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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传》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经典之作，最初连载于1940年香港的《星岛日报》。小说酝酿构思于萧红1936年旅居时期，1938年在武汉开始写作，因战乱1940年避居香港时重新接续上。当时，各地外乡人纷纷涌入香港，整个香港充满思乡的浓郁情调，报纸杂志泛滥着各种乡音乡情。①正是这股“乡愁”激活了萧红最浓郁的乡情,就像王德威所述“或缅怀故里风物的淳朴固陋或感叹现代文明的功利世俗或追忆童年往事的灿烂多姿或凸显村俚人事的奇情异趣。绵亘于其下的，则是时移事往的感伤、有家难归或惧归的尴尬，甚或一种盛年不再的隐忧。所谓的乡愁——亦于焉而起”②,回乡无望之际的萧红“浸润在关于呼兰河的情绪记忆里” ③,以自叙传小说《呼兰河传》追忆童年往事纾解故园之思,实现时空双重情感的回归与认同。

如歌如画的故乡风物

早年出走故乡后，萧红便一直颠沛流离于多事之秋的民族历史变动中，故乡的风景时常成为作家的书写对象，旅居日本时看到落雪，“好像看到了千里外的故乡”（《沙粒•十八》）。小说每章都有家乡风土的描摹和展示，如《清明上河图》般使得作品呈现出“一幅多彩的风土画”④的特质，它们既是乡土文化的重要组成，也是萧红怀恋故乡的深沉寄寓。

小说起笔描述了天寒地冻的北国景象：“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⑤严寒冻裂了世界，人们依然劳作与生活，卖馒头、卖豆腐、拉粮食、赶马车……如雪峰冰川覆盖下依然潜滋奔涌的地下河流，浩浩荡荡热气腾腾。在描述小城总特质后，萧红从俯瞰的视角勾勒出小城的总体布局：十字街、东二道街、西二道街、若干小胡同，以及沿街的学堂、火磨、烧饼铺、染缸房、扎彩铺……已有学者做出详细的考证研究，呼兰河街市的店铺“幌子”，与萧红的记忆高度吻合。可见，萧红对小城风物的熟稔与印象深刻。冬天旷野上飞驰的车马，“打着灯笼，甩着大鞭子，天空挂着三星”，简洁几笔勾勒出极具东北乡土特色的星夜行路图。夏季晚饭后满天的火烧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壮美绮丽多彩变幻，红堂堂、金洞洞、半紫半黄、半灰半百合、葡萄灰、梨子黄、茄子紫……萧红“一肌一容，尽态极妍”地展示小城美丽的自然风光，凸显出作者对故乡风物的热爱与怀念。

作家的回忆回环往复,如坠入时光的漩涡——“我家是荒凉的”。炉灶搭好后剩的泥土就扔在门边，砖头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凑巧炉灶或炕洞坏了拿来就用，打碎的大缸下边有无数的潮虫，破了口的坛子里还有非鱼非虫的活物，腐朽的猪槽子长了不少蘑菇，生锈的铁犁头用手一触就往下掉末儿……这些单调无聊的破东西在视觉上心理上都呈现出“荒凉”的质素，但却天经地义般地存在还都是成双成对的，“像是它们都配了对，结了婚。而且各自都有新生命送到世界上来。”毫不起眼的物件却呈现出一股原始的自然力，“不用人工，任其自然”衍生出新的生命体系，潜隐寓言着生活其中的呼兰河人的状态，寂寞又顽固，秉承着自然生命观逆来顺受，“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还能在贫瘠乏味的生存土壤中找到陪伴繁衍生息，以生命的怠惰顽强对抗外界的侵袭和无常。寻常普通的风物，荒凉得近乎远古却又生命勃发，萧红有意地营造出一个幽广的审美空间，传达出对故乡风土文化的“理解宽容和情感认同”⑥。

除此，故乡的后花园更承载着萧红最美好的情感记忆。花园里有蜜蜂、蝴蝶、蜻蜓、蚂蚱，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雨后的大榆树叶子发着光，闪烁得和沙滩上的蚌壳一样，“花园里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整个呼兰河城是低沉压抑的，但是“我”家的后花园却明亮得“使人睁不开眼”。“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萧红以诗意化的语言描绘出一个纯净无垢、自由自在的桃花源。花鸟虫蝶、倭瓜、黄瓜、玉米……花园中一切动植物都被拟人化了，带有强烈的主观意愿性，有无限本领，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呈现出生命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本真状态。倭瓜愿上架就上架，愿上房就上房，黄瓜愿结瓜就结瓜，不想结就不结。这种带有浪漫想象的童话叙事，呈现出生机勃勃、趣味盎然的生命基调，反映了萧红孩童时期对大自然和生命的最初理解和真挚热爱。

《呼兰河传》是作家临近生命终点时对童年生活的回溯性书写，“时间的推移造成适当的心理审美距离，使她能够更深入地揭示生活以及人生的真实底蕴”⑦，新鲜、健康、漂亮的后花园在经历了时间的过滤和沉淀后，“灌注的是写作者萧红渴望自由的情和意”，后花园这个回忆“所召唤出的纯真生命境界，展示的是成年女性萧红写作时的心灵面貌”⑧。因此，后花园这一意象不仅是作家童年乐园的现实归属，更是萧红自由、明亮、开阔的精神寓所，是作家身处错动混乱的历史情境、身历曲折复杂的人生形态之后，对自由纯真的生命境界的渴望，对重回精神原乡的情感表达。

悲欢交织的地域民俗

小城的民间风俗活动记录着故乡人民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具有强大无比的保守性和深不可测的影响力。这些活动在制造欢乐、教化民风的同时，也禁锢着乡土社会的思想、道德和习俗。在小城居民习以为常的精神盛举中，萧红娓娓叙说着无尽的怀想流露出对故乡民俗的情感眷恋，同时对恶习陋俗的荒谬和悲哀注入了深重的乡土忧思。

小说展示了呼兰河城婚丧嫁娶、节庆仪式、宗教信仰等富有地域气息的民间习俗，这些活动填充了小城人民冷清寂寞的精神空隙，也让萧红感知到乡土社会的精神生活方式，获得了民间文化的精神熏陶和艺术启蒙。如跳大神的唱词和鼓声就如同乡村古乐，常常引发街坊邻居“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的感慨兴叹。放河灯是为往生的人照亮阴间的路助其投胎转世，几千百只河灯浮在河面，“金呼呼，亮通通的”，孩子们拍手跳脚欢迎，大人们都看得出了神，“陶醉在灯光河色中”。这样举城而动、满河光华的境况，流到下游就显出荒凉孤寂的样子，“这河灯到底要漂到哪里呢？”看河灯的人由满心欢喜而生出空虚冷落来，萧红从一具体的现实情境，生发出对生命万物的悲凉感、虚无感，指向了对生命存在的普遍关怀。

有些风俗也蕴含着萧红对故乡水土和家族亲情的眷恋，其中最温暖亲切的莫过于应邀回娘家看戏的姊妹相聚的场景。“相见之下，真是不知从何说起，羞羞惭惭，欲言又止，刚一开始又觉得不好意思，过了一刻功夫，耳脸都发起烧来，于是相对无语，心中又喜又悲。过了一袋烟的工夫，等那往上冲的血流落了下去，彼此都逃出了那种昏昏恍恍的境界，这才来找几句不相干的话来开头。”作者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多年未见的姐妹在乍见之后的心理反应，从不好意思到悲喜交互再到逐渐冷静，潜深流静，缄默的表层下是激烈的身心震荡。表面上看她们不像姊妹倒是陌生人，异常冷落，但她们心里早就沟通、牵动着，一早就精心准备送给对方的礼物。送礼也从不渲染不张扬，只在一两天后夜深人静的时候从箱底取出来，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把东西递过去就算了事。接受的一方也不会说什么，连道谢也不说就收下了。萧红写出了平淡朴实却富有情味的兄弟母女姐妹之间深厚的感情，也道出了中国人含蓄内敛的情感表达方式。烛光灯火下，许久未见的家人谈着家常说着趣事，这是萧红关于故乡最温暖的记忆。这种对传统民族文化的潜意识认可和皈依，正是源自于内心深处的乡情眷恋。⑨

小说深刻揭露了掺杂着封建糟粕的恶习陋规如何顽固地支配着人的思想和命运，以其强大的惯性阻碍人对自由、幸福的追求。跳大神、放河灯、野台子戏、娘娘庙大会等都是为祭奠鬼神准备的；指腹为婚的传统婚俗往往演变成女子跳井、上吊的人间悲剧；娘娘庙里的神像塑得温顺是因为常常挨打，由此形成家暴是传统的社会共识；七月十五出生的孩子被认为命不好，尤其是女子很难找婆家，如果有丰厚嫁妆就另当别论等。文本对这些陈规陋习的描写映照出底层人民的愚昧、悲苦、挣扎，也揭露出小城人民无知、冷漠、残忍，其中最令人心痛的就是老胡一家的悲剧命运。他家总是安安静静的，家风“干净利落，兄友弟恭，父慈子爱”，可是最终小团圆媳妇被折磨死了，大孙子媳妇跟人跑了，婆婆死了，儿媳妇一个哭瞎了一个半疯了，令人唏嘘。导致家族的败落凋零的原因就是他家跳大神的传统。儿媳妇为表孝心，就经常张罗着给病着的老太太跳一跳大神。小团圆媳妇原本是个健康、大方的小姑娘，因不符合小城低眉顺眼的“规矩”，被打得生病。为了治病就请大神、吃偏方、喝野药、看香、扶乩等，传为一时之盛，最终听信大神的胡言，用开水给小团圆媳妇当众洗澡，昏死过去救醒再洗。热闹结束后，全城对于跳神打鼓和小团圆媳妇的哭叫“一点没有留下痕迹”，让人寒意凛凛。最终小女孩被生生折腾死，老胡家也耗去不少钱财，从此一蹶不振。可见隐藏在跳大神等一系列民间习俗背后的落后封建迷信思想和乡土文化规约，驱动着胡家婆婆和邻居乡人成为“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鲁迅)从而造成这一人间悲剧。萧红对此并未作出直露尖刻的评判，只以“家家户户都是黑洞洞的”描述全城围观小团圆媳妇洗澡后的场景描绘，隐喻着作者对人们冷酷残忍的病态灵魂的愤怒与批判。

明暗互生的人间生存

在小说中，萧红通过碎片化的日常场景和片段式的人物素描，连缀起小城居民习以为常的生存与命运，揭示了呼兰普通民众生存惯性背后的畸形、病态与生存本能包蕴的顽强、坚韧，由此洞见小城人民悲苦叠加明暗互生的人间生存众生相。透过这些“生的顽强死的挣扎”的民间生命，萧红与记忆中的故土乡人达成和解。

追忆故乡不仅是重拾对往昔故园生活的珍贵回忆与左邻右舍的生活样貌，而且是对他们行为准则、生活哲学乃至民族精神的深刻反思与重新镀亮。王寡妇在独子淹死后就疯了，但还晓得卖豆芽菜，仍静静地活着。开粉房的住在随时可能倒掉的草房里，因长有蘑菇可吃被人羡慕，边挂粉边唱着，“好像含着眼泪在笑似的”。扎彩铺的能做出那些炫目耀眼的活计，却穿着破烂衣服，吃着粗菜粗饭，似乎也很苦，但“一天一天的，也就糊里糊涂地过去了”。聚引在呼兰河这片土地生活的每个生命，过着既不向前也不回头的生活，只是按照自然法则、习惯势力、生存本能延续下去，“一天一天地平板地、无怨无尤地在他们祖先给他们准备好的口粮中生活着”。这些麻木而寂寞的底层生命挣扎在风霜雨雪的四季轮回里，确实是愚昧的、迟钝的、灰暗的，动物般蠕动在生活的泥淖里，“然而他们的本质是良善的，他们不欺诈，不虚伪，他们也不好吃懒做，他们极容易满足。……他们都像最低级的植物似的，只要极少的水份，土壤，阳光——甚至没有阳光，就能够生存了。”⑩

在这些愚蠢的动物、低级的植物中，萧红在冯歪嘴子的形象中完成了人生价值精神认同的自我确立。冯歪嘴子是个磨倌儿，给东家推磨做粘糕，日子清净又寂寞。冯歪嘴子为人善良，知道我爱吃粘糕，看见我就切好一片送上来；爱护妻子，让妻子多吃鸡蛋补身体；珍视家庭，挂窗帘买棉花迎接孩子出生。最震撼人心的是，他面对乡土社会价值体系与道德规范施压的安之若素与坚韧顽强。与王大姐自由结合承受着公众舆论的话语施暴，对于邻居街坊的取笑，从不感到难为情也不觉得羞耻；王大姐产后死去，看热闹的人都认为他非完不可，可他自己并没有绝望。看到两个孩子，“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他一定要生根的。要长得牢牢的。”“于是他照常地活在世界上，他照常地负着他那份责任。”冯歪嘴子安然若素地照旧生活，有力地回击着那些沉浸在自己想象出来的种种不幸与悲惨里的看客，默然地执行着外物寂无扰的生活哲学。“他不知道人们都用绝望的眼光来看他，他不知道他已经处在了怎样的一种艰难的境地。他不知道他自己已经完了。他没有想过。”一切嘲笑、讥讽、议论，最终在他强韧的生存意志面前陷入了恐慌与绝望，萧红在愚昧封闭控制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中，锻造出低贱如蚁卑微如芥的人的强大存在与抉择。这不仅是萧红强烈追寻故土乡人的原始生命力和强健延续力的艺术体现，更是作家在经历了身心流浪之后对故乡这一精神归属地的思想认同。冯歪嘴子不屈不挠地扎根大地的生存姿态，使得萧红“从呼兰河的审视着和批判者”变成“一个逃离了呼兰河又怀恋着呼兰河的真实存在”⑪。

历史纷乱错动时，萧红从呼兰小城出发，从哈尔滨到北京、青岛、上海再到东京，从北京到上海再到临汾、西安、武汉、重庆，直至香港，风雨如晦的动荡年代与饥寒交迫的生存经历，异乡体验与故乡意识深刻交糅在萧红的人生况味中，“这是一部在国家危难时期，背井离乡的作者，对故乡一往情深的恋歌。”⑫萧红以诗意的笔触、复沓的节奏，叙述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的童年记忆，透过那些“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展现出20世纪20年代中国东北小城的风土人情与思想文化，重新擦亮了蕴含其中的乡土生活哲学与民族精神，使得作家在重回精神原乡中完成与乡土故人的和解，在重新体认价值母体时纾解了缈邈难收的乡愁。

参考文献：

①曹革成：《我的婶婶萧红》，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69页。

②王德威：《原乡神话的追逐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第 225 页。

③赵园：《论小说十家》，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 年，第 250 页。

④⑩茅盾：《呼兰河传•序》，团结出版社，第7页。

⑤萧红：《呼兰河传》，团结出版社，2017年。

以下未注明的引文均出自该版本。

⑥宋剑华：《呼兰河传》：遥望故乡的生命绝唱，中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

⑦郑莉：悲悯与彻悟的独特表达——简论萧红小说《呼兰河传》的文本特征，名作欣赏，2008年，第5期，55页。

⑧李玲：《呼兰河传》：一个现代知识女性的故园之思，名作欣赏，2019年，第1期，96页。

⑨阮学云，丁根发：论民俗文化在《呼兰河传》中的作用及意义。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9月，第22卷第3期。

⑪段从学：《呼兰河传》的“写法”与“主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7期，第11页。

⑫季红真：《萧红大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5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