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是一部红色历史题材的小说，一部青春热血喷涌的小说，一部心怀国家民族锦绣江山的小说，也是一部在艺术上大胆探索、迎难而上的小说。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近些年来读过的最让我着迷的小说，这部小说就是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在当代文学界，孙甘露声名远播，他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的《访问梦境》《我是少年酒坛子》《信使之函》等，已经成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和经典之作。多年后，他终于有新的长篇小说发表，对于期待已久的读者来说，好消息恰逢其时。

小说从1933年腊月十五的一次集会写起。1933年是白色恐怖最为严酷、民族危亡日益深重的时代：日军侵占了山海关，蒋介石亲赴南昌剿共，上海总工会发表《告全国工友书》，提出要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加紧抗日……这是那一时代中国具体的历史处境。也是孙甘露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一群热血青年，通过不同渠道参加了地下党，他们要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于是，会议的参加者卫达夫、易君年、凌汶、秦传安、田非、崔文泰、林石、董慧文等，在十点左右进了菜场三楼和四楼之间的夹层。房间中间放了一张长桌，每个人都要从口袋里摸出几只骨牌放到桌上——这是他们约定的暗号。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七张陌生的面孔。该来的人已经到齐，但会议召集人老方却没有到场。就在此时，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游队长游天啸，已经带人包抄了会场。一个不知名的人士不惜从楼上跳下，拼死为会议报警。易君年指挥大家四散逃离，但为时已晚。游天嘨走进房间也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对骰子，这是上级派来的人用的接头暗号。没有跑散的人悉数被捕。

这是小说的开头，也是小说的核心情节之一。侦缉队长游天啸带人准确地包围了菜场的会议室，并且有一对骰子，显然，内部出了叛徒。被逮捕的这些人免不了要受到审讯、行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青年地下党刚刚参加革命，他们有一腔热血却毫无斗争经验。和《红岩》里的许云峰、江姐等久经革命考验的革命家相去甚远。《红岩》的革命家无论斗争经验还是革命意志，可谓百炼成钢炉火纯青。他们是一代英勇坚贞的共产党人的楷模和象征。书写《红岩》的时代，革命取得胜利不久，革命理想主义的巨大感召力如日中天，作家怀着那一时代对革命和革命家的想象、用浪漫主义的方式书写了许云峰、江姐和他们的同志们。半个世纪过去之后，孙甘露用更真实的方法书写了那一代革命青年。对于董慧文、凌汶等青年女性来说，被捕之后她们不仅“十分害怕”，而且侦缉队人如果动刑，董慧文能做的也只是“朝墙上撞”，也就意味着以死相搏了，这是话语讲述的年代对那一时代革命青年的理解。这个理解是符合人性的。就如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一样，《死无葬身之地》是一部极端复杂的戏剧，反复交替的两个场景都被规定为极端化的场景，一面是法西斯的审讯室，一面是关押游击队员的牢房。但事实上，与游击队员构成尖锐戏剧冲突的不仅仅是法西斯的严刑拷打，更尖锐的矛盾和冲突来自于每个游击队员的内心。除了坚强和富有经验的希腊人卡洛里之外，索比埃、吕茜、弗郎索瓦和昂利，都惶恐不已惴惴不安。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有点什么秘密出卖以逃脱刑讯。既然游击队的行动都受到了怀疑，那么在敌人面前表现坚贞是否还有意义？但为了人的尊严，也为更多的游击队员免于被俘，卡洛里、索比埃和昂利都在审讯中坚持下来。但这时已经逃脱的队长若望却意外地被捕了，而且与队员们关在同一牢房。于是，矛盾急转直下：大家拥有了共同的秘密；相同的处境因队长的到来起了变化：队员要为守住这个秘密去遭受苦难，队长则要承受不能参与其间的心灵的煎熬。于是索比埃怕自己泄密选择了自杀，队长的同志和恋人被敌人凌辱，而吕茜的弟弟弗郎索瓦因扬言告密而死于同伴的扼杀。人性的多种可能性在极端化的情境中表观了它的不确定性。人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人是理性的也是非理性的；人是有尊严的也是自私的；人是可以沟通的而他人也是你的地狱……但争吵、宣泄或漫长的沉默之后，人的尊严要求和内心对高贵的意属，最终战胜了懦弱、私欲、卑下和法西斯的惨绝人寰，他们以死亡肯定了人的尊严和高贵。

侦缉队长游天啸从长计议，他释放了这些年轻的地下党。但是，不能释然的青年地下党们——易君年、秦传安、梁士超、林石、卫达夫、凌汶、董慧文、陈千元、陈千里等，在内部都是怀疑者也都是被怀疑者。因此，他们主动或被动地反复讲述自己那天菜场逃离的经过。于是时间反复重临起点，时间在小说中具有驾驭或掌控小说进程的作用，情节的变化或转折，都与时间密不可分——每个讲述者都要从头说起。一件事情有多种叙述，我们都可以看作是真相，也可以都看做是叙事。在回忆本来就是叙事这一点上，他们每人都在“虚构”了真相，同时每人也都说出了“真相”。这就是历史讲述的复杂性。或者说，他们几个当事人讲述的具体情况都是真实的，因为那是他们亲历的；但总体上又是难以确定的，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孤证”。这就是历史讲述的悖论。这一点酷似博尔赫斯著名的“迷宫”的叙述。《小径分岔的花园》表面上采取的是“侦探小说”的形式，就是因为“由于相互靠拢，分歧、交错或永远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小径分叉的花园象征着时间，没有绝对和同一的时间，即同一时间有若干可能性并存并导致不同的将来和结局，而我们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可能性，而且一经选择，就再也无法回头。”时间是同一时间，但不同的讲述使这相同时间不断地“分叉”，这个分叉使故事从单一事件不断被发酵、被复杂化。这个过程既是重建或复原的现场，被修复的个人“遗忘”，同时也是相互的补充或对话；当然，它同时也意味着真正的被修正甚至歪曲或篡改。《小径分岔的花园》里有所有的结局，每个结局，就如分岔那般，在迷宫中蔓延出去。德勒兹说博尔赫斯的分岔在此就是时间的分岔。如果将时间理解为一条线的话，那么它是一条不停息的分岔的线。每一条线上都对应着不同的回忆。但是，在《千里江山图》中，不断重临时间的起点，并不是叙事的空转。事实上，不断的讲述也如同层层剥笋，真相是在讲述中逐渐呈现出来的。

《千里江山图》的复杂性还不止是它的叙事，包括内容和人物关系也盘根错节千头万绪。比如特务头子叶启年，当年曾是一个学者，他们身边聚集这一群年轻人。他的女儿叶桃与和革命者、小说的主角陈千里相爱，叶启年坚决反对。叶桃后来参加了革命，利用自身的优越可以随意出入情报中心“瞻园”，很多非常重要的情报，都是叶桃传递出来的。叶启年认为是陈千里魅惑叶桃参加了革命。但事情并不在他的想象之中，叶桃恰恰是陈千里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但叶启年一定要把这个“私仇”记在陈千里身上。因此，当叶启年的学生、侦缉队长游天啸拿出照片时，叶启年一眼就认出那是陈千里。还有凌汶和龙冬、易君年三人的关系，是小说别开生面的设计，它的可读性一如侦破寻找内奸一样具有可读性。凌汶对爱情的坚贞，对龙冬的一往情深感人至深。那是革命者的爱情，对爱人的忠诚一如他们对革命的忠诚，凌汶对易君年轻佻的追求毫无不为之所动。这一点，凌汶与江姐完全是同一谱系的革命女性。事实上，易君年是隐藏更深的特务，他是叶启年真正的学生，他真实的名字叫卢忠德。小说的后半部，易君年是被置换为卢忠德出现的。

在不断重临起点的叙述中，人物身份逐渐浮出水面：崔文泰是会议的参加者，也是最早出现的人物。他到了菜场的小食摊，本来想喝碗豆浆吃块大饼了事，突然又改吃猪杂碎烧饼，从“了事”到“心里踏实多了”，其趣味、心事和人物身份恰切无比。或者说，即便在最细微处，作者也是一丝不苟用尽心思。果然，当陈千里们到银行取金条时，由于内奸的出卖，叶启年和游天啸早早将特务布置到了银行的周围。崔文泰看见叶启年时，喊了一声“叶主任”，这时内奸的线索才开始逐渐显现。神秘的“西施”其中就有叛徒崔文泰，牺牲的老方就是他出卖的。更为滑稽的是，崔文泰见钱眼开，他不惜开罪国共两党，他以为他的车上真的有黄金，于特务头子叶启年和地下党领导陈千里而不顾，一骑绝尘跑路了。但他还是被侦缉队长游天啸抓住了。崔文泰车上的皮箱里只有几只秤砣，一根黄金都没有。这是陈千里的智谋。鬼迷心窍的崔文泰终于被游天啸杀了。自以为得意的崔文泰自导自演了一场弥天闹剧，下场也是自食其果。崔文泰这样的人物是小说的一大发现。

当然，小说的主体是一群对革命向往又忠诚的热血青年。他们要完成一个重大的计划。这个计划被命名为“千里江山图”。著名的绘画作品《千里江山图》，是宋人王希孟十八岁创作的千古名画，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作品以长卷的形式描绘了山峦叠嶂江河湖水，意态生动气象万千。小说以“千里江山图”作为小说最重要的行动代号，显然意味深长。要转移的中央领导和浩瀚同志，心怀国家民族和千里江山，他们为中国的未来而战，构成了小说的基本主题。小说的情节无论多么复杂，始终都围绕着这一主题。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结构和叙述没有直奔主题，而是让这个主题像一束光盘环在情节之上，让情节围绕这束光展开。于是，小说在虚实之间造成了巨大的张力，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小说的虚构性就这样发挥到了极致。这群热血青年在陈千里的带领下，完成了这个任务。

小说最后附录的两则材料，是小说结构重要的组成部分。孙甘露以历史材料“仿真”的形式，最后完成了陈千里、叶桃、无名氏、方云平、凌汶、林石、陈千元、董慧文、卫达夫、李汉、梁士超、田非、秦传安等青年革命者形象的青春绝唱。他们宛如流星，瞬间熄灭也照亮了星空。青春的热血洒满了历史天幕，最终幻化为共和国的满天朝霞。他们义无反顾从容赴死，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壮美的青春就是这决绝且不动声色的容颜。

《千里江山图》是敢于迎难而上的创作，是敢于挑战难度、挑战自我的创作。这些年来，主题创作风起云涌，形成了巨大的文学潮流。这个领域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更多的作品避难就易，舍远求近，直奔主题。看似声势浩大，实则经不起阅读，文学性一直是这个领域远没解决的难题。因此，有质量、有可读性的主题创作凤毛麟角。直到孙甘露《千里江山图》的出现，我们长出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