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景平（以下简称“李”)：祝贺叶梅老师的新书《福道》出版！新书出版后，举行了首发式、研讨会，社会反响不错，媒体评价也不错。应该说，这本书的出版，对于您的生态文学写作，对于中国生态文学创作，都是一个标志。我看到，在《中国环境报》推发的新闻报道中，中国出版界一位老总提出一个问题：生态离人距离很近，不等于生态文学离人距离也近，《福道》为什么会受到广泛关注？我想，这是他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许多人想知道的问题。

叶梅（以下简称“叶”）：《福道》这本书，我不敢说对中国生态文学是什么标志，但就我的写作而言，是我生态文学写作的一个集成，也是我在2020年接受生态环境部聘请担任“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之后的第一本生态文学新书。封面环衬上有这样一句话：“深入地观照，并以她开阔的视野，涵盖了人类之外的自然伦理世界。”这是邱华栋先生给《福道》所作序里说的。人类之外的自然伦理是什么？这应该是我们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的，也正是《福道》一书想着力表现的。

在现代社会，自然生态越来越受人们的重视，因为生态环境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福道》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一种自然生态情感和人类发展思考，实际也是想表达一种社会生活情感和社会发展思考。它跳动在生态文明的时代脉搏上，流动在生态文明的社会潮流里。这是我这些年里在生态文学写作上对于情感和思考的把握。作品得到重庆出版集团的重视，从领导到编辑都非常严谨、认真，可以说精心制作，在成书的过程中投入了很多心血。

2022年4月26日，中国编辑学会、《中国文艺家》杂志、重庆出版集团联合主办了“以真诚之心体察自然万物——叶梅生态散文集《福道》研讨会”，由于疫情的原因，采取了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我有幸听到了许多学者专家对这本书的评论，受益匪浅。评论家们认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是当代中国最精彩的故事，也是生态文学应讲述的当代中国故事。生态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中地位越来越重要，《福道》站立的历史方位和历史节点，正处于新时代文学历史进程中，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生态文学作品。有的评论家还说道，《福道》一书以灵动的笔触展现了中国当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故事和美丽画卷，既显示了文学的意义，又超越了文学的意义，是富有特色的中国生态散文。评论家们的分析和鼓励，对我是莫大的鼓舞。

李：《福道》这个书名，也是书中一篇散文的篇名。我在网络上浏览看到，这篇散文的题目原先叫《流花溪》，发表在《光明日报》，写的是福州流花溪和福州156条河流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的事。流花溪是个美丽感性的名字，这个名字和这条河曾遭遇生态破坏和水质污染的灾难，这使河流和它的名字成了被损害和被沉沦的代名词。生态文明给城市恢复了自然生态，建设了人文生态，河流和它的名字才重新亮丽。是不是因散文聚焦流花溪所写，所以篇名就叫《流花溪》？

在后来的《福道》里，依然写的是流花溪的变化，只是，它扫描过流花溪变化里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在《流花溪》里只出现过一次，称为“绿道”，而在《福道》里，这个原来只出现过一次的“绿道”变成了一条多次聚焦并贯穿首尾的“步道”。视角变了，聚焦变了，篇名也由《流花溪》变成了《福道》，书名也由篇名《福道》成为了书名《福道》。“绿道”具化为“步道”，“步道”升华为“福道”，是文学意象的具化和提升。我看到很多评论家都认为，这个书名起得很好。

叶：当初去福州，听到福州市长介绍了环保治理、文物保护等情况，我就特别想看一看福州河流的治理，于是又专门联系了一下，后来由福州市长及当地环保部门领着我们到现场，也就是流花溪这条小河边，听到看到了许多实际的现状。后来我写了一篇《流花溪》，发表在《光明日报》。在结集出版的时侯，我进行了一些修改，强调了福州人民把治理后的绿色步道称之为“福道”；又进一步想到以“福道”为书名，喻意是只有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道才是幸福之道。

在最初把书稿交给重庆出版社的时候，想过好几个书名，编辑袁宁是一位很敬业的年轻女编辑，我与她在电话里讨论过无数次，后来定名为《江河之间》，而且已申报了选题。但我在对作品再次修改之后，又想把书名改为《福道》，为此与袁宁又有多次讨论。她很尊重作者的意见，但也有自己的见解，我俩各说道理。我说，这本书的内容全都写的是生态，书名就是一个鲜明的标志，人与自然和谐是人类的幸福之道。后来，袁宁听取了我的意见，报给出版社的领导，经过几番周折，最终把书名改成了《福道》。

李：没想到这里还有这么个小故事。仅从这个书名的前后变化可以看出，一个作家与出版社编辑，对于一部作品的出版，需要经过多次深入沟通、探讨、磨合。步道—福道，一种形象一种符号一种意味一种象征由此诞生！这是一种创造性发现，也是这本书的意义所在。叶梅生态散文创造了一种生态文学意象：福道——自然之道、人类之道、人与自然和谐之道，人类生命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幸福之道。我觉得，《福道》这本书在篇目编排上，也是花费了心思的。开篇是《鱼在高原》，以黄河切入，末篇是《黄河入海》，以黄河收官，似乎也是一种意味一种象征。虽然这本书里的散文不全是写黄河的，大多写到河流，也写到长江，是万千河流融合在这里。这大约也是编辑用《江河之间》作书名的用意吧。江河之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命脉。生态文明之福如一条黄河，也如一条长江，它是天下大道，是一个民族与自然和谐的象征，是整个人类与自然和谐的象征。

叶：是的。这说明，写作也好，编辑也好，都有一个思考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我看来就是，怎样从感性的书写到理性的书写，再由理性的书写到文学性的书写。其实即使感性的书写，也是不太容易做到的，为什么我们总是强调要有生活，要观察，要体验，要怀有感情，就是因为很多时候连这一点都没有做到，所以写出来的作品是干巴巴的，甚至是虚假做作的。但接下来又会察觉，即使有了生活，有了感情，也会有仍然写不好的时候。那是因为，一般感性的写作往往停留在生活表面、局部的现象之中，或者只是某个事件的叙述和记录。如果只是那样的话，我们看看新闻就够了。所以，文学作品光有感性是不够的，必须上升到理性。

理性书写意味着作家的思考不再是表面的局部的，而应是深入的深刻的，你会从一个视角切进去，从一个地方看到世界，然后再从世界归结到一个地方。对于你写作的对象所处的世界，需要理性的把握，要有哲学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生物学的种种知识储备。我之前曾给朋友们说过一个体会。我曾经多次去云南，第一次去之后，感觉知道了很多，可以写一点东西了；第二次去了之后，却觉得还有很多东西不知道，还需要多了解多观察；而到第三次去了之后，才发现我其实对这个地方可以说什么都不知道，真的是太无知。所以对一个事物也好，一个地方也好，都必须经过认识、认识、再认识，反复琢磨，才能进入理性的书写。

到了理性的书写，也还是不够的。为什么？因为在你思考的时候，哲学家也在思考，社会学家也在思考，动植物学家也在思考，他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事实数据、历史资料、研究成果、理论模式。仅仅书写这些，对于作家来说，显然不够。作家要做的就是要把生活中开掘出来的素材，和经过深入的理性思考提炼出来的主题，化作文学性的书写，化为“美”的展示。如果没有生动形象的文学性书写，就不会具有艺术感染力，也不会满足读者所期待的审美需求。

我在写作一篇篇生态散文时，几乎每一篇都经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再到文学性的书写的过程。要说生态文学，实际上我原来很早就在写，但回想起来，那时候多半只是有感而发，并不是自觉的有意识的。但渐渐地发现文章越来越难写，就是因为自己体会到要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很辛苦，就跟打井一样，有时候打得再深也不见得有水。得有耐心和坚守，着力往深处开掘，那么就会有惊喜的发现。

《福道》这个书名可以说来自这种不断的开掘，当它第一次蹦到我脑子里，我就想到要以它为书名，真的是一种惊喜。

杨明森（以下简称“杨”）：我觉得这三个标题都很好。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么《流花溪》《江河之间》是文学的，《福道》则是生态文学的。叶梅坚持的不是审美情趣，而是对生态文学本质的深刻理解。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自然的可持续利用，从而使人类自己能够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既能充分满足自然自我修复、永续循环的需要，又能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保护生态环境，当然要让人有获得感、安全感。《福道》之“道”，以实写虚，语义双关，描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背景下人的幸福生活，也诠释着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非常贴切和生动。这也是叶梅说的思考深化的结果。

我们也可以说，生态文学关注的主要不是生态环境，而是生态环境问题。问题导向用于生态文学，同样合适。关于生态环境问题，政治家、科学家乃至社会公众都需要思考，作家也有自己的思考方式和表达方式。作家不必也不可能给出政治和技术解决方案，却可以在更高层面上与政治家、科学家不期而遇，甚至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先知先觉。作家不可能代替社会公众思考，却可以唤起公众的思考意识，引导公众思考的方向。正如叶梅所说，生态文学是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一种自然生态情感和人类发展思考，实际也是想表达一种社会生活情感和社会发展思考。这是生态文学的使命所在。

李：叶梅生态文学的视域，多是现代城市的生态环境现实。生态文学在叶梅的创作这里，不是荒野，不是山林，不是离人偏远的大自然，而是离人切近的小自然，是人城之间的中自然，是人类社会中的自然，自然中的人类社会。

她在书写自然生态的时候，也写了人类生态，而且她将人类生态往往呈现为人的生活状态。这与别的生态文学不同。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这里不是只见生态不见人，也不是只见概念不见形，而是既见自然生态的和谐，也见人类生态的和谐，以此写出人与自然和谐的场景和情景以及氛围和气息。同样，其笔触触及自然生态文化，也笔涉现代工业文明，写现代工业文明不仅给自然生态带来威胁，也给自然生态带来和谐，体现现代生态文明并不排斥现代科学技术，而是意味着绿色清洁的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发展拓出了新的路径。

在叶梅笔下，生态环境曾经被污染和破坏，而今在恢复和重建，可以看出人对生态的正作用和负作用及人对自身错误的修正和弥补，从而展示了人类行为在自然社会中走过的曲折历程，以建树人对于未来的信心。曾有人认为，人类必然被自己玩完，但叶梅以文学的方式告诉人们，人类可以拯救自己，人类拯救自己的道路，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解之道的和谐之道。

可以说，不关注人的生存现实和生活现实，生态文学就不能够贴近人。叶梅散文不回避现实，不漠视现实，不粉饰现实。在现实面前，她是忠实的、贴近的、反思的、希望的，她以生态文学呈现鼓舞的、力量的、建设的、发展的现实。

叶：在生态环境问题的书写上，必须关注现实，保护生态，共建万物共生的和谐世界，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作家，都不会不关注人类命运，不能不关注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永续问题。

我有幸生在江河之间，江是长江，河是黄河。十几年前，我到山东东阿鱼山村的黄河边上，那里是父亲的村庄，我惊诧地发现黄河在那里几乎断流。不久之后，我又回到江水涨到135米以上的长江三峡，那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却听说作为“水中国宝”的白鳍豚已不见踪影。生态恶化的大江大河，不能不让我感到揪心的难过和深深的担忧。长此以往，我们将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好在，这一切正在改变。

那么，文学如果不关注不反映这样的历史现实，不记录不书写这样的历史改变，不呈现不张扬这样的社会进步，那将如何面对今天的时代？生态文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应遵循人和自然之间的双重价值。我想起最近看到的一位法学家说的话，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从作为类的人的利益出发，从代际正义的角度，应张扬人的道德价值，以求达到“道德境界”；从人与其他生物的关系上，作为类的生物的利益出发，从种际正义的角度，应弘扬超道德的价值，以求进入“天地境界”。现实的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要求生态文学既关注人的可持续发展，也关注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坚持两者的辩证统一。如此，人与自然生态才是完整的和谐的。

就如看了《福道》的读者所言，只有中国的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人们才有真正的幸福可言，只有人与自然沿着和谐道路走向未来，人类才算找到了一条自我拯救的“福道”。文学总是应该给人以希望、给人以鼓励的，生态文学的责任与使命，也就是在人类遭遇现代生态环境危机的时候，带给人类以摆脱危机走出困境的信心信念，激励人类践行走向未来走向幸福的行动实践。何况，中国已经做着这样的实践了。

杨：生态文明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也不赞成极端自然保护主义，生态文学所表达的，应该是人与自然的平等，而平等的最高境界，就是和谐共生。我们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原始社会人类畏惧自然，幻想有超越自然的力量替自己控制自然；农耕社会人类敬畏自然，已经开始学会利用自然；工业文明初期人类自以为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无节制地索取自然。生态文学要表现的是人类既捍卫自尊，又维护自然的尊严。治理环境、保护自然的目标应该是自然和人都受益。生态文学既要见物，更要见人；既要写自然的保护与修复，同样要写保护与修复之后人的幸福生活。

可以说，人类生活的环境，早就不是原始状态了，今天的环境与百年前甚至十年前已经不一样。正如环境生态学主要研究变化了、受损了的生态环境一样，生态文学面对的是变化了或正在变化的自然。生态文学描写的自然，是社会发展变化中的自然；生态文学描写的人，是自然变化中的人。只写自然或只是借景抒怀，而不涉及自然变化中的人，那可以成为优秀的山水文学，但不是生态文学。

李：《福道》这本散文集实际是一种宏大主题题材的书写，但在写作方法上采用的是一种巧妙的写法，往往以一只蝉、一只鸟、一条鱼、一条河作为聚焦点，然后扩展开去，拉出长焦，推出广角，延伸辐射向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广阔世界。这种“小视角观察大世界”的写法，是您在文学写法上的特别考虑，还是自然书写上的独有视角？

叶：是写作上进入文学的一种方法，也是观察上进入生态的一种意图。在许多人看来，是一种写作方法，在我来看，它是看待自然生态万物的对象化视角，是一种需要不断建构的新的自然伦理。我曾经在一家杂志约写的关于生态文学的短语中写道：“试图用一棵草一只鸟的目光和心情打量世界感知生命。”这是我想以文学眼光观察体验自然生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我思考及创作的逻辑点和基本点。

世界上所有的自然万物都是有生命的，并且，这些生命也是有灵性的。你看鸟儿的时候鸟儿也在看你，你看鱼儿的时候鱼儿也在看你，但你知道鸟儿鱼儿是怎么看你的吗？你不知道。一个写作者不可能全知全能，但也可以做到全知全能，你以文学的视角和想象，展开自己的文学视域和视野，以真切的理解和揣摩，去探知那些有灵性甚至神性的生命。

我写《一只鸟飞过锦州》，写的是在迁徙途中栖息于渤海湾的东方白鹳，我想弄明白，珍稀的东方白鹳从前是怎样渐渐少了，后来又怎样渐渐多起来；它为什么会选择这里；是受祖先的指引，还是自己聪明的选择；它飞到这片湿地上怎样生存，怎样度过一个个白天和夜晚；写《鱼在高原》的时候，我就好似也成了一条生活在青海湖的祼鲤，怎样在初夏时节结集洄游，度过一个个难关，几经挫折，向死而生。这样去体会的时候，就感觉一种悲壮的生命演进和族群的延续。鱼和人其实有太多的相似，人与自然根本上是相通的。

李：实际上，我们以文学的想象展开的拟人化方式、拟物化方式、通感化方式，使自然人格化、人格自然化，都是试图进入生态世界感知和表达生态世界的方式。像评论家所说：叶梅散文将自己的主体情怀投射到自然万物身上，把自然人格化，创造了物我两化、物我相融的境界，显示了自然的生命和自然的灵性，也显示了来自自然生态的灵感的力量。在自然大美面前，我们常常感觉文学渺小无力，但找到自己感知和表现自然的方式，就觉得文学可以配得上美好的自然。

就目前的生态文学创作看，国内越来越多的生态文学作品在写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时候，多反映在自然生态、荒野森林、动物植物层面，实际多是自然文学。真正反映生态环境保护题材的作品是缺乏的。也许因为题材的专业性局限，外面的作家写不进环保里，里面的作家又写不到文学上，就造成了环境保护题材的作品的相对薄弱和走低。

不同的是《福道》大有改观。《福道》是关注生态环境保护题材的，是聚焦生态环境保护现实的，叶梅无愧于生态环境部聘请的“特邀观察员”。但观察是观察，文学是文学，文学需要观察，但不等于观察，文学毕竟有文学表达的特别技巧，不是把所观察到的东西像观察报告一样直接说出，而是以文学的方式实现文学的表述。这里有一个生态环境观察向生态文学转换的文学方式问题。我过去认为应该是“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现在认为应该是“深入浅出”“化入化出”。您是怎样处理生态环境观察向生态文学表现转换的？

叶：环境保护不好写，或者写不好，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我想题材应该不是个大问题，问题是要研究和探索生态环境保护怎么写，怎么能够写好生态环境保护。

前面说过，我在《福道》里写了环境保护，写了福州156条河流的治理。当时在福州现场，市长亲自跟我们谈了半天，从怎样决策规划，到工程设计、具体实施，比如地下管道究竟采用塑料管道还是铸铁管道，就有一个复杂的分析评估的过程，很具专业性，写不好就是一堆资料，的确枯燥。但枯燥不等于不能写，枯燥我也得写。说实话，我原没想到福州有那么多的河流，156条河流，像人的血管一样。好多年了，河流都堵塞、淤积了，淤积以后变成了臭水沟、沼泽地、垃圾沟。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就做出了治理156条污染的城市内河的决定，然后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做，经过多年的治理，福州的156条河流，终于变成了清澈见底的河流，成了城市流动的风景，给人们带来了幸福。

那么怎么写？我选择从一条小河流花溪写起，辐射到156条河流，写到每一步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是的，很专业很技术，但我把它转换成文学的想象，由此联想构想治理之后的情景，正如我之后所看到的景象，那就是一幅幅画。现在我就要把这些画面表现出来，把那些以劳动和智慧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程写出来，生成和呈现文学的意味、意象、意境。这样，就有了我后来写出的《流花溪》和《福道》。事实上，流花溪和156条河流治理修复之后就是江山如画。

李：在这个散文集中，我看叶梅营造了文学审美的柔性的气息氛围，也植入了生态环保的刚性的躯干骨架。把这些东西糅合和融合在一起，整体看，柔性的描绘里有肉有骨，细部看，刚性的叙述里有血有肉，最后，自然而然撑起一个灵魂性的主题：福道。环境保护题材的散文怎么切入、怎么构建、怎么转换、怎么叙述，确实需要研究、探讨和实践。

杨：景平说得对，外面的作家写不进环保里，里面的作家又写不到文学上，也许就造成了环境保护题材作品的相对薄弱和走低。我们看到的一些环境保护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特别是电影、电视剧和小说，非常失败，用粗制滥造已经不足以形容其俗、其浅、其假了，简直就是胡编乱造。稍微好一点的，最多也就是图解，算不上文学艺术作品。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些成功的生态文学作品，大都是散文。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呈现出某种规律。生态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其与生俱来的使命就是面对现实。从纪实的角度说，生态散文和新闻报道是兄弟，和新闻评论是近亲，与新闻同时直面时代、反映现实。即使是历史题材的生态散文，其思想内涵和人性刻画，也一定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生态散文与新闻报道、新闻评论的一个重要不同在于，新闻是时间的易碎品，今天的新闻性明天就可能沉淀为历史研究价值，而优秀的生态散文作品，却可以历久弥新，常读常新。

李：我们从《福道》中可以看出，叶梅老师的自然生态文化情感是源于血脉的。我印象深刻的是，对于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您多次说到的一个词：心痛。因这种心痛而发言发声，也往往直率直言，毫不客气。但在《福道》里，并没有看到这样的锋芒毕露，即使写到生态环境问题，也没有了那种激愤难耐的批评甚至批判，而有的只是难受和担忧。

譬如，朋友向您讲起福州流花溪的污染从而引发您对北京莲花河污染的联想，您只是“心里难受！”“这可怎么办呀？”“怎么向后人交代呀！”写到曾经看到黄河水浅和黄河断流的时候，有的只是“怎不叫人肝胆欲裂？”“没有了黄河长江我们还有什么？”完全是忧患式的思考，思考式的忧患。

叶：为什么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我是气愤的、尖锐的，在文学表现的时候，就变得温和、温润？这里有个很大的区别。什么区别？前者，是针对问题来源、问题的对象和责任而言的，应该给以鲜明、直接、严厉的批评；后者，面对的是广大读者，读者并不完全是问题的责任人，你没有权力咄咄逼人。读者跟作家是平等的，作家并不比读者高明多少，所以我不可能在作品里自以为是地指手划脚。我想以作品和读者倾心交流和对话，将我的一些感受传递给读者，让他们自己去体会并产生共鸣。这也是我文学表达所持的态度和方式。

杨：叶梅的生态散文，的确是一个温润的存在。她看山、看水、看人、看动植物，目光总是很温和，然后不急不缓地铺展开来。你看，《蝉鸣大觉山》里稀奇古怪的植物名字，叶梅却觉得很亲昵，好比喊着村庄里的狗蛋、黑娃。《叩神农》里的生态破坏，她说是生态受到了严重伤害。地方决策不上污染项目，一般说是拒绝、否决，叶梅叫作谢绝。这种挥之不去的温润，让人很舒适很舒服。但如果仅仅把温润看作细节或者风格，那就把叶梅的散文读浅了，读窄了。

叶梅的温润，是理性选择。她笔下的自然、山水、田园，非常美丽。这种美丽，大都经历过否定之否定。从破坏到恢复，有过很多困顿和痛苦。而在叶梅的作品里，那些惊心动魄的过程，大都作为背景，提纲挈领地简要带过。是叶梅不了解吗？当然不是。她担任过副县长，并且长期关注基层实际，了解地方政府曾经的纠结，对生态环境灾难有切肤之痛。而她所描写的，是重霾之后的拂面春风，是浑浊之后的潺潺清流，是荒败之后的满山新绿，是大开大合之后的云淡风轻。

李：是的，作者在文学里不是直面问题，而是写的一种历史改变之后的现实，在情感理性的发挥上是有所节制的，这节制既避开了激烈式的批判，也避开亢奋式的歌赞，以行文平静、温度平和的写法展开叙述，这也许可称为“叶梅式的散文叙述方式”。生活中对现实问题的尖锐和文学里对现实呈现的温润，这不是说她的现实和创作显出的是两副面孔，或者，即使是两副面孔，也应该说，改变的是方式，不变的是情感，两副面孔贯穿的是一样的责任一样的情感。

杨：显然，叶梅与四十年前乃至二十年前书写生态环境的许多作家是不一样的。在叶梅的散文里，几乎没有怒发冲冠和奔走呼号，几乎只有唯美，赞美自然，赞美生活。如果说，当年那些作家是丑行恶行的揭露者、批判者，那么叶梅则是向善、向美的宣传者、倡导者。叶梅一以贯之的生态启蒙更多的是传承。在叶梅的温润中，我们读到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准则，这就是度，是平衡、节制、和谐，不走极端。把握了这个度，就可以进退自如，生生不息。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智慧、生活智慧、生态智慧也是文学智慧。

从大尺度的背景来看，叶梅选择温润，体现了不同时代赋予作家的不同使命。卡逊成长成熟的年代，产生了《寂静的春天》，并被誉为环境文学和环境生态学的起点。如今，在卡逊生活的土地上，自然文学方兴未艾。关于环境文学、生态文学和自然文学，可以有多种定义，而当我们将其分别对应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时候，就会发现，三者之间有着某种递进的逻辑关系。

毫无疑问，我们还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生态环境好转由量变到质变的拐点还没有到来，碳排放的峰值还没有实现，生物多样性锐减的趋势还没有完全遏制。我们需要中肯的批评，也需要叶梅这样的温润表达。而叶梅的温润，其实骨子里是坚定、冷峻与执着。温润的力量，来自理性。叶梅曾经说过，为生态危机而写作，没有一个中国作家会拒绝。在生态文明的大时代，叶梅一定会写出更多的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我们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