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我们在梳理中国近一百年的文学时，我们看到，抗战文艺运动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无疑就是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举行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简称为《讲话》）的发表。《讲话》以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为全篇的中心思想，目的在求得文艺对革命的有力配合。《讲话》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解放区文学和新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讲话》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在《讲话》的“引言”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了一些应该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讲话》要求无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们要“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还指出我们文艺服务的对象：“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那么“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

在《讲话》的“结论”部分，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四十年代延安整风的产物，正式发表于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讲话》一经发表，就产生了深远广阔的影响，无论在解放区时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讲话》均是我们党制定文艺政策、指导文艺运动的根本方针。这些文学理论的焦点，是如何理解和处理文学的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创作中的客观真实与作家主体精神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创作中的个人追求和文艺的大众化方向的关系。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对这些理论广泛的讨论和实践，不仅大大拓宽和深化了对这些重大文艺理论问题的认识，在一些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而且推动了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在文学的民族化和大众化方面的进展尤为显著。

为了实践以上目的和体现以上的精神，众多作家，特别是生活在解放区的作家都积极转型并进行符合讲话精神的创作，并渐渐将自己的这种创作变为自己的自觉行为，作家们义无反顾地走出个人的象牙塔，去以现实主义的写法来反映时代生活。在这种文艺思想指导下创作出的相关的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都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以及干预生活的特点。比如赵树理。他是积极践行《讲话》精神的代表性作家，他的小说模式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采用的是适合中国大众的审美习惯，欣赏趣味，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艺术形式，可以说，内容上的干预生活，艺术上的本土风味，构成了赵树理小说模式的经纬之网。赵树理的这些风格是从《讲话》中脱胎出来的。其他的相当一批作家的创作也渐渐走上了这条道路。比如歌剧《白毛女》，本是一个民间口头创作的“白毛仙姑”传说，在《讲话》思想的影响中，被赋予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全新主题，再加上融合西洋歌剧与民间戏曲，使得革命意识形态与民间审美趣味获得某种统一，因而得到了大家的共同赞许。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为什么作家们艺术家们一直在努力实践着这一指导思想，甚至有时候甘愿放弃自己的创作个性呢，他们为什么能如此忠诚的来进行创作呢，我想，要解释这点，我觉得应该从五四以来作家的走向中来考察。

就五四新文学运动而言，他们讲求的启蒙，必然要求文学艺术的创作必然走一条大众化的道路，即五四以来的文化本身就是大众化的，大众化早早就已经成为诸多有责任的作家所恪守的信条。五四时期的诸多的优秀分子已经明确意识到要完成政治革命，必须彻底摧毁旧政治的基础，而这新旧信仰的一立一破便成为政治革命的根本，文学作为新旧信仰的主要载体，就成了这一立一破的具体对象。自梁启超倡言“三界革命”之时，我们就看到这样一条文学革命的思路：欲救亡兴国，必先新其政治（新政），欲新其政治必先新其道德（新民），欲新其道德必先新其文学（新诗、新文、新小说）。文学研究会也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被看作“为人生而艺术”一派。再往下的诸多作家的创作以及作品，也是沿着这一脉络行进的。

也就是说，在这点上，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有着相当的社会根基和文化根基的，也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精神的高度提炼和浓缩。我们知道，五四以来的有责任心的作家从那时起，就自愿地不断地将大众纳入自己的创作之中，并努力成为主要的形象和内容，因此两者之间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契合，表现出一种同构的倾向。

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之时，其价值就是平民化，“我手写我口”的现代文学革命口号，也是基于这一要求。创造社在提出革命文学时就说，“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一项“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的议案，1931年11月“左联”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正式宣布，“为完成当前迫切的任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确定新的路线。首先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文学的大众化。”鲁迅认为：“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鉴赏”，“自己就是民众的一个人，不是民众以外或以上的任何东西。……须得赶快回到民众中去，深入农村，深入工场地带，努力接近人民大众，了解他们的生活，希望，言语，习惯，一切喜怒哀乐的内心和外形，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复到人民的主位”。这些与《讲话》的精神都是一致的。

可以说，那个时期众多作家对于民族救亡和人民解放的倾心与努力，与《讲话》所讲到的大众化要求是同一的，于是，很多知识分子自觉放弃了高高在上的精英立场，从而走向了文艺为工农兵、为人民的创作实践。这种要求既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要求，也是《讲话》精神的要求，是与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知识分子向工农兵看齐，深入工农兵生活的观念是基本一致的，因此，《讲话》成为中国作家创作的根本出发点，就成为了个人以及时代的必然。

（作者系《诗刊》副主编、《中华辞赋》杂志社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