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16年3月3日至16日，鲁迅用13天时间抄录校勘了40页、约13000字的《法显传》，既是对自己此前大量阅读佛经的一个总结，也是他探索自我精神世界、坚守文化学术事业的一次发愿。

《鲁迅抄校法显传注释》封面

鲁迅时代，佛教盛行于各阶层、各群体，人们从中获取对人生悲欢的认识，得到为善去恶的道德教育，并形成因果报应的信念。鲁迅少时，不但在绍兴街市见识与佛教有关的场景，而且在家中目睹了祖母的凄苦以及她从佛教中寻求精神慰藉的经历。童年的记忆是一个人生命底色形成的重要元素，鲁迅在家道衰落后尝到人世冷暖，人生的苦难色彩加重，让他对人生的艰辛和不确定性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因此，鲁迅常常在文章中对佛教徒寄予同情和理解。

鲁迅在求学过程中也很受佛学的影响。梁启超认为佛学是晚清思想的一个“伏流”，是对清代文人沉溺于文学、音韵、训诂等“汉学”的反拨，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包括梁启超本人，都兼治佛学。崇信佛教成了时代风尚，社会上掀起了复兴佛学运动。居士杨文会以弘扬佛教为己任，成立组织，刻印佛经，业绩突出，影响很大，而他的主要活动地就在鲁迅曾经求学的南京。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遇到提倡发扬国粹、“佛法救国”的章太炎。章太炎推崇法相唯识学：“法相宗所说，就是万法唯心。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觉，并非实在真有”，认为人如获得这样的认识，“才能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

1914年至1916年，鲁迅的日记中关于购读佛经的记载很多。特别是1914年4月到年底的9个月里，购买佛教书籍八九十部一百二十余册，花去四五十元，占全年买书总款的百分之三四十。期间他经常流连在琉璃厂一带，是有正书局、文明书局等店铺的老主顾，日常与清末佛学领袖杨文会的高足梅光羲、佛教徒许季上等往来频仍。

鲁迅在十年沉默期大量抄写包括佛经文献在内的古籍。他的抄佛经不只是排遣寂寞的手段，也是学术研究的准备，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很多抄写是有计划的工作。

佛教文献在激励鲁迅潜心学问方面起到了实际作用。1916年3月鲁迅抄校《法显传》，就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活动，这不但是对他本人一个时期购读佛经的总结，而且是为了激励他在寂寞的文化事业上更勇猛精进——他从这部书中找到自己志业的精神动力。

鲁迅抄校《法显传》手迹

《法显传》是法显晚年自述天竺求法经历的著作，也称《佛国记》，又名《历游天竺记》《昔道人法显从长安行西至天竺传》《释法显行传》《历游天竺记传》《法显记》等。《法显传》叙述了法显以六十岁左右的高龄，从长安出发，通过河西走廊，横越今天新疆境内的大沙漠，逾葱岭，取道今印度河流域而入恒河流域，即经今巴基斯坦入阿富汗，又返巴基斯坦境内，然后东入印度，穿行尼泊尔南部而达恒河下游的佛教中心地，在摩竭提国首都巴连弗邑留住三年，学梵书梵语，抄写经律，后渡海至师子国即今斯里兰卡，两年后航海东归，中途在今苏门答腊或爪哇短暂停留，继续向北航行，终于到达今山东半岛南部的崂山，转由陆路南下至建康（南京）。

在建康道场寺，僧人请法显写出游历天竺的经过，于是有了这部《法显传》。传后有一段记录者所写的跋文，引述法显的自评道：“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不必全之地，以达万一之冀。”并高度赞扬法显的志业和精神：“于是感叹斯人，以为古今罕有。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

《法显传》的价值，不仅在于记述了法显个人经历，更在于通过他的见闻，保存了一千五六百年以前中亚、南亚（包括东南亚）的历史、地理、宗教资料。法显之前，真正到达印度的中国求法僧人几乎没有。学者赞道：“故海陆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反者，恐以法显为第一人。”（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印度佛教由小乘逐渐过渡到大乘。小乘讲渐悟，讲个人努力苦修，并且不期许每个人成佛。大乘提倡顿悟成佛，认为只要虔心供养，口宣佛号，一样可以成佛，为广大信众开了方便法门，这样对社会生产力也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中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兴起的顿悟学说，就是顺应了中国国情的结果，陆续有与魏晋玄学思想相结合的般若学及涅槃佛性学说等出现，宣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法显携归建康并同佛陀跋陀罗译出的《方等般泥洹经》（亦称《大般泥洹经》或《方等大般泥洹经》，即《六卷泥洹》）对这一佛教教义和佛教活动的发展和扩大所起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法显传》道：“其书以天竺为中国，以中国为边地。盖释氏自尊其教，其诞谬不足与争。”指的是书中印度僧人把印度视为“中国”，而将法显等所从来的秦（汉）地视为“边地”。《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固守儒家正统观念，其对佛教的态度可想而知，对《法显传》中一些记述的准确性有所挑剔，也可以理解。千余年历史变迁，民族国家、宗教信仰发生了很大变化，后人自难完全模拟前人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批评容或商讨辩论，但《法显传》的记述对后来的历史、地理研究的参考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结尾对《法显传》的总体评价仍然较高：“然六朝旧笈，流传颇久，其叙述古雅，亦非后来行记所及。存广异闻，亦无不可也。”

鲁迅抄校《法显传》手迹

从鲁迅手抄稿的天头上的校勘成果如“明作”“丽日本无字”，可知他用来校勘原本的版本是“明本”和“丽日本”。但其抄录所依据的原本却没有说明。推测可能是较为通行的宋绍兴初思溪藏本，当时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有藏，鲁迅借阅比较方便。将之与他的抄稿核对，内容相同，只有一个差别，即京师图书馆藏本在书名“《法显传》一卷”下有“通字”两字，鲁迅未抄；藏本卷末附有对书中字、词的音、义解释，有百余个，即所谓“通字”的具体内容，鲁迅也未抄录。现存抄稿中校文二百四十余条，主要内容是指出书中异字及抄本中多出或缺落之字。“明”指明代刻本。明代以后的多种丛书收录了《法显传》，如《秘册汇函》《津逮秘书》《唐宋丛书》《增订汉魏丛书》《学津讨原》等，均名为《佛国记》。但张宗祥据明抄本辑印《说郛》卷四题为《法显记》。鲁迅所据以校勘者可能是明代的《北藏》。“丽”指《高丽藏》。经检核，鲁迅的校对结果与高丽藏版本相同。“日”则指《卍（万）正藏经》，全称《大日本校订训点大藏经》，又称《大日本校订藏经》《日本藏经书院大藏经》《卍大藏经》，是日本京都藏经书院于明治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间（1902-1905），依据忍澄所校订的黄檗本，以四号活字印行的方册本。其经目略依《北藏》，经文多从《丽藏》，经名也以《丽藏》为主，因两者极为相近，一般称为“丽日本”或“日本翻刻高丽本”。鲁迅在校订《百喻经》时使用过：“乙卯七月二十日，以日本翻刻高丽宝永己丑年本校一过，异字悉出于上，多有谬误，不可尽据也。”在抄录《出三藏记集》时也使用过，1915年7月25日日记，晚“写《出三藏记集》第一卷讫，据日本翻高丽本”。鲁迅抄校《法显传》所出校文多来自丽日本，较少来自明本。

综上，鲁迅抄校《法显传》的意图，推测起来大概有：一、对自己阅读佛经的总结，像捐资刻印《百喻经》一样是还愿和功德，也就是说，有将手抄稿本送去刻印的可能；二、在抄写《法显传》之前，鲁迅已经购买并阅读了法显取回或翻译的经书，对法显的业绩有了比较多的了解，因此，抄校行为可以视为对法显取经活动表达敬意，同时也是自己的一次发愿：决心在法显求法精神鼓舞下对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整理。

抄写《法显传》是鲁迅人生一个关键时期谋求自我解脱的方法，更是一次发愿。他珍藏这个为他提供愿力的文本，时或以此明志，不但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表彰，在《拿来主义》中借鉴，更在翻译工作中践行。法显的取经、译经活动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主动“拿来”的壮举，而鲁迅一生从事翻译工作，是对法显“拿来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一百多年后，我们寻绎鲁迅抄写《法显传》所蕴含的意义，不但能看到其一生学术文化事业的一块基石，而且能看到指引未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道路的一盏明灯。

2022年1月19日于北京阜成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