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因为有了“粤港澳大湾区”，才有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概念首先是视角，向左、向右，或是向上、向下，重新看待世界。因此，在“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下，原本我们熟悉的那些城市的文学，被迫要让我们左左右右、上上下下地重新打量和审视一番。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概念是意味深长的，部分的相加要大于整体，这11座城市在经济上保持密切的互动性，但是文学最为关心的城市的文化与精神是如何保持着互动性的？“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可以提供一种思考的向度。

概念，尤其是好的概念，更是发明和创造。比如文学中的“灵魂”这个概念，它已经不再和宗教有关，它是一种对人的内在性的假定。“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眼下来说只是一种政策性的衍生概念，但文学有可能在这个概念中推陈出新，创造出新的文化精神。

可能一开始我们觉得“大湾区”与文学的距离特别遥远，因而这种并置显得有些生硬。大湾区跟文学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也是困惑的，在写作实践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在不断回应自己的这种困惑。“大湾区”首先是一个政治经济概念，这自然不可否认，但是，我在意的是一个重要概念的诞生所具备的那种能量。一个概念的提出，它首先是一种凝视，一种照亮，如果没有一个有力量的新概念的加入，那些现有的作品也就丧失了一次又一次得到“照亮”的机会，这至少意味着缺失了一种创造的可能性。

“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有可能发现乃至发明一种文化的语法。事物的联系是在差异当中展开的。比如说，粤港澳三地作为地理事实本来就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是比较大的，我们接纳这样的差异性，但我们没有去思考这种差异性内部的更多关联性与可能性。所以说，这是一次契机，“逼迫”着我们必须寻找到差异性文化之间的那些有机联系。历史的“逼迫”是不容忽视的，多少历史的必然性就是从这样的机制当中诞生的。粤港澳三地在文化话语中显示出了各自的差异性，但这种差异性恰恰只有文学才能理解和包容。因为文学所面对的不是那些比较外在的事物，文学所审视的是细微的生活肌理，比如我们的日常生活本身。在大湾区的不同城市里面，我们的确可以寻找到一些相似的生活方式，还有相似的方言，相似的民间信仰，这些构成了一种近似于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但目前我们还不能直接说它们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因为可能同样的生活，同样的现象，在不同的话语框架的阐述下，所得出的意义是不同的，但是，我们毕竟还是拥有了这样一套比较相似的文化模式，作为不断对话的基础。在这种既相似又疏远、既疏远又相似的过程当中，新的文化是有可能被创造出来的。

在这里，简单以广州和深圳为例。

广州的建城史可追溯至秦代，比北京的历史都要久远得多。但包括广州人在内的中国人，似乎都不大重视广州的历史维度。也难怪，从地理上看，广州偏于东南边陲，与北方有五岭相隔，因此又被称之为“岭南”。外边的人觉得它远，它自己也觉得自己远。它被迫要面对无尽的海洋，寻找新的联系。所幸，在海洋中有别的大陆、别的岛屿，它遭遇了多种文明。唐代起广州作为连接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文化角色，已经注定。在广州的历史中一共出现过两个独立的王朝，南越国历经5帝，共93年；南汉国历经4帝，共53年。也就是说，广州历史上总共出过9个皇帝，这是许多人想不到的。边缘在中央权力变弱之际，便会试图生长出自己的中心性，这一点在广州体现得非常明显。中国近代历史中，广东对于中国革命的推动更是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一个文化系统里边，受到压抑的异质性的文化元素，往往反而会在大文化系统面临危机的时候，焕发出应对的力量，从而为大文化系统提供前行的力量。

深圳则体现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结合。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放胆探索的试验田不仅成功了，而且成功发展成了如此惊人的规模。深圳是个奇迹。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指的就是它短暂的历史。举凡世界上重要的城市，其形成绝非朝夕之间，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建造、重建乃至毁灭的循环中生成的。但深圳就这样成了，只有短短几十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因此，我愿意说，深圳是一座典型的中国梦想之城。在深圳的发展过程中，梦想绝不是虚幻的，而是紧贴着地面的繁殖。无数的人们涌进这座提供了无数机会的城市，那个时候，这个所谓的城市只是一个概念，一个空壳，但是它所蕴含的梦想的力量，已经散发出了强大的能量。21世纪初的时候，仅在深圳华强北附近就聚集了3000家左右的小型手机公司，有的专门设计电路，有的专做主板设计，有的做外观设计，还有的专做元器件，分工合作紧密。可别小瞧这些小型手机公司，其创始人很可能是以前国内著名品牌的技术人员，脱离了大公司的束缚，直接在市场里竞争更如鱼得水。深圳的这种发展，堪称全球城市史上的难忘一节。它的野蛮与疯狂，它的光荣与梦想，给当代中国人重新认知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因此，在“大湾区”这个语境之中我们回望这块区域的历史，尤其是以更加开阔的全球视野乃至文明模式来探究细部，就会有新的视角。比如，以往我们指代广东文化，一般会用“岭南文化”这个概念，这个地理概念是很有意思的，是用山的分界来作为地理的划分，不仅隐藏着陆地的视角，而且与“中心”相对的某种“偏远”也从中一览无遗。现在，这个“大湾区”所蕴含的地理视角无疑是指向海洋的。但它又不像是20世纪80年代那种比较主流的说法：“从黄土文明走向深蓝文明。”我们当然知道“深蓝文明”的意思，但那太过浪漫化，还是会显得比较空洞。而“大湾区”是不空洞的，它指向了一个具体的地貌：湾区。从全球来看，经济最发达的几个地方都是湾区，从美国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到日本的东京湾区，再到粤港澳大湾区，都是经济特别发达的地区，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由当代世界的经济模式与结构所决定的，那就是以海洋运输为主体的全球化贸易体系，这给湾区提供了其他地区无法媲美的机遇。所以说，湾区本身就带有当下世界根本特征的隐喻色彩和象征色彩。打开世界地图或是拿出地球仪，我们甚至可以说，整个人类所居住的大陆相对于浩瀚的海洋来说，实际上都构成了一种湾区式的存在。这就提醒我们，一定要以一种更加宏阔的视野来审视湾区的存在。

我们现在特别容易看到两种最极端的话语在争辩，一种是西方的现代性话语观念，一种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思维，这两种话语遭遇在一起，必然会产生交锋。我想，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大湾区恰恰就处在复杂话语此起彼伏的核心地带。不妨说，这样的争论所带来的别扭，才是一种现实的常态。直面这样的困境，不仅仅是大湾区所面临的一个现实，更是中国本身亟待走出的现实。我们如何表达自我，如何跟世界进行对话，如何让中国文化获得一种世界性，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从这些角度出发，大湾区文学所具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尖锐的、最不可回避的一个区域，这是一种世界视野下的现实主义。在这样的难度之下，一个作家去创作，虽然有极大的挑战性，但也是在真正回应着历史，是在直面历史的契机。像置身于深圳的作家邓一光，他的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就是我所期待的那种大湾区文学的方向，至少他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性，他召唤着更多的可能性。写作不能变成笼中叙事，而是要在一种大视野中来实现文学回应时代的能力，以及文学创造文化的造血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