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施勇的工作室就是他日常的办公地点

施勇，毕业于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广东人民出版社学术文化出版中心主任。2018年参与实施广东人民出版社人文社科图书的品牌规划，创立社科产品线“万有引力”书系，为广东人民出版社市场图书品牌经营开创了新的局面。

◎长期阅读方能逐渐形成洞见和思考力

没有神圣的光环，亦无浪漫的想象，出版对于施勇来说，像一台精密的仪器，唯有秩序井然地运转，方能保证图书出版的高效和质量。

他的工作室就是办公室。一张再普通不过的办公桌，两台电脑，堆得满满的书稿，一抬头，是一株小小的发财树，自然地生长，翠绿而充满生机。一如施勇的工作，在略显枯燥的重复下，却暗藏着一名出版人的勃勃雄心和无比清晰的规划。

“作为一名出版人，最关键的素质不是耐心，也不是责任，而是思考力。”从事社科类出版的施勇，十分强调一名编辑思考的能力和深度。由他策划的书籍始终关注当代人的生存境遇，努力寻找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字与思想。

思考力的形成离不开经年累月的阅读。在施勇办公桌后面，连片的书柜摆满了各色书籍，他自己做的书比较少，大部分都是别家出版社的书籍，包括中信、理想国、甲骨文等大众耳熟能详的出版品牌的图书。

尽管阅读面很广，但是在施勇心里，并没有所谓意义重大的书。在他看来，每一本书都只是提供一个思考的切口，不存在读完某本书后振聋发聩，立马改变了他的整个思维方式。

“读书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你的经验、见识、思考也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有了长期的积累才会形成洞见和思考力。”施勇称，如果非要说哪本书用得比较久，那就是工具书，比如辞海。

工作室于施勇而言，同样没有特殊的意义。“我比较喜欢消解出版的神圣，工位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办公的地方，既不神圣也不浪漫。”在施勇看来，直到今天，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依旧对出版这个行业抱有很多浪漫的想象，“其实当出版呈现出浪漫的状态，往往是团队的经营快要垮掉的时候。”

在施勇看来，今天的出版业已经逐步淡化农耕文明时代的色彩，大跨步迈向工业时代，强调团队的协同作战能力、分工的合理和科学的效率。

施勇强调，出版的工业化运作体系跟编辑个性化的风格并不矛盾，而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一个作品没有效率也没有在市场端得到读者认可，那么所谓的编辑风格、个性其实只是一种虚假的自我感动。”

◎做出有全国影响力的社科产品线

2018年年底，施勇带领着团队创立了“万有引力”书系，意在充分探索如何在地方出版集团做出有全国影响力的社科产品线。不到四年的时间，“万有引力”书系共推出19本书，几乎本本都拿奖。

《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获中南地区人民出版社第四十一届优秀社科读物评选活动优秀图书奖；《新黑暗时代》入选第十五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穿过一条街道的方法：无穷大简史》入选“文艺批评”2021年度文学作品书单……

施勇所带领的团队，在选题上展现出极具先锋性的视野，关注人文社科的前沿问题。凭借敏锐的问题意识，极具现实意义的选题，在习惯“短平快”的时代里，展现出对现实的深深关怀以及沟通学术与大众所做出的努力。

施勇表示，对“万有引力”团队来说，最值得骄傲的并不是出版一部十分畅销的社科作品，反倒是成功地把一些思想性强、但又不太好读的社科作品出版好、传播好。

尽管“万有引力”书系在市场和业界都获得好评，但是施勇内心依旧存在着大量的困惑：社科书为什么总是这么难卖？在这个短视频大行其道的时代，读者的注意力被不断摊薄，小众的社科书还有没有必要做下去？

这间小小的办公室，经历过无数场选题会中的矛盾、分歧以及冲突。其中做得最久的是《蚂蚁社会》，整整做了六七年，做到图书版权都过期了。施勇说：“书稿的艰深程度，不但让初审编辑头疼，复审、终审和校对老师也是直呼救命，纷纷表示再也不想见到这部书稿。”

难归难，在求索的过程中，施勇却坚定了做下去的信心和勇气。不打情怀牌，更不卖惨，施勇带领着团队，埋头通过一本又一本优质的社科图书，占领市场，走进读者的心里：“对于图书出版的未来，我始终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读者永远在那里，我们不缺读者，缺的是高质量的原创书籍。”

【访谈】

社科图书市场逐渐回暖

羊城晚报：您做出版这一行已十年有余，在您看来，跟十年前相比出版业有何变化？

施勇：我觉得当下出版肯定是越来越小众化，但其实出版业态一直来都是非常小众的活动。因为阅读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逆人性的，它需要读者付出智力，用理性克服思维惰性。换句话说就是让读者掏钱买难受，你想想有多难。

这十年来，出版市场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大众市场受到的冲击最大，畅销书越来越少了，因为畅销书这一块的市场很大程度上被短视频和游戏摊薄了，这个是大势所趋，没办法逆转的。

就社科图书而言，受众确实相对狭窄，但是近几年市场逐渐回暖，越来越多思想性强且文本阅读友好的图书受到读者喜爱。《切尔诺贝利》《无泪而泣》《无处安放的同情》《蚂蚁社会》《被抹去的历史》……我们推出的系列书籍大多都受到市场的欢迎和读者的肯定，我个人还是挺意外的。

羊城晚报：思想文化类书籍很难吸引大众读者的注意力，为何会逆流而行推出“万有引力”书系？

施勇：首先就是个人的原因，想改变一下赛道，突破一下自己；也想延续我们社做社科书的传统。更为重要的是，当前我们依旧需要更多元、更前沿的社科书籍，来拓展我们的视野去认识这个世界，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去吸纳、接受世界上一切好的文明成果。

“万有引力”书系聚焦世界史、中国史及其他人文社科公共议题等热度稳定、不易因时因地而变的话题，形成产品线定位准确、结构清晰，可互补支撑、可协同作战的产品矩阵。例如《法兰西的陷落》《血色要塞》《泪之地》等产品都是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社科书籍有它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不因潮流而动，永远有自己的核心市场和核心读者群。做社科出版，过于关注短期的经济收益追逐热点，很可能得不偿失；坚持自己的出版价值判断，舍得放弃一些短期利益，坚持做一个长期主义者，积跬步往往可以致千里。只要有足够深度的内容作支撑，自然可以在市场上保持长销。

迈向全国社科出版第一方阵

羊城晚报：可以分享一下“万有引力”书系的成功的经验吗？

施勇：我们最开始会观察同行里面做得比较好的是怎么做的，了解市场寻找选题。后来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现在已经不会跟着市场去做选题，而是回到文本本身来判断一个选题的价值。

我判断文本有四个标准：原创性、学术性、文学性、大众性。如果一个选题在这四个方面都符合，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题。

目前我觉得“万有引力”书系做得最好的就是《切尔诺贝利》，这本书呈现的文本特质是我们想象中“万有引力”的选题应该有的样子，文本在原创性、学术性、文学性和大众性四方面取得了一个恰当的平衡，更重要的是，从文本中我们能观察和嗅探到人在巨大的灾难洪流中的位置和命运，能体会到作者对人的价值关怀和思考的温度。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广东社科类出版在全国来说居于什么样的位置？

施勇：广东的社科类图书出版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不过这几年广东省出版集团对大众出版板块进行“专业化、特色化、品牌化”改革，很多年轻的编辑开始崭露头角，不少书籍也逐渐得到市场的青睐和认可。

我相信随着改革的深入，广东出版在三五年内，会培育出接近全国社科出版第一方阵的出版品牌、出版团队。

我们会继续深耕“万有引力”书系，把类似《蚂蚁社会》《无处安放的同情》这种不好读的社科小众书籍编辑好、出版好、传播好，为读者认知世界提供更多元化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