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70后散文家傅菲，一向钟情生养了自己的乡土一隅。在已出版的20多部作品中，流淌于赣北的饶北河，玉成了饶北河的郑坊盆地，在盆地西边临河而居的枫林村，是其最基本的题材选择和书写对象。值得关注的是，家乡风景的反复呈现并没有导致读者的审美疲劳，相反留下了一些新鲜陌生的话题。而一切能够如此，概因为作家在聚焦大地和乡土时，没有驻足于纯粹地理意义的景观描摹，也不曾热衷通常所说的乡愁寄托，而是坚持从国家正在实施的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大背景出发，努力贴近脚下土地的今世前生，潜心进行个体命运、族群状态、社会伦理、生态自然等等的意义探询和形象展示，就中彰善瘅恶，去伪存真，从而将置身其中的乡村世界化作生生不息的时代脉搏与精神资源。令人欣喜的是，作家这种不断向生活纵深处掘进的追求，在新近推出的长篇乡土散文《元灯长歌》（以下简称《长歌》）中，获得了愈发厚重和饱满的展现，从而将其经营已久的饶北河散文系列，引入了一个崭新的思想和艺术境界。

《长歌》以“元灯”命名。元者：始也，源也。元灯，是元夜之灯，也是希望之灯。在《长歌》中，“元灯”是“我公”（爷爷）的名讳，但又是作家对家乡人特有的精气神的观察、提炼和隐喻——今天的饶北河流域已是美丽富裕的所在，然而在由昨天走来的路上，它却满载创伤、困苦和悲凉。旧中国政府腐败、匪患猖獗，民不聊生，自不待言。新中国成立后，民众生活趋于安定，但碍于物质基础的薄弱和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农村整体的贫穷还是无法改观。改革开放给乡间注入了活力，但新的历史条件也带来了新的难题、矛盾和挑战……面对生存的重负和命途的坎坷，家乡人有扭曲，有迷惘，有苟且，甚至有人掉进泥淖和旋涡，但这个群体的大多数依旧持守着来自传统的精神底色，即“元灯”一般的郁郁勃勃，灼灼灿灿，这当中包括元气淋漓的生命意识，不屈不挠的生存执念，卓绝坚韧的生活态度。用《长歌》“自序”里的话说：“他们对生活对命运绝不妥协，即使处于绝望之境，也仰头眺望星光……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挠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寻。”唯其如此，窃以为，一卷《长歌》把“元灯”作为根本的意象和象征，是恰当而精彩的。事实上正是河流上下无数“元灯”的熠熠生辉，交织成了家乡人在中国百年历史沧桑中的命运之歌、奋进之歌。

同作品主题的恢弘刚健相联系、相对应，《长歌》的内容承载和文本结构亦呈现出开阔丰赡的优长。具体来说就是，作家在为乡土立传的整体构思之下，把全书分为“江河合水”“大地芳春”“万物生动”和“舞咏而归”四个单元，实际上是依次构建起前人旧事、乡村伦理、生灵道德、文化印痕四个维度，由此对乡村世界进行多面透视与立体展现。而在每个单元或维度里，作家又充分调动自己堪称丰厚的生活积累或材料占有，分别镶嵌了四篇文章和四段故事。这些文章和故事情节相对独立，但题旨却不乏潜在的对话或互补关系；它们进入作品经过了周到筛选和精心编排，但行文叙事却始终恪守个体视角乃至记忆储存，从而使作品生成了一种苦心经营的“随便”。不妨来看聚焦前人旧事的“江河合水”。构成这一维度的四篇作品，分别演绎的故事是：“我公”及其家族踏着艰难世事一路走来（《元灯》）；李牧春夫妇曲折悲壮、至善至美的人生之旅（《大悲旦》）；提灯师傅杨绍醒和妻子方茹贞的生死婚恋与亮丽人性（《盆地的深度》）；革命者周民安的英勇牺牲和家乡人的隐秘复仇与绵长追怀（《似斯兰馨》）。四篇作品的内容粗粗看来，似乎随意组合，彼此无涉，但连缀到一起，便很好地再现了家乡人在历史变迁中的生命本色和精神诉求，几近其形象化的心灵史。接下来的“大地芳春”“万物生动”“舞咏而归”等各个单元，虽然维度和主题各有所属，但就结构和意趣而言，仍是似断实连，形散神聚，最终各归其旨。应当承认，这样的作品既有概括性又有表现力，在状写较大时空、多个侧面的乡土情境时，不仅自带优势，而且颇具新意。

作为对家乡昨天和今天的全面烛照与细致把握，《长歌》很自然地写到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其中仅有名有姓的就不下二三十位。这些人物在作品设定的结构里，大都跟着故事情节走，事起现身、事毕退场，尽管所占笔墨不多，却算得上有性格、有神采，足以让人印象深刻。而如此效果的产生，主要得益于作家两方面的努力:

一是在有反差有张力的性格展开或情节陡转中凸显人物的精神面向。对于看门人严春来说，善良和勤劳是他仅有的财富，凭着这份财富，他不仅把捡来的阿萝培养成了大学生，而且还帮助当年狠心丢弃了女儿但日后婚姻并不顺遂的阿萝母亲，重新体味到家庭幸福（《可以流多远》）。慈悲为怀的旦旦师傅，明知阿七身患绝症随时会死，却仍把他接到身边精心抚养，给予力所能及的知识和爱，让他短暂的生命领略到人间的快乐与美好（《落叶堂》）。负责行刑的马姓“卒卒子”原本只是听差领命，而当他把枪中子弹由革命者转射反动军官时，一种正义的血性便喷薄而出（《似斯兰馨》）。还有放下刀器自我救赎的猪腿（《骑鱼而去》），由浪漫潇洒趋于深沉恬淡的志声（《浮灯》），历尽变故仍心怀大德的墨离（《墨离师傅》）等，分明都留下了值得破译的生命密码，进而活成了自己同时也是他人的“灯塔”（傅菲语）。

二是借助有性灵有包孕的动物来皴染和深化人物的精神世界，这一点在“万物生动”单元里表现得最是突出也最为成功。进入该单元的《刀与猴》《红嘴山鸦之死》《敏秀的狗》《黑马之吻》四篇作品，分别讲述了白喜与猴子，光春与红嘴鸟，敏秀、老森和狗，撇角和马的缘分。在作家笔下，每种动物都是重要角色，而人物性格与灵魂的披露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同动物的交流和对话：猴子的可爱与可怜唤醒了白喜的悲悯之心，使他毅然放弃从事多年的屠宰职业，甚至变成了一个素食者；光春与红嘴鸟清贫厮守，不弃不离，一场生死相依的悲剧感人至深；敏秀的狗在流浪中不忘报恩，更不忘复仇，看似写狗性，实际上还是写人性；撇角的爱马情结与日俱增，从对马的莫名喜欢到由衷欣赏，再到深层默契，他完成了生命境界的发现和超越。显然，诸如此类的文字不仅构成了散文塑造人物特殊而有效的途径，而且从哲学的意义上丰富了人与万物生灵的关系。

《长歌》的成功还有多个方面。譬如通篇作品中，作家注意放低姿态，高度警惕由身份而生的优越感，坚持用家乡生活在场者和过来人的平视目光，用同特定地域相适应，并为家乡人所熟悉、所喜爱的质朴、本色以及略显粗粝的语言，描绘锁定的形形色色，林林总总，其结果自然拉近了作品同生活的距离，由此强化了其真实感和带入感。在具体的语言经营和调度层面，作品亦每见匠心和精到，其写人和状物的呼应，写景和抒情的交织，工笔和闲笔的搭配，都显示出作家我行我素、不屑于追随流行意趣的清醒和坚定。其中诸多有关飞禽走兽、草木虫鱼和风习民俗的知识穿插与播撒，更是锦上添花，既增添了作品的情趣之美，又显示了作家丰富细致的生活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