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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芝镇说》第一部在出版两个多月后，首印5000册售罄，实现加印。这部由山东省政协委员、大众日报社高级记者逄春阶创作的长篇小说，从2021年5月10开始采用边创作、边连载的方式，在报纸持续推出142期，受到读者的广泛认可。2022年，小说由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芝镇说》以作者故乡潍坊安丘景芝镇地域为背景、以公冶家族为代表，围绕信仰、信念、信心；民生、民瘼、民俗；乡情、风情、亲情；酒礼、酒德、酒神等展开叙述，间以周易、中医等传统文化元素，还原芝镇人在20世纪民族危难之时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真实再现了齐鲁大地上普通人的生活万象，塑造了富有豪侠精神的芝镇人群像。

逄春阶的《芝镇说》在汲取齐鲁文学营养与力量的同时，另辟“乡野小说”之路，发扬小说文体野性优势，用朴实的语言、传奇的情节、生动的细节，在现实与想象中自由穿行，关注历史与现实中的生命存在，展现传统文化下的乡俗民情乃至民族的精神心灵，为齐鲁文学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日，本报记者约访逄春阶。逄春阶就小说创作缘起、文学理念、文体探索以及小说未来走向等话题作了一次漫谈。

❙乡野风情 “酒”以贯之

记者：逄老师，我们都知道，您是从业30多年的新闻人，从2004年至今一直开设文艺评论专栏，获过中国新闻奖和山东新闻名专栏，是什么促成您创作《芝镇说》这本小说呢？书的主题是什么？

逄：这是我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其实，我正式发表第一篇小说是1992年的《胶东文学》，后来又在《山东文学》《时代文学》《当代小说》《飞天》《青年文学》《鹿鸣》等杂志陆续发表了十几个短篇小说，都跟酒、家乡有关系。2020年，我与农村大众报总编赵宗符回老家参加一次活动，聊谈之中他建议能不能写一部长篇小说，把家乡的风土人情、方言俗语、喜事丧葬等内容涵括进去。这一下子点醒了我。

回到济南之后，我开始思考、构思。最后确定写一部以故乡景芝镇为原型的“乡野小说”。因为我来自乡野，这么多年来，我也一直深入乡野采访，想通过这部小说来描摹一幅“民俗风景画”。

在写作中，我想起了叶圣陶的《藕与莼菜》，那文开头是：“同朋友喝酒，嚼着薄片的雪藕，忽然怀念起故乡来了。”结尾是：“向来不恋故乡的我，想到这里，觉得故乡可爱极了。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起这么深浓的情绪？再一思索，实在很浅显的：因为在故乡有所恋，而所恋又只在故乡有，就萦系着不能割舍了。譬如亲密的家人在那里，知心的朋友在那里，怎地不恋恋？怎地不怀念？但是仅仅为了爱故乡么？不是的，不过在故乡的几个人把我们牵系着罢了。若无所牵系，更何所恋念？像我现在，偶然被藕与莼菜所牵系，所以就怀念起故乡来了。所恋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故乡了。”

小说要是有主题的话，就是端着酒杯恋乡、回乡，弥漫着淡淡的乡愁。

记者：您刚才多次提到“乡野”。《芝镇说》题记中写道：礼失而求诸野。您觉得“乡野”的内涵是什么？

逄春阶：乡野的“野”是野生、野性，这种野生、野性赋予一切生物，包括人类、动物、植物以原始的、朴素的、旺盛的生命力。它来自乡土民间，蕴含在民风民俗里，饱含着民间风情与智慧。乡野向来是故事的集散地，而大千世界本就无奇不有嘛，有些故事讲述是有意破格的，有一些情节是与史实、事实挂钩，幻化想象，别有奇趣。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姑妄信之吧。

我们现在活得太规矩了，太模式化了，没有了激情，没有了意外，没有了悬念，一切都在意料之中，疲沓了，不好玩儿了，需要求之于“野”，从民间那里汲取营养。比如，在浯河边上有水芹（野芹菜），颜色略浅，是淡淡的翠，走到近前，就能闻到清香，叶子软软的，滑滑的，水芹菜梗很脆，很嫩，与我们种的芹菜基本一样，但梗儿偏瘦。水芹包的水饺，鲜亮，有股淡淡的清香。我就想捕捉这种野味儿。《芝镇说》就相当于我在浯河边上薅来水芹（野芹菜）包水饺、凉拌、清炒，希望读者能嗅出一种野味儿。

具体到《芝镇说》而言，这份野性与酒神精神融为一体。芝镇的酒改变了这片地域的风土人情，影响了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包括他们的行动、风俗、思维等等，激发人的豪侠仗义。

记者：整部小说酒香四溢，“酒”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特色。它不仅仅为芝镇的乡野特色搭建了舞台，也给整篇小说带来了一种独特的韵味和节奏感，让小说在虚实之间可以随意转换，又像时空穿梭器，让历史与现实无缝衔接。这也给读者带来了一种阅读的快感。这是不是也正是您的小说创作追求？

逄春阶：青年学者郑文、顾广梅在论《芝镇说》中的信仰叙事的论文中谈到：“将酒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成为芝镇百姓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加具有日常性与普适性，同时又融入了极具爱国情怀的民族性。在《芝镇说》中，‘酒’成为芝镇人生活与精神上的共同信仰与寄托，‘酒’与生命同在！”日常性、普适性、民族性三性，这样的概括，我很赞同。

我自己爱酒，我的亲戚都好酒，没有酒，日子过得都没有滋味，我的家乡也盛产酒。酒“焊接”着我和家乡山水，是“焊”，连接的“连”都不够味儿。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也想用“酒”作为这部小说的加速器、粘合剂，带动作品的节奏。因为有了酒，芝镇的一切有了复杂性、模糊性、偶然性、随意性、传奇性。一句话，就有了“灵性”！

一写酒，我就来劲儿，“我爷爷”公冶祥仁是中医，他说“我看病，不喝酒看不准。我从来没有因为喝酒而耽误看病，关键是从来没有因为看病而耽误喝酒”。

再比如有一节，我写奇葩芝南村。这个村奇葩在哪？喝酒名堂多、个个酒量大，村里人个顶个说话冲、嗓门大、胆气壮。最突出的就是村里的芝里老人。鬼子占领了芝镇，希望让芝里老人出任芝镇维持会会长，搞突然袭击来家里，听到马蹄声了，老人才得到消息，赶忙从酒坛子里舀了一瓢酒，微笑喝完躺进棺材里睡去，装死，才躲了过去。

书中，我老嫲嫲景氏是接生婆，她用酒接生了很多小孩，其中就有我的七爷爷、后来成为革命者的公冶祥恕。七爷爷的小名叫灌孩，就是灌酒得来的。

记者：我注意到，小说开篇第一章就是《芝镇醉景》，书中十三章，每一章都有酒，每一章的题目都有与酒有关。这是您有意为之的，还是随意为之？

逄春阶：怎么说呢？不是刻意，但也不是随意。反正每一章，我都让酒在我身边。“酒”是“乡野”之魂。它展示出这片土地生命的原始状态和乡土气息。可以说芝镇的人、物、事都酒韵满满。这种气韵是蓬勃的、乐观的、昂扬向上、从容的乃至破格的。

比如说有一节“芝镇狗，四两酒”，就写芝镇很早的股份制公司——裕顺烧锅，给股东们请酒，也给忠诚的狗置办了一桌。这个故事和芝镇的古地图、酒风民俗、历史经济等融在一起。类似的情节赋予作品一种“醉态”，打破了故事、人物、时空的局限性，穿越古今、穿越现实与梦幻，在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中超出循规蹈矩的正常状态，扑朔迷离，悬念丛生，就让庸常有了神奇色彩。这也与整本书的酒神精神、乡野的“野性”相呼应。

我觉得这就是小说的魅力。小说是啥呢？小说是略大于现实的，小说就是说话，小说就是说小，小说就是有趣，就是破愁解闷。评论家赵鹤翔先生说过一句，“记住，小说姓虚名构。不虚构，那叫新闻作品。”作为新闻记者，我们是写已经或者正在发生的事实。那么小说创作是写你想象中发生或可能发生的，是虚构一个世界。

❙芝镇群像 家国大义

记者：乡野近于民间。但乡野小说与民间故事、传奇故事不同，特别是传奇性容易破坏小说的文学性。但《芝镇说》却巧妙地维持了传奇性与文学性之间的平衡，恰如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李桂奎先生所言，“《芝镇说》传奇化大多出于耳目之内，出于生活常理，而非出自耳目之外的奇想。”您在小说中主要是通过哪些方面来实现这两者的结合呢？

逄春阶：首先故事原型发生地是安丘、诸城、高密三市交界的景芝镇。景芝镇开埠很早，商业发达，经济繁荣，是方圆百里稀缺物资的重要采购地。据史料记载，早在清末这里即有印局和印坊。这里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丰富的民俗文化、很多的人文故事，所以可供参考的内容和线索非常多，结合小说文体就有了很大的发挥空间。

像文中有革命人士在芝镇多方周折辗转，购买油墨纸张等，为根据地提供印报物资的故事。而文中的芝里老人、王辫、陈珂等人，都有真实的人物原型。围绕这些主要人物，通过他们的行动轨迹，我又写到了吉林省安图县、山东的高密、诸城、潍州、招远、济南，以及上海、长沙、北京、法国诺曼底等，让小说涉及的地域、故事、视野都不局限在芝镇。

再比如小说中我把公冶家族的祖上附会为公冶长。其实在潍坊诸城就有公冶长墓，2021年正月初一，我去墓地拜谒，当时还和当地村民交流，村民说了很多故事，其中就有一个说，“当年日军侵华，一个连来到这里，听说公冶长墓在这里，把所有的枪卸下来，攒起来，排队来到墓前致敬。”我去的时候虽然是冬天，但墓地旁全是枸杞。当时我就想如果是深秋，墓地肯定一片红色，像火炬一样。我还从公冶长墓地又到了安丘的公冶长书院。走了一圈之后，我构思出了《芝镇说》的公冶家族，有了小说“楔子”中“海大海高”的红坟。

《芝镇说》叙事线索、头绪很多，要让“无巧不成书”合情合理，就得让写实的真和艺术的真在故事里融合，我觉得文字的表现力和细节刻画必不可少。

我把三十多年的新闻采访经历、一直以来的生活积淀和文学上的积累，都用到了这本书里了。像文中提到的十一大爷为了牡丹落泪，去世时腿伸不直，老嫲嫲景氏从娘家挪来的皂角树，雷震在冬天讲《祝福》等等，都是我亲身经历或者听朋友讲述的一些故事；还有我爷爷就是老中医，书中的很多中医药方，是我从他留下的手写药方里摘出来的。当写作的时候，我就把听过的、见过的、读过的、想象过的，像编篓子一样，都编到《芝镇说》的大肚篓中了，也算是酿一壶老酒吧。

我还看了六七十本参考书，我手边常备的，一是中医典籍，二是雷震的原型赵雷老师的《雨田文稿录》，三是牛兰芝的原型牛毓华的回忆录《征程》等。

记者：《芝镇说》塑造了大量生动形象的典型人物，比如：身处妾位但是拥有仁、义、礼、智、信等美德的亲老嫲嫲景氏，好赌并因为亲老嫲嫲的剁指劝赌而决然戒赌的爷爷公冶祥仁，志在家国、投身革命的七爷爷公冶祥恕，芝镇精神文化的灵魂人物芝里老人，拥有叛逆意识、忠诚于革命事业的王辫、用“求得好死”捍卫了尊严的雷以鬯等等。您用具体、形象的描述和刻画，塑造了芝镇人物群像，也绘写出了时代、历史、人文的大意象。您当初在构思这些人物的时候是怎样思考的？

逄春阶：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作品才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我觉得典型的人物，包括大人物、小人物，三教九流、各个生活层面的人物，都应该有独特的性格侧面和性格层次。人要写出复杂性和多面性，拒绝扁平化。

像杀害秋瑾的李钟岳，他就是家乡走出的一个普通人，后来进入衙门，当时是奉命不得不杀，但是后来他羞愧难当自杀谢罪；像雷以鬯，他以算卦为生，熟谙《周易》，生活波折，一生和三个女人有纠葛，但他在敌人眼皮底下舍身传递情报，痛骂日寇从容赴死。小人物也有闪光点，小人物也有深深的时代印记。

书中的几个关键人物也是如此。像芝里老人的原型是刘大同。历史上，1909 年他出任安图县知事，创建“大同共和国”。辛亥革命前后，他参加兴中会、同盟会，跟随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1925年在上海主办《野语》杂志，进行反封建宣传。那么在书中，他是芝镇的魂，非常有民族气节，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令人尊敬；同时，他思想非常开化，为人玩世不恭，非常有趣，让人亲近。

公冶家族是一个中医世家，是芝镇的文化符号。其中公冶祥仁，他追求革命，跟革命志士陈珂有接触，陈珂牺牲后，他冒着风险去祭奠，给他写诔文；他和当地的土匪头领张平清又是把兄弟，儿子要参军，他竭力阻止。他总体上是正义的人物，也是一个游刃于时代的普通人、老实人。

整部书里面，最典型的是亲老嫲嫲景氏的形象。在她身上，我用了大量的篇幅，包括用自述、故事，还有通过神鸟弗尼思的讲述等不同的形式，来展现她的一生。她是接生婆，芝镇的孩子都是她接生的，但也因此正室孔氏一直烦她，嫌她污浊；她想家了会望着从娘家挪来的皂角树；尽管不被允许，她依然偷偷地养兔子；儿子赌博，她毅然决然拿刀切断手指，断他的“赌根”；七爷爷体弱，她作为女人不能走进寺庙参加祈祷，就跪在庙外雪地里，希望能为这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儿子借寿；她念念不忘叮嘱作为后辈的“我”，“好好当记者，别说假话，别说瞎话，说人话，说冒热气的好话……”她是被卖到公冶家族的，是妾氏，是被封建文化道统压抑甚至迫害的。但是，她在公冶家族也得到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滋养，她身上拥有传统女性的优秀品质，不断地自我疗愈，始终不弃对美、对善、对爱的追求。

《周易》有言：“物相杂，故曰文。”又有人言：“和羹之美，在于合异。”拉拉杂杂，就是世俗人生。小说里的人物，他们活出了各自的样子，也都成为回望历史眺望现实的一个窗口。这是我所希望的。

❙植根厚土 文脉绵长

记者：在整部作品当中，除了借用酒，您还采用了很多口头化的插科打诨、即兴表演似的表达手法等，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赋予作品浓厚的趣味性、可读性。在叙述方式上也特别有跳跃性，看似朴实无华的叙述，在娓娓道来中，极具现场感，又极富夸张感。整部作品呈现出万花筒结构，每个局部都很丰富，每一个碎片都包含有趣的景象景观，让整部作品光彩夺目。这是不是与《芝镇说》边创作边在报纸上连载的这种方式有关？

逄春阶：其实这部作品创作过程中，我是有意识地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说唱艺术。比如相声艺术讲究说、学、逗、唱，说是放在首位的，学、逗、唱都离不开说，说是基础。一段相声由垫话入活，铺平垫稳，三翻四抖，讲述情节以及组织若干个与人物、内容有关的“包袱”，也始终贯穿着“说”。由此可见，“说”是组织相声包袱儿最为重要的手法。而在“说”中“铺平垫稳，三翻四抖”又是最主要的组织手法。我也有意识地借鉴了相声艺术表现形式。

关于连载，这是现代报纸的一个重要特征。我曾经看过很多的小说，比如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连载的，还有张恨水的许多作品，也是通过报纸连载。写作的时候，想能不能有这样的尝试，后来很荣幸得到了媒体的支持，就确定下来，边写边连载，第一部从去年5月10日起连载一直到去年12月8日结束，第二部也还在连载中。

我还借鉴了传统章回小说，包括常用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结构，以关键话语作为小标题，有些地方留点悬念、伏线，以撬动情节等等。同时，连载中，我也收获了很多读者评论，我会仔细看，听取大家的意见及建议，然后运用在一些后续的创作中。这样有交流，感觉也非常好，让写作非常有乐趣。

总体来说，整部作品创作还是受到近现代小说作品以及一些作家的影响，像《金瓶梅》《聊斋志异》《搜神记》，作家像莫言、王蒙、贾平凹、高晓声等，他们的作品和写作风格对我影响比较大。

记者：《芝镇说》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包括周易、中医、民俗、方言、酒文化等等。您是不是也是有意识地希望用大量的芝镇的文化原生貌，来展示中华大地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逄春阶：《芝镇说》是一部乡野小说，它要有接地气的地域文化特征。乡村民间的精神传统和文化民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的许多文化基因也正是来自于乡野，来自于民间。像方言、地方小吃、当地民俗等，这些由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形成的传统的风俗习惯，也正是芝镇的人文性格、精神内心的所在。

像嘎固（小气）、囊（那样）、破铺衬（布头）、狗奶子（枸杞）、棒槌（玉米）等这些方言，很有趣味，很多也是现在当地人还用到的词语。牛二秀才牛景武把自己家捐献出来盖学屋，芝东村二百多户穷人家分头出力，半年之内盖起了五间草坯的小学屋等，正是芝镇人向学兴学的优良传统。像现在在我的故乡景芝，依然有上“新麦子坟”的风俗，通过这种方式祭奠先人，并祈祷先人保佑来年小麦丰收，非常有仪式感。这些风俗中蕴藏着我们的先人们的智慧和敬畏。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也是文学创新创作的宝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饱含有几千年来凝结而成的思想精华、处世哲学。周易、中医等都是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也有意识地运用到文中，像公冶家族的名字有公冶祥仁、义、礼、智、信、敬、恕，公冶令枢、望、闻、切（棋）、问、慈、诊、平、安等，暗合儒家文化、中医文化；像雷家以雷震、雷艮、雷兑、雷巽命名，芝镇的大有庄等，是根据周易的卦象来的。这些文化元素和人物性格命运、当地风俗环境等等，是相得益彰的，是芝镇这里长久以来有传统文化的积淀与传承，也是传统文化滋养这片土地的见证。

青岛大学周海波教授在《家族秘史与精神变迁史》的评论中有一个观点：“乡村民间的精神传统和文化血脉孕育了中国的红色文化，中国革命的红色基因来自于乡野，来自于民间，有了乡村民间的红色基因，就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时刻。”这个见解独到而深刻。

❙“我有好酒，一杯敬之”

记者：目前出版的是《芝镇说》第一部，您为什么把核心词特别标注为“内伤”？关于后续的几部，能谈一谈您的打算吗？

逄春阶：“内伤”可以说是第一部的“暗线”。第一部除了为后续的人物、故事等搭起舞台，关于“内伤”的源起和影响，一直贯穿全书。

在封建社会，庶出地位卑贱，延续后世的支脉，也受到影响。亲老嫲嫲景氏因为是妾，一辈子没有得到“娘”的称呼，还遭受以公冶祥敬为代表的封建社会上下尊卑、妻妾不同的等级制度的不敬、殴打等不公正待遇。妾的身份带来的心理阴影从公冶祥仁一直波及到公冶德鸿，成为几代人心头的伤痕。在历史上，袁世凯是一个庶出者。我在《芝镇说》里附会袁世凯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称帝是因为喝了芝镇的酒一时冲动；而之所以会杯酒冲动，就是因为庶出的内伤。还有谭延闿，庶出带来的伤害也跟随了一生。

“内伤”其实就是影响芝镇发展、影响中国发展、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陈规旧习，郁积在人们心头的伤痕。所以，我在第一部结尾的时候用爷爷的话说：“‘外伤’是疾在腠理、肌肤、肠胃，而‘内伤’是疾在心灵，深入骨髓。内伤会传染，甚至会遗传，遗传给下一代，让后人一直跪着生存。循规蹈矩，小心翼翼，没有了求异的激情，甚至丧失了站起来的能力，像被剪掉翅膀的飞鸟。曾经五六岁的哥哥，有人用碎瓦片在场院里给他画了个圈，不让他出来，他就老实站着一动不动，因为出不来，着急得哭了，这就是‘内伤’造成的，是庶出的多年歧视让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低眉顺眼，这都化到血液里了，这很难康复的‘内伤’才是最可怕的。”

第二部主题是“觉醒”，写的是父辈，核心是写芝镇当年有四个农村姑娘在地下党的带领下，到了沂蒙山，从此成为国家栋梁，也摆脱了女人“围着锅台转”的命运。第三部主题为“未济”，会写到“我”这一代人的婚姻、成长等等，还有乡村振兴等。包括2022年4月份，我们逄家庄村发生疫情，潍坊派出医疗队伍让村庄转危为安，以该故事为原型的内容等。三部作品总共大概100万字。

记者：小说创作恰巧在您担任省政协委员期间，委员身份对您创作有影响吗？

逄春阶：我特别要感谢山东省政协。5年来，无论是参加政协会议，还是到各地参加调研，参与提案追踪等，让我有了更多接触基层、接触普通百姓的机会，更多地了解了民间民俗，更多地了解了红色故事。有些政协同志风趣的语言，我也移花接木写进了小说。比如关于“风箱”和“笊篱”的谜语，比如梦游等等。我跟省政协委员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无私地给我提供故事，提供细节，帮助我出谋划策，给我点赞鼓励。我十分感激。另外，《联合日报》多次关注报道我的提案，开设“委员手记”刊发我的系列文章，鞭策我好好学习，不要懈怠。借此，我也深深地感谢贵报的各位领导和同仁。

我想对我的朋友说：“我有好酒，一杯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