执拗的那一面，就是觉得北京了不起，觉得成为北京人是绝大的荣耀。这一点在女生身上比男生更甚，甚至有些男生是被女生裹挟着留在了北京。这很可笑，成为北京人是绝对可笑的人生方向。”

放弃了又如何？

《中文桃李》中李晓东和徐冉因为一系列原因，选择放弃北漂，回到家乡，而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一位面临抉择的“年轻人”都有如此魄力。

由于2022开年大剧《人世间》的大火，蜂拥而来的各路媒体使现年73岁的梁晓声心力交瘁，他分享了这样一个现象。“不管是对哪一家媒体，我都说我好累。对方会说拍两分钟的短视频就好，但两分钟我也要倒腾一个小时。请饶了我，体恤我一下。”但在梁晓声的印象里，男记者和女记者听完“求饶”的反应不太一样。男记者可能会失落，但就不再继续追问。“女生的那种咄咄逼人、抓住不放和死缠烂打，真是让人抵挡不住。我就有了一个疑问，女生放弃了又如何？对人生、职业有影响吗？什么影响都没有。但这种极度要强，想要成功、上升的野心，也不只是女生……”

梁晓声对此颇感无奈：“能不能到一定阶段后，就好好生活，好好工作，一切都放稳当点？我作为一个作家，在文坛中从未谋过一官半职。如果太在意这些，得多累！”

作家是时代的记录员

梁晓声近几年的作品与以往“社科类”著作的写作风格大相径庭。他表示：“其实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之前，我也写过《九三断想》《凝视九七》等等。实际上中国转型时期开始后，出现了很多社会现象，我的印象里北京突然多了许多皮包公司，除了出现许多类似买办的人，下岗、失业也出现了。”

在社会拐点来临的时候，梁晓声说自己把写作这件事定义为时代记录员。“我也不是直接记录，当时确实放下了小说构思，就想像鲁迅那样，用杂文记录社会现象，可能这个状态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到写《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时候，它就相对更宏观一点，有跨界的感觉。”

梁晓声坦言，那些写小说、看小说时眼里就只有小说的作家，自己是不同他们来往的。“我觉得小说家眼中要有更多的事情，要学会观察到更多的现象。我们回过头看文学史，好多优秀的小说家都是如此，如托尔斯泰、雨果、狄更斯、屠格涅夫，甚至包括雪莱、拜伦、海涅这些诗人也是如此。我认为他们当时是把自己放在既是诗人，同时又是知识分子的状态，到后来才变得相对平和，这跟年龄有关。”

再写一本就关门

谈到当今文学，梁晓声认为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装出深刻的样子。“装深刻本身也很吃力，许多人拿起笔写人生，只要文字不错，都可以写出文学作品，作家又伟大到哪儿去？”在他看来，作家写小说和匠人们定制一双好靴子、定制一个高档包差不多，经典作品和酿出世界名酒、制作出世界品牌的香水，可以放在同一个层次，因此还在《中文桃李》的最后调侃了一下自己。

“那个梁晓声嘛，他如果也像我的冉一样，经常转移于生死二场（小说中徐冉回到家乡，在市府下属离退休老干部服务处当主任，经常要主持操办追悼会），估计他就不会再到处卖他那狗皮膏药了……”

梁晓声笑称自己是“梁记面食店”店主，《中文桃李》相当于他这辈子“最后两缸面中的其中一缸”，之后再写完一部长篇小说就要结束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