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文学精神品质的重视

祁春风：感谢贺老师接受这次访谈。我想从您的评论集《重建我们的文学信仰》谈起。在当前社会语境中，仍有许多人对文学葆有崇敬之情，但把文学提升为一种独特的“信仰”，却比较罕见。此书同名文章中，您明确地主张“寻求文学的理想主义方向和超越精神”。那么，您的文学观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对文学有如此高的评价和期待？

贺仲明：一个人的文学观是逐步形成的。从童年、青少年时期的文学阅读，到大学、研究生时期专业的文学研究，自己的文学观逐步建构了起来。

从源头来说，我对文学的理解与最初的文学阅读状况有关。越是匮乏的时代，文学的意义更重要，也更让人珍惜。甚至一些文学性并不强的作品，对我们的成长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在农村生活到11岁，渴望阅读的时候，却处在“文革”后期，文学作品非常匮乏，想找一本文学作品都很难。有时幸运地读到一些文学经典，比如《水浒传》等。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裴多菲诗选》，不知怎么流落到我们家的一部残本，封面已经没有了，但是这本书对我有很大的文学启蒙作用，书中诗歌表达的对生活的超越和追求，让我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因为童年时期文学作品的稀少，我对文学的敬重和向往也就更深。我觉得这是个人文学观的源头。

后来在大学读书、读研的过程中，逐渐了解前人对文学本质的各种见解，以及各种文学观的更迭和并存，比如说形式主义的、侧重于社会的、世俗的、理想主义的等等。我之所以会将文学视为“信仰”，原因之一是对中国社会的认知。中国社会一直以来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我们民族的信仰基本上建立在伦理层面，伦理承担着宗教的作用，而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精神支柱的力量，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据很高的地位，历代享有尊崇。在当前中国社会，尤其是近三十年，变化极大，社会群体的信仰存在着某种缺失，这个情况体现在多个方面，也体现在各种人身上。我们现在看很多罪犯对生命缺乏敬畏，他们伤害了别人的生命，在接受审判时内心却没有任何敬畏感、悔罪感。这种反常表现从根源来说就是缺乏最基本的信仰，缺乏对生命的尊重。

从文化上说，曾有某些学者主张引入宗教精神来弥补我们的文化缺陷，这一点我是不认同的。我认为从民族文化的内部改善，才是摆脱文化困境的最有效的方法。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不是说我们要简单地守旧，复古。我们既不能引进宗教，也不能复归新儒家。我不赞同以儒家作为宗教信仰，我们应该更为综合地、更为人性化地结合现代和传统，或者说建构一种泛文化的信仰，其中文学应该承担重要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文学有非常丰富的精神内涵，既有超越精神，也有现实的关怀、人性的关怀，要看我们如何追寻和理解。在这方面我们不需要依靠宗教，重建儒家也不现实、不可行，当然也达不到这个效果。我比较认同文学的价值，依靠文学承担起文化的使命。我觉得蔡元培先生的美育思想对我有一定的影响，他的观点是很有价值的，美育不是依靠狭义的抽象的美，是广义的，以审美为中心，文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蔡元培提出以美育改造中国文化，实际上就是以文学等审美文化“化”人，改变我们的民族精神，这是很有深度的思想。这就涉及对现代文化的深入思索，比如启蒙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能不能融合蔡元培的美育思想。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但也有一定的关联性。

以上主要讲匮乏的层面，从文学的匮乏、精神的匮乏引申出我自己的希望和渴求，也是对文学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与其说是对文学的评价，不如说更多地是一种期待。从人类文化史看，确实有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对人类的贡献不低于宗教，甚至可以发挥广泛的作用，比如西方19世纪人道主义思想，它对人类的贡献是超越国界、超越民族的，因此我认为文学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祁春风：您的第一部专著《中国心像——20世纪末作家文化心态考察》和文学史著作《理想与激情之梦1976-1992》，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有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但我感觉您不像一些亲历的研究者那样缅怀和坚守其价值立场，而是既阐发八十年代文学的理想主义气质，又能冷静客观地反思其缺陷。您对八十年代文学的研究为什么能够保持适度的距离？

贺仲明：我是1960年代出生，1981年上大学，应该说是比较完整地经历了1980年代的文化，感受很深，也经历了从1980年代初期理想主义兴起到1980年代末幻灭的过程。现在很多人把1980年代作为“黄金时代”。实际上，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时期，往往对此有比较深的感情，就像很多人对1950年代也很有情感，这是一样的。1980年代从“文革”结束后缓慢而坚定的苏醒，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中间有很多欣喜，很多值得记忆、怀念和肯定的地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另一方面，我也感觉到检讨1980年代和怀念1980年代应该并行不悖，任何事情有果必有因，理想主义有可爱的一面，也有值得检讨之处。

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是，我们这些在1980年代成长的人，身上肯定残存着理想主义色彩，这个与我们当前的时代可能格格不入，但文化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一方面它弥足珍贵，但另一方面如果整体检讨1980年代的话，也会发现它的缺点。文化检讨的问题涉及很多内涵，不仅是文学，也涉及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层面，这里不多讲。作为我个人来说，也是努力想克服自己的这种文化怀旧心理，保持冷静、理性的态度来认识1980年代。更年轻的世代，比如80后、90后，我的学生这一辈，他们的思想文化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了。这种思想状况一方面是受当前解构潮流的影响，另一方面，一些学生和年轻学者，能在更加理性的角度来看待1980年代文化。我觉得这种理性和客观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具备的，应该学习他们的态度，克服自己认识的局限。

祁春风：您一直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和原则，对当前文学有很多针砭，对于具体作家作品也不乏中肯的批评。您能谈一下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吗？

贺仲明：我从事文学批评有20多年了，写过不少文学批评文章，出席过许多作品研讨会，也被多次邀请谈文学批评相关问题。这个过程中我的观点有一些发展和改变，可能跟时代环境有关。

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如同文学的“两翼”。好的文学批评应该跟文学创作并行，可以真正促进文学的创作，能帮助作家认识到自己的特长、弱点，使其扬长避短，也能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和鉴赏文学作品，这也是文学批评的基本功能。但当前文学批评在社会上、文学界的评价不是特别好，尤其近年来在商业文化的影响下，很多文学批评甚至等同于文学赞扬，批评活动已经成了一种形式，成了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歌颂仪式。文学批评只说好话，很少批评，这是不太正常的。

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充满善意，但又是真诚的，有独立见解的，甚至可以偏激、有锋芒。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的现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但每一个批评家应该要自觉地改善这样的环境。我们跟作家交流、跟批评家交流，其实他们也都很反感只说好话和一味吹捧的文学批评，真正的好作家并不喜欢这样的批评。当然也有些作家听不得批评，只希望听好话，但这不是好的作家。真正的好作家希望能在批评中受益，能听得进批评，这也是创作自信的一种表现。我从事文学批评这些年，觉得还是要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在一些场合可能话不会说得那么全面透彻，但不应该说假话，不应违背自己的文学和学术良知。

作家和批评家应该保持怎样的距离和关系，这个问题也有争议。跟作家关系比较近能更好了解作家，有益于对作品的解读，但有意识地保持距离也是必要的。一般来说，对于比较熟悉的作家，我很少写评论，而相对有一定距离的作家，我写文学批评会更自如，更得心应手，比较少地受到拘束。这也跟每个人的性格、习惯有关，很难简单地说好或不好，但基本原则就是不违背自己的文学良知，不说假话。这并不是很难，如果批评界能形成这样的氛围，作家也能接受和理解。现在很多批评都是一团和气，表扬歌颂，作家也就自然将研讨会等于歌颂会、表扬会，一旦在研讨会上听到批评意见反而不适应。这就是不好的氛围造成的不正常状态。

二 乡土文学研究的现实关怀

祁春风：除了锐气的批评，您还以乡土文学研究名世。您在专著《一种文学与一个阶层——中国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研究》的后记中说“希望暂时离开这一问题，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然而您又接着开启了乡土小说的乡土伦理、审美变迁研究，以及目前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乡土小说与乡村文化变迁的关系、启示研究及文献整理”。乡土文学为什么成为您无法“暂别”的研究对象？

贺仲明：我的学术重心基本在乡土文学，之前说想离开乡土文学做一些其他研究也是真心话。这本书出版于2008年，当时刚结束“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的课题。我选择乡土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出于自身的乡村关怀、乡村情感。我的祖父母是农民，我们家当时是“半边户”，父亲有工作，母亲在农村，我的童年基本都是在农村度过的，对农村很有感情，对农村的宁静和温馨也有很深的记忆。

进入学术研究后，我的博士论文不完全写乡土，但涉及一些乡土作家，后来不自觉地开始以乡土文学作为研究重心，从1999年毕业到2008年大概做了十年的乡土文学研究。当时感觉到了瓶颈期，想寻找新的研究领域拓展丰富自己。后来回到乡土文学研究，一方面有现实考虑，因为积累比较多，更容易出成果，所以在这领域做了又一个十年。实际上，在这期间，由乡土文学延伸拓展到了文学本土化问题，在最近十年也花了不少功夫，可以说60%在乡土，40%在文学本土化问题。这两个问题并不矛盾，是相互关联的，对本土化的思考也是由乡土文学的一些问题、症结生发出来的。

另一方面，乡土文学领域的确可以被一个学者终身研究，它牵扯的问题很多，包括与现实的乡村建设、乡村文化、乡土文化等之间的关系，非常丰富复杂。一个学者完全可以在这个领域专研一辈子。我之所以曾想脱离，也是因为不得不涉及由乡土文学生发的一些问题，但我的兴趣点更偏向文学本身，就像我前面谈的文学理想问题，文学的价值意义等。我更看重的是文学审美问题，而不是局限在社会文化层面，所以后来不太愿意花过多精力在乡土文化上，而是以乡土文学作为起点和契机，回到文学本身，探讨文学的基本命题。现阶段还有一个重大项目在做，所以近几年还会持续关注乡土文学，甚至整个学术生涯都可能不会完全离开这一领域，但也努力逐步拓展，向新的领域转移。近期思考的问题就不局限在乡土文学领域了。

祁春风：您对乡土文学研究的农民主体、乡土伦理、审美变迁、乡村文化等角度的变化，除了不断的学术创新使然，还有没有社会现实和时代问题的促发？

贺仲明：肯定是有关系的。作为一个有乡村记忆、乡村情感、多年关注乡村的学者，肯定会关注乡村社会现实问题，也会随之反观乡土文学研究。作家的创作跟现实有密切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其实，学术也是如此，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更是如此。

乡土文学研究主要以乡土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作品的发展自然会引起我们的思考。我一直对当前乡土文学创作感到不够满意，很多作家对当前乡土社会发展缺乏更高的、全局性的、前瞻性的表现，他们的观点、思考，以及那种愤懑、绝望的情绪跟一直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想法差不多。我认为一个好的作家应该站得更高，优秀的作家要能超越大众的观点。这并非要求作家成为导师、预言家，而是他的思考要有独特性，有不同于常人的地方，有前瞻性，能揭示一般人看不到的潜流，在某些方面给我们启示。这是好的作家、学者应该具有的品质。任何作家都是时代文化的产物，优秀的作家、学者能比一般人站得更高、看得更深，更清醒冷峻，不被时代裹挟。我的研究可以说更多地表达了对当前文学的不满，但自己作为学者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突出贡献，这也是一个遗憾。我的反思是批评性意见较多，建设性意见较少，这种情况在以后研究中希望有所改变。

祁春风：您的乡土文学研究蕴含着深切的现实关怀。对于学术研究而言，现实关怀具有怎样的作用？您是否期待学术研究产生现实影响？

贺仲明：现实关怀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应该说是双刃剑。真正客观的学术研究应该较少受到情感的影响，但现当代文学跟现实关系比较密切，很难做到完全客观。并且，现实关怀有一定积极作用。我是研究当代文学为主，实际上现当代文学是一样的。前些年我们说研究当代文学要有现代文学的根底，研究现代文学要有当代关怀。自然，关怀当下现实更是对当代文学研究的要求。这种关怀使学术不仅仅是干枯的理论，而是具有现实的丰富内涵，也让我们更深刻地看到一些现实变革中的问题，比如社会问题、作家问题、学者问题等。在一个变化的环境和激烈的氛围中，人性暴露得更彻底。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时代，很多问题、真相显露出来。如果我们有现实关怀，就能够发现很多问题，有很多新的思考。但也不能为现实情感拘束限制，刚才我也说要努力克服自己情感的制约。学术研究不要被它局限，这是很有必要的。

学术研究想对现实产生影响比较难。刚才也说过我的研究批判性比较强，建设性比较弱。文学研究本身跟现实关系比较远，现当代文学研究还是局限在学术圈里，进入社会非常难。而当前思想文化研究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比较大一些，做乡土文学研究，如果脱离文学本身的限制，进入社会学、文化学方面的思考，肯定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当前学术界也有很多人做乡土政治、乡土社会、乡土思想方面的研究，我们能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到很多启发。这个涉及不同研究领域，我们的文学研究特别是现当代文学研究可能注定只是在学术圈里，很难产生大的社会影响。如果我们的文学研究者能够突破限制，进入文学社会学、政治学、思想史等层面，将其融合起来、综合起来，当然也可能产生大的影响。但目前我个人没有这方面的研究。

三 新文学本土化的理论思考

祁春风：您很早就在《无“根”之累——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精神关系试论》中指出新文学的薄弱之处，之后又写了许多文章论述新文学与文学传统的关系，如《五四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学经典的重构》《传统文学继承中的“道”与“器”》，等等。您为什么重视新文学对传统文学、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而在继承的基础上，您认为新文学应该如何创新？

贺仲明：《无“根”之累——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精神关系试论》是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写的一篇文章，发在1998年的《社会科学辑刊》上，还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但是现在看起来还是很肤浅的。这篇文章是我自己的一些不成熟、不深刻的想法，作为博士生谈这么大的问题不可能谈得很好很深。新文学和传统的关系是很宏大也很重要的问题。王瑶先生在1980年代就写了几篇文章谈新文学与传统的关系，我看了后很受启发，开始断断续续地思考这个问题。

这种关系牵扯很多方面，比如对“五四”文化的认识问题、文学的继承和批判问题、中外文学关系问题等，千丝万缕，直接关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成长和未来。文学本身是不可能断裂，也不应该断裂的，这是很多人的看法。客观上“五四”文学实现了现代的转型，与传统文学有比较大的转变。我一直觉得从中国文学发展历史来看，“五四”文学的伟大是不应质疑的，必须经过这样一个阶段，一个断裂的过程，传统文学不可能再按照惯性发展下去。但我的观点是，这种断裂应该只是阶段性的，不应该成为方向。这方面陈思和老师的观点对我也有启发，他认为“五四”文学是“先锋”文学，这意味着它不是常态。我也是这样的看法，“五四”作为“先锋”的状态非常有必要，但“五四”之后，后来的作家和批评家不应再完全沿着“五四”文学的反传统方向进行，而应该有所扭转。就像鲁迅说过的，在中国要改革必须要用极端的方式才有效果。“五四”时期很多极端方式是一种策略、一种措施，没有这种方式很难达到效果。事实上“五四”时期很多学者自己的内心并不如口号、宣言那样极端，“五四”高潮过后很多人对自己的观点有所修正，甚至否定，比如胡适到了“五四”后期，更多地寻求新文学和传统的关系，不再完全反叛。甚至鲁迅也是如此，鲁迅后来的很多观点比“五四”时期更客观、中庸，这是一种集体状态。也就是说，这一代人的很多真实的想法可能出现在“五四”后期，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流动的五四与传统的甦生》，认为不应该把“五四”文学固化，更不应该固定在高峰期，或者说开始的那几年。这几年是“五四”的“先锋”时期，不是成熟状态，是青春状态，作为“先锋”很有价值意义，但一直沿着这个道路往往会走向极端。事实上，我们的新文学基本上延续极端的方式，原因有很多，比如社会文化影响等。我一直觉得新文学继承“五四”的发展，只是继承了“五四”的青春状态和方向，而没有继承完整、全面的“五四”。因而新文学对传统缺乏继承，在一个漫长的时段一直以批判为主，后患非常之大。很多人谈“五四”，指出“五四”一代反传统，但实际上还在依靠、得益于传统。但后来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因为他们的文化根基薄弱，反传统只是口头反，自身并不具备批判传统的基础、能力。特别是像我们这一代在“文革”中出生的人，以及比我们更早的在“文革”中度过学习生涯的人，完全没有传统的素养，甚至不知道传统究竟是什么，到底什么值得继承、什么应该批判。可以说，几代人都是如此，只是口头上反传统，想继承都无法继承。

“五四”的价值绝不应该否定，“五四”是伟大的，伟大的一个表现就在于创新、开放精神。不能与传统断裂，但继承传统并不意味完全回归，一定是有创新、有批判意识。一方面，创新要开放地借鉴，学习和吸纳外来思想文化。西方在近代化时，中国一直处于封建专制时代，清代两百多年落后很多，文学也是如此。弱者向强者学习是自然规律，新文学应采取开放态度在文学文化上借鉴西方。另一方面，创新也需要对传统的继承。学习的目的是创新，不是模仿，怎么才能与被学习的一方形成对话关系，而不是仅做跟随者，就需要我们的主体性。主体性的建构就要依靠传统，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所以继承和创新是相互关联的。

祁春风：您不仅重视新文学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而且实际上以“文学本土化”为方法，建构了文学本土化理论。您的文学本土化主张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贺仲明：“本土”涉及外来观念思想怎样在中国土壤中扎根。我们的文化需要开放和学习，不可能停留在表面的模仿，要学以致用，做到化为己出才是真正的掌握。现代作家的思想受外来影响，但是表现的生活是本土的，就有了二者如何自然融合的问题。传统文学中，表现民族生活的文体是古体诗、说书、民歌，这是中国本土的形式。但要用西方形式如话剧、新诗等表现本土生活，形式和内容之间就有一个本土化过程，从而做到熟练、无间。

另一方面，“化”就是需要一个选择、融合的过程，不是无甄别的吸纳。选择不是排外，客观来说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弱点。西方文学总体上更现代，但不是完美的，西方的现代化思想、发展主义思想也有巨大弊端，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后现代主义也在反思西方自身。另外，“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不同的土壤、气候会使同一物种有不同结果，思想文化也是一样。很多在西方背景下比较合适的思想，到了中国就不一定合适。我写过一篇讨论个人主义的文章，西方个人主义、个性解放非常有意义，甚至发展得比较极端可能都没问题，因为西方文化有比较强大的宗教背景，这个背景像屏障一样起着保护作用。但中国不同，中国本身没有宗教，维系社会的是伦理文化，它相对于宗教来说力量更为薄弱。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主义到了中国社会就有可能造成极端后果。我们当前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文革”十年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确实是一场浩劫，“文革”结束后社会文化处于一个极度匮乏状态，伦理文化受到很大冲击，没有重建起来，个人主义一进来，无所阻拦、所向披靡。这个情况下，我觉得现代文化和新文学发展都需要本土化的过程。通过选择和甄别，选择适合中国的，适合我们民族语境的。我们也需要个性解放，但这里存在一个度的问题，不能是完全极端的方式，这是本土化“化”的方面。

祁春风：您的文学本土化理论，不仅是对于新文学史的统摄性研究视角和方法，而且体现了您对中国文学现状和前景的忧思。那么，您认为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学应该如何健康发展？

贺仲明：我曾经写过两篇文章谈到了一些，其中观点可能不一定得到很多人认可。文章对中国当代文学和日本文学进行了一个比较，这两个近邻文化基本同源，日本现代的文学艺术，已经形成了它的独特特质，有鲜明的个性和审美特点，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形成了什么样的特征呢？我觉得根本无法概括。当然不是要否定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成就，但就这一点而言，它的缺陷是毫无疑问的。民族文学要在世界文学中有自己的地位，必须有自己比较鲜明的形象和特征。这个特征是非常个性化的，又是深刻的，与其他民族文学不一样的。这个特征也不是由一个作家构成的，至少是由一个群体、一些优秀的代表性作家及其作品共同建构完成的中国文学形象，但是我们目前来说还没达到这一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影响力比较弱，如何更广泛地传播到西方，走向世界文学舞台，自身的定位非常重要，这也涉及文学跟传统的关系问题。如何借助传统文化文学的审美特征，建构起中国当代文学鲜明的民族文学特征，这是中国当代作家和学者需要应对的。

四 现当代文学经典建构与文学教育

祁春风：我注意到您近期主编了《中国乡土小说经典导读》，以及合作主编了“当代文学经典研究丛书”。您认为文学经典的标准是什么？您怎么看待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

贺仲明：经典和传统的关系密切。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五四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学经典的重构》，思考了这个问题。现代文学、当代文学都面临经典化的过程，文学经典的标准是什么？这是目前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有永恒经典的标准，有相对经典的标准，两者之间各有理由。我个人认为文学有基本标准，但更主要的内容是相对的，受时代、民族、文化各方面的影响。永恒经典和相对经典的标准也不同。谈到当代文学经典化，按照以往的说法，文学经典需要一个长时段的检验，有一个经典化过程，而当代文学才70多年，不太适合以经典命名，还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经典。但我并不排斥当代文学使用经典这个词，这个经典是相对的。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是漫长的过程，有其阶段性。因为经典是不断被建构的，同时代的文学批评、遴选，文学史书写等等，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过程非常有必要，还要非常认真地对待。当代文学需要科学化、学术化。当代文学与创作同时代，同时代的批评不可避免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往往情感色彩比较浓。建构经典要尽可能客观，祛除外在因素，要学术化、科学化。这个漫长的经典建构过程是必不可少的。

祁春风：您作为大学教师一直从事文学教育，也写了一些有关文学教育的文章。您如何评价当前的大学文学教育？

贺仲明：不仅是大学文学教育，从小学基础教育开始，都存在许多问题。我在山东大学任教时跟温儒敏教授是同事，他担任了部编本中学语文教材总主编。我们讨论中，他也谈过一些设想。关于文学阅读的重要性及其限度、当下中学语文教育改革等，我自己也有一些思考。很多人针砭中学的应试教育，认为大学文学教育应该加强文学阅读，实际上是为了冲淡应试教育。但他们没注意到大学教育也存在应试模式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不像中学那样显著，但同样存在，比如各种各样的等级考试，大学本身的课程考试，等等。有些当然很有必要，但是考试太多的话，占用学生很多时间，也导致很多大学生，包括中文系大学生作品阅读量很少，这是普遍的现象。前些年个别高校完全以研究生应试教育为目标，鼓励学生背教材，不看作品，引发了广泛关注。现在这种极端情况少了，但是“考研”学习方式更普遍了。当然，很多大学生看的作品相当少，也与信息化时代有关，手机普及，新的信息目不暇接，很多学生已经不习惯阅读纸质书籍，文学阅读也是如此。虽然阅读形式不重要，但用在文学作品阅读上的时间的确很少。这种阅读现状，对整个文学研究、文学鉴赏等都有很大影响，目前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但确实已经产生初步影响。

教育改革是非常复杂、艰难的问题。在文学教育上，要强化文学阅读，这方面尤其值得重视。作为老师，要倡导学生阅读，考试不要过于呆板，多将学生阅读和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减弱对考试形式的重视。体制方面，教学培养方案改革也同样重要。

（作者单位：贺仲明，暨南大学文学院；祁春风，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整理者：李珍妮。原载《当代文坛》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