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朱永新和孩子们

朱永新是阅读的“超人”。

作为新教育实验的发起人，二十多年间，朱永新孜孜不倦，身体力行在各个领域全力倡导阅读。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然是一个美丽的精神家园。”朱永新说，阅读虽然是个体行为，但每个个体行为汇聚起来就会成为一个国家行为，成为一个民族行为，继而造就一个国家的精神境界。

作为读书人的朱永新，他读陶行知、叶圣陶、杜威、苏霍姆林斯基等大师著作，孜孜不倦地连续写了十几年的读书笔记，带领父母、老师们和大师对话；他曾经以每天读一本童书的速度，连续读了2000多本，每篇写下读书记录发布在自己的微博上……几十年间，朱永新一直遵循父亲的教诲，每日晨起读书、写作，著述等身，他的成长得益于父母的言传身教，在从事教育几十年间，他更深谙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因此，2022年1月1日，《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之后，作为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朱永新除了提出把家庭教育作为师范院校的一门课程等建议之外，还主编了一系列相关图书，“名家忆父母”（《母爱的学问》《父爱的力量》）陆续由团结出版社推出，希望以此作为礼物，献给天下父母。

2012年，朱永新被新闻出版总署任命为“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2020年，朱永新荣获“IBBY-iRead爱阅人物奖”。

阅读是教育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初，朱永新就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学生必读书制度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阅读的重要性，并确定以阅读作为重要的事业？

朱永新：1993年担任苏州大学教务处长期间，我就发现大学生不读书的情况比较普遍，甚至中文系的学生连四大名著都没有读过。于是，我在苏州大学推出了学生必读书制度，组织专家开始研制大、中、小学生的书目。随着实验的深入，我们越来越深刻地发现，阅读应该是教育的基础，而阅读的关键首先就在于“读什么”。

中华读书报：从1995年起，您开始组织专家研制各类书目，推出中国幼儿、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等一系列书目。这些书目的确定，会有争议吗？

朱永新：在做大学生推荐书目时发现，培养大学生阅读习惯已经有些晚了，于是就想从中小学开始。我们还发现，学生不读书与老师有密切关系，所以又增加了教师书目，后来拓展到父母、企业家、领导干部的阅读书目……当然，做书目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很多人认为阅读是个体化行为，没必要推荐书目；在推荐书的时候，哪些书选、哪些书不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争议是必然的。

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针对我们的书目提出严厉批评的。曹文轩先生多次评价说，我们的书目可能有遗珠之憾（因为数量严格限制），但绝对没有鱼目混珠。我们用了很大心思，最早的大学生书目，开了几十次会议，换了两个团队，讨论了上千本书才确定；讨论小学生书目，二十多个人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我跟团队说，书目本身当然仁者见仁，但有两条要求：第一，我们选的书必须是自己读过的，不能道听途说；第二，某本书没选上，你要告诉我理由。

我认为推荐书目对大部分人来说是需要的。尤其现在每年有几十万种图书出版，一般的老师、父母和孩子选书就如大海捞针。书目是人们阅读的重要指南。同时，选书要有标准。现在很多书目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自洽的、严格的、统一的评选标准。我们会考虑文化的差异性、体裁的多样性，同时兼顾考虑经典性与可读性等。

中华读书报：那么，不同层次的“基础阅读书目”选择的标准和理由是什么？

朱永新：我一直认为，阅读的高度决定精神的高度，读什么书会成为什么人。所以，根据自己的职业和兴趣，选择一些能够帮助自己成长和发展的书籍，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努力学会做的事情。选书是一门技术活，需要视野、眼光，也需要情怀、经验。比如《中国幼儿基础阅读书目》，我们主张第一是追求和展现真、善、美，要有价值引领；第二是以儿童为中心，不能离孩子太远；第三是以故事为中心，要有吸引力、想象力，要充满趣味；第四要以绘本为中心，对一般儿童来说，图画是他们的世界；第五是以共读为中心，共读、共写、共同生活。针对不同年龄层次，“基础阅读书目”中选了相当多的经典。经典是时间帮我们大浪淘沙选出来的，对形成我们共同的价值观有重要意义。

每做一个书目之前，我们都要制定原则和选择标准，我要求反复打磨，最好的书不能逃脱我们的眼睛。

如果说，20年前的“新教育”还只是朱永新的一个梦想，如今他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

中华读书报：从2000年开始您推动“新教育实验”。如何理解“新教育”？

朱永新：和学院派不同，新教育是开放型的实验，是把原理、方法拿到教育一线去实践、检验、丰富、完善，我比喻为熬“石头汤”。锅是我架起来的，各种原料是大家共同给予并且一起熬制的，我和学校师生一起参与，一起推动新教育向前发展。新教育有“十大行动”“五大课程”，都是不断丰富完善起来的。新教育最根本的核心理念就是“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帮助一个人拥有丰富幸福的人生，成为更好的自己，围绕这个宗旨不断推动新教育实验。

比如在调研中发现，中小学所有学科中，语文学科之外几乎没有阅读，我们重新发现了学科阅读的价值和意义，公布了小学数学、科学、中学物理、化学、艺术等不同学科的阅读书目，从2016年开始研制了中小学所有学科的教师、学生的基础阅读书目《中国中小学学科阅读书目》。2019年开始的《中国中小学项目研究阅读书目》，就中小学生进行项目学习提供阅读书目，首批已经启动航空航天、大气科学、电影、戏剧等二十余个书目。

这三大系列书目为儿童阅读提供了地图，而且每个书目之中、三大系列之间，又形成了由浅入深的阅读梯次，为儿童阅读的后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支持。

中华读书报：“新教育实验”发端于江苏常州一个乡村学校，至今全国已有八千三百余所学校加入。这不仅是一次教育行动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一次阅读革命。在最初的时候，您大概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参与，形成如此大的规模吧？

朱永新：没想到。最初计划以科学严谨的方法在一所学校扎根做。当时我在苏州做副市长，我在第一所挂牌的新教育实验学校的开学典礼上有个讲话，这个讲话很快在互联网传开，几十所学校一下就加入了实验。因为比较契合教育的规律，行动的门坎低，一看就懂，一做就有效，所以有比较好的拓展。

中华读书报：2002年，在新教育实验开始不久，您曾在教育在线网站发过一个“朱永新成功保险公司”的帖子，要求新教育教师坚持写作，每天用心记录自己的生活，记录自己与学生的交流，记录自己的阅读与思考。您已经坚持了20年，统计过自己的著述吗？同行的教师中，有多少人坚持下来了？

朱永新：没有确切统计，我每天早晨5点多起床，有固定的阅读和写作的时间，一天一千字，一年就应该有36万字以上。同行也有很多人在坚持，都取得了重要成就。

事实证明，坚持下来不容易，但凡是坚持下来的老师基本都已经成为佼佼者。《中国教育报》每年评选“推动读书十大人物”。从2005年开始，10人中每年都有1—4名来自新教育实验学校，没有一年例外。有人专门研究过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发现他们的写作能力超出一般的科学家20倍。新教育今年的年会是研究写作问题，我们要重新发现写作的意义和价值：不止是语文，应该上升到人生的基本能力。

中华读书报：您将少年儿童阅读推广体系化，解决“为什么读”“读什么”“如何读”“如何推广”“如何实践落地”“评估反馈再实践”等诸多实际问题。为什么您能做得这么实际有效？

朱永新：第一，有比较好的专家团队，二是对阅读本身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专业是很重要的。

阅读为什么重要？我在《我的阅读观》里讲到五条，而且从不同层面反复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证。我曾经说过一个有点极端的观点：“不读书不是人。”人有阅读的能力和权利，没有其他任何生命能够阅读；如果一个人不使用这样一种被赋予的特殊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就脱离了人的本质特征。

我从不同层面阐释了阅读的价值，接下来就是解决“读什么”的问题。传统的阅读讲“开卷有益”，现在则是“择卷有益”的时代了。

现在“如何读”的问题还没有全面展开，还有很大空间，每个领域都值得探索——比如亲子共读怎么做——还没有形成非常系统化的推进策略。不过，我们有一个总体的蓝图和工作方案，我刚修改完成去年新教育的主报告，准备出版《新阅读教育论纲》。

以学术研究的成果参政议政，用做学问的方法当政协委员，是朱永新多年践行的原则

中华读书报：《语文阅读与成长》（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被收入“名家论语文丛书”，和您一贯的教育主导思想一致。您在此书中倡导教师阅读，以阅读立人。二十多年来您一直倡导阅读，话题常说常新；同时您也写作了很多关于阅读的图书，诸如《改变，从阅读开始》《书香，也醉人》《我的阅读观》《造就中国人：阅读与国民教育》等，每篇文章、每本书都有新的观点。您的“新”来自哪里？

朱永新：无论写作还是演讲，我要求尽可能不重复自己，希望有新观点、新材料。这样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需要不断阅读，在不断地和伟大作品对话的过程中不断刺激、丰富思维与想象，有新的思考。如我最近在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上的演讲中提到，我们是互联网时代的新移民，年轻人是原住民。这就是我前段时间读了有关互联网时代的书籍受到的启发。

中华读书报：《书香政协满庭芳》是您的履职实录。此前您还出版有《我在人大这五年》（2008—2013）、《我在政协这一年》（2013至2017五卷）《使命与担当》《春天的约会》等著作。您觉得这样的记录对于自己、对于业界有怎样的意义？

朱永新：最早是2008年出版《我在政协这五年》，2013年出版了《我在人大这五年》。2013年之后，每年用一个主题出一本。2021年整理出版《协商的力量》，根据政协的主题来凝聚书的内容。2018年的时候，我把从2008到2017在人大、政协的履职情况整理成10本小书，在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见证十年》。从2019年开始，在团结出版社继续出版每一年的履职实录。

这样的记录，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对自己来说，一是自己生命活动的记录。这个记录跟我鼓励教师写作一样，要写得精彩，首先要活得精彩、做得精彩；对业界来说，普通百姓很难有机会了解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履职情况。有一年我去哈佛大学，在图书馆看到一本《我在政协这五年》，非常吃惊。他们说这很正常，过去了解政协的活动只能看《人民日报》。你的著作是个人档案，鲜活、有意思。《我在人大这五年》把我在人大每次常委会的发言都记录下来，因为都是原生态的，可以看到人大代表的履职过程。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维说，这是民间的两会史、政协史。全国政协副主席邵鸿说，这样的记录本身对其他政协委员也有意义，可以说是政协委员的教科书。

《书香政协满庭芳》记录了我在2020年一整年的政协履职过程，包括“两会手记”“年度提案”“调研手记”等，把政协委员阅读的故事记录下来，本身就很有意义。

中华读书报：阅读快、写作快，您的高效是有目共睹的。感觉您像是不知疲倦的超人，一直处于高速运转中。

朱永新：如果不喜欢也很难坚持，不享受不可能坚持几十年。阅读和写作是我最享受、最坚持的两件事，慢慢变成一个习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中华读书报：在“调研手记”中，记录了您去甘南藏族自治州、湘西土家族等偏远地区冒雨调研的实录，有力量、有份量、有很强的说服力。能否谈谈您在调研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

朱永新：每一次调研都有值得记录的故事。记得有一次去广西的贫困山区，我遇到一个四十多岁的贫困户。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出去打工？”他说：“不会说普通话。”我们听他讲话还要配个翻译。一个人的语言能力能影响家庭的经济收入，所以我提出要加大贫困地区中小学的普通话教学。

再如，我去了云南某贫困地区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里没有图书馆，书全放在食堂边的仓库里。我看到三四年前政府采购的书还打包在那里，就问这些书为什么不让学生看。学生遇到一本好书不亚于教师给学生上一堂课，让学生有好的学习资源非常重要。每到一所学校，我都会去看看图书馆，发现的问题都成为我提案的重要内容。孩子们不仅需要营养餐，更需要精神正餐。

坚持公益性才有公信力。这是阅读推广的底气和前提

中华读书报：在推动阅读的过程中，是否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这些声音会构成阻力吗？

朱永新：当然有。有人怀疑我是否为了盈利，怀疑我提倡建立“国家阅读节”是否作秀，怀疑阅读的重要性。但是，我是学教育的，知道阅读的意义和价值。我坚持阅读的公益性，想用行动来说话。这么多年做阅读，绝对不是为出版社、为自己推销图书。我们要努力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身正不怕影子歪，时间会说明一切。

中华读书报：推广阅读也是公益事业，需要付出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同时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公益性、专业度和公信力。

朱永新：必须坚持公益性才能有公信力。这是基本的前提。我们有八千多所新教育的学校，坚持不收费；给贫困学校送书，帮助教师和孩子们得到好书。还有一些公益性活动完全免费，包括童书评选活动、邀请名家义务在网上做公益讲座，自己筹集费用，成立基金会支持项目开展。

中华读书报：在《书香政协满庭芳》中，您也提到，有时候“的确感到身体的疲倦”。能够将新教育实验坚持下来，应该是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推动吧？

朱永新：开弓没有回头箭，做一件事情，要善始善终。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我在本职工作上要做第一名，不管分管什么工作。只有把本职工作做好了，才能做其他事情。这是我给自己的底线。好在，我非常幸运的是，无论在大学、政府还是民主党派，我的工作与专业、本职与业余，是高度重合、互相交叉、彼此促进的。

中华读书报：有没有疲惫的时候？

朱永新：同时从事那么多活动，推动新教育，接受采访、阅读写作，虽然时间有限，但这些都能承受。真正感到疲惫的时候是得不到理解。比如听到朋友说我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本职工作上，真的很委屈。其实我任何时候都绝对是本职第一，因此绝大多数活动都安排在周末、节假日。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于阅读，把别人睡觉、喝酒、聊天的时间用于写作。

《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朱永新主编“名家忆父母”献给天下父母

中华读书报：编选《母爱的学问》，切入点是什么？今天重提母爱的教育意义，您认为有怎样的重要性？

朱永新：一直想编写一本关于母亲与教育的书。因为母亲在一个人的生命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这个问题在传统教育中就有许多论述。今年1月1日，《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公布。作为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的理事长，我希望为父母选一些学习资料，作为实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礼物，借此普及家庭教育的理念，希望大家学好用好《家庭教育促进法》。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家对于母爱的理解有偏差，我们提出了“智慧爱”的概念。鲁迅说，爱孩子是母鸡都会做的事，本能的爱反而会影响孩子的正常发展。一开始我收集了很多感人的文章，但仔细读后发现很多文章虽然很感人，但教育意义不大，没有讲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只好忍痛割爱。我是从教育的角度编选的。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母亲的教育力量？

朱永新：我认为，对于母亲来说，在教育上特别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要意识到自己在教育孩子过程中的不可替代性。第二，要尽早给孩子朗读，讲故事，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与兴趣。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阅读本身也是建立亲密感，培养孩子对声音的敏感、对阅读的兴趣的重要途径。第三，要为孩子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所有成为母亲的和将会成为母亲的人一定要记住：母爱也是一门学问，需要智慧与研习。母亲也是一门“职业”，需要学习和探究。因为，母亲就是女人最神圣的天职。

中华读书报：您在《父爱的力量》代序中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父亲是男人最重要的工作。

朱永新：在中国古代，父亲在家庭和家庭教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三字经》云：“养不教，父之过”，父亲不仅是一家之主，也是家庭教育的主要责任人。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家书、家训，从《颜氏家训》到诸葛亮的《诫子书》，从《袁氏世范》到《朱子家训》，一直到近代的《曾国藩家书》，也无一例外地是由父亲主导撰写的。父亲是一个坚毅的称谓，意味着责任与担当。每个成年男子无论做什么，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做父亲。

中华读书报：《父爱的力量》在父亲节前夕推出，想必饱含了您的诸多寄托。

朱永新：母爱给孩子以温暖，父爱给孩子以力量。在前行的路上，我们既需要温暖，也需要力量。

我曾经说过，一个人真正懂得父亲，一生中要经过两次的淬炼。一次是成为父亲，一次是失去父亲。成为父亲，才知道当父亲不容易。父亲往往是男儿的第一个榜样，人生的第一个生命原型。父亲的角色在家庭中是不能够或缺的。

在《母爱的学问：名人忆母亲》中我说过，与一般的选本不一样的是，我是用一双教育的眼睛来选编的。我希望，这本书，不是一般的文学作品，而是兼具文学性与教育性的读本。《父爱的力量：名人忆父亲》也是如此。

因为教育，朱永新的个人生活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中华读书报：看完《书香政协满庭芳》，我非常感动。朱老师为教育，走了太多路、做了太多事！可是，好像又可以只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生只为教育。您觉得呢？您如何评价自己所做的一切？如何概括自己20多年为新教育所付出的一切？

朱永新：这样说也是可以的。第一，我自己的成长得益于教育，得益于阅读。我一生没有离开教育，一开始在大学从事教育，担任苏州市副市长也是分管教育，我所在的中国民主促进会60%的会员来自教育界。我的每一份工作都和教育紧密相关，本职工作和业余爱好、和兴趣紧密联系在一起是特别幸运的一件事。从睁眼到闭眼，我的所有时间都关乎教育，有时为政府，有时为政协，有时为党派，有时为自己做研究、做阅读。

有人曾经讲过，教育在人类所有事业中是最伟大、最关键、最基础的事业，涉及人的成长，从国家、民族来说也是涉及国家、民族的力量。因为教育，我的个人生活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中华读书报：您的许多文章和观点，特别有启示意义。我想您是身体力行地实践了作为教育家的职责。您认为理想的教育是怎样的？您有偶像吗？

朱永新：我专门写过一本书《我的教育理想》，谈到理想的学校、理想的校长、理想的德育、理想的智育等。偶像当然有。每个人在成长历程中都有偶像或榜样。新教育的生命叙事理论认为，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在书写一个故事，每个人既是自己故事的主人公，又是自己故事的作者。有些人能把故事写成伟大的传奇，有些人写成平庸的故事，有些人甚至写成了事故，最关键的是你选择了什么样的生命原型、自我镜像、人生榜样。

在叙写生命故事时，我们和小说家写作一样，总要寻找原型，像谁那样活着就可以成为谁。我写过一篇文章《像孔子一样做老师》，孔子就是我的偶像，“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苏霍姆林斯基也是我的偶像。他16岁开始做老师，一生笔耕不辍。我关于阅读的理念，就得益于苏霍姆林斯基；在中国还有“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陶行知先生。我现在是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他也是我的人生偶像；我们民进的前辈叶圣陶先生也是我的偶像。我还选编了《叶圣陶教育名篇选》。这些人的著作我都系统阅读过，有些还看了不止一遍。他们是我非常崇敬的偶像。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新教育的前景？

朱永新：总体上我是乐观的，但还是很有危机感。新教育的发展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和专业化水准，如果我们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源源不断地给学校的一线教师提供专业支持，迟早也是会被淘汰的。为了能够让新教育的课程、项目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新教育研究院先后成立了阅读、家庭教育、生命教育、科学教育、艺术教育等10多个专业化团队，为可持续发展做了许多准备，也能够持续为学校提供更好的专业支持。

新教育实验从苏州的一所学校，星火燎原，发展到现在的规模，我们一直如履薄冰。我们一直在研究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2019年我出版了《未来学校》，提出要推进教育的结构性变革，推动学校教育方式的变革、学习方式的转型。很多年前我就一直呼吁，应该尽快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网络教育资源平台（线上学习中心），近些年在线学习逐渐成为全民终身学习的重要实现途径和参与方式。特别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从国家到地方，在建设和推广应用在线教育资源平台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

语文教育改革跟我们的阅读理念也密切相关。新课程改革方案出台、《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后，很多教师说，跟着新教育走没错。新教育基本引领了语文教育的改革、家校合作的方向。最近，我们在关注碳中和教育的问题，希望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教育，把人作为生态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在成长。

中华读书报：您是理想主义者？

朱永新：我是行动的理想主义者，现实的理想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