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如果对作家黑陶的写作进行描画、赋形，必然会发现他写作的几个关键词，南方、行走、个人汉语。某种意义上说，黑陶发现，继而用自己的行走、烧制的个人汉语创造了另一个意义上的南方，这个“南方”代指着广义的江南，有别于以往所认知的母性特质，它是激烈的、昂扬的、粗壮的，甚至是锋利的、诡秘的，这是一个父性的南方。为南方命名，是黑陶个人文学的坚实依托，南方这个原初的地理概念，在他的写作中也在挣脱原初，慢慢成为一个生长着的精神性概念。

近期，黑陶推出散文集《百千万亿册书》，现实、幻象、史料、呓语、想象——地理、人物、民间传说、历史、神话——诗歌、日记、摘录、文学史补遗……这些断片式的篇章，共同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文学与其他学科、与自我生命、与他者生命混杂的散文空间”。

记者：以一个关键词开启这个访谈，或许是一种有效途径。这个关键词是“南方”，或者是“江南”，从《泥与焰》《漆蓝书简》《中国册页》再至最新的《百千万亿册书》，你不断重复并深入着一项工作：对于“南方”的命名。这种命名是个人生命体验式的，它依托于大地、依托于行走、依托于自我生命与更大的生命体的连结。这种命名，必然有着至为复杂的内核，而且殊为不易。所以我们或许可以指向一个最为表层的问题：为什么要进行命名？于你而言这种命名有何意味？

黑陶：“这种命名是个人生命体验式的”，谢谢这种珍贵的理解。确实，不是为命名而命名，南方，是在自己写作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一个概念，它逐渐成为了个人文学的坚实依托，成为写作能量的不竭提供场。

我的南方概念，实际是指广义的江南。但江南这个词现在已经被用俗，所以我不用江南而用南方。个人的南方，或广义江南，有其具体范围，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百千万亿册书》的序文中，我作过介绍：“这个地域，北际长江，南抵大庾，西溯湘楚，东迄于海。”如果进一步详察，这个区域又可再细分成五个文化专区：江南水乡文化区、徽文化区、楚文化区、赣文化区、东部沿海文化区，涉及中国东南八个省区。

这个南方并不空泛，因为，它拥有一个坚硬、灼烫的个人内核。这个内核，就是我的出生地：江苏宜兴丁蜀镇。江西景德镇是瓷都，江苏宜兴是陶都，而处于苏、浙、皖三省交界地区的宜兴丁蜀镇，则是陶都之源地。燃烧的火焰和坚硬闪亮的陶器，是它最为显著的代表物。如果说个人南方是一棵巨树，那么，这棵巨树深扎、有力、强韧的根，就是丁蜀镇。

任何写作者，也许，都需要一块地理意义的个人根据地。对南方的命名和拥有，让我的写作渐趋自觉，并且不飘。凭此立足所在，我眺望世界和人类。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现实的南方，伴随着写作，同时也一直在被我构建甚至创造。因此，南方这个原初的地理概念，在我的写作中，也在挣脱原初，慢慢成为一个生长着的精神性概念。

我与南方，“自我生命”与南方这种“更大的生命体”，确实有奇妙的连结。比如，在南方无数个具体地点，我注视过长江。在《广州文艺》今年7月号发表的一组札记中，我曾这样记录：“在长久的注视中，长江恍惚经由我的血管，流过我的身躯。长江的生命和我的生命，总在无数个瞬间，连接融合。”类似这样的紧密连结，让我慢慢在个人的写作之途上，生出定力，获得内心的强大。

当然，我也时时提醒自己不要陷入狭隘。个人有一个观点：你的能量多大，你的故乡多大，你的立足地多大。

生命能量小的人，他的故乡，只限于是他出生的那个村庄或城镇；能量稍大，故乡可以是所在的市、省；能量再大，他的故乡，就可以是他的国家，甚至地球。比如无锡的盲人音乐家阿炳，当他的《二泉映月》，作为人类的声音代表，在外太空响起时，我们就可以说：阿炳，对，他的故乡在地球。

记者：切入你命名的“南方”的内里，是泥土、火焰、大海、父性容器，不难发现，后两者在你看来往往是被遮蔽的，也正是它们，确证着另一个意义上的江南。某种意义上，这是你对于江南的一种发现或者理解。

黑陶：写作者最重要的品质，是不从众，不受限于公共或流行的观念与意识，是始终用自我的内心、自我的眼睛，去体会，去看见。

我的出生地丁蜀镇，就在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太湖的西岸，它实际是处在狭义江南（苏南、浙北和上海）的腹心。在一般人心中，狭义江南的特征，可以用两个元代人的著名话语来概括：一句是马致远的“小桥流水人家”，一句是虞集的“杏花春雨江南”。

如果偷懒，完全可以按照这个传统的江南意境方向，进行写作。但写作的人要尊重自己，我个人感受到的家乡、感受到的南方，最重要、最鲜明的元素，却是另外的，正如你所解剖的我的“南方”内里，是泥土、火焰、大海、父性容器。

因为家里穷，母亲是在家里生的我，那是一间非常简陋的、租居的披屋，这间披屋的几十米之外，就是日夜在烧制陶器的熊熊窑火。所以，我来到世上呼吸的第一口空气，就饱含了火焰的质感。我早期的一册散文集，书名就是《泥与焰》，泥土和火焰，家乡制陶必备的两种物质。

大海，也是长久以来被严重忽略、严重遮蔽的江南元素。从地图上能够清晰看到，江南的东缘，就是无垠波涌的太平洋。但是大海，这个独特的江南元素，它那超级巨大的包容力与蛮荒力，长久以来，被莺燕的曲声给遮挡掉了。

火焰和大海，外在示柔，集结以后的内里，却拥有可以消化、改造一切的洪荒巨力。个人感知的南方，在我内心，几乎等同于中国文化的某种本质特征。

而且，除了上述种种，几乎是出于生理性的直接感受，我首先是发现，然后确实是用汉字，创造了“另一个意义上的江南”，这就是：父性的南方。

这种创造的动力，来源于自我生命对所处环境的内在理解，来源于表达自我生命的强烈意愿。

巨型容器般的这个父性南方，是活着的，始终在发展、生长。他的不确定的远方，也让个人的文学，充满了可能。

记者：在这个“南方”里，蕴藏着一种力量，它是激烈的、昂扬的、粗壮的，甚至是锋利的、诡秘的。正如上述所言，它与你的个体生命有一种内在的关联，也就是说，以丁蜀镇辐射开去的广大南方镶嵌在你的生命之中，它的特质与你的生命特质相近，你的书写必然以此为依据、而展开。

黑陶：在力量强大的写作者那里，人与所在地域的关系，是这样的：他就是地域，地域就是他。

当代汉语作家中早已有了这种示范，如张承志的苍茫西北，毕飞宇的苏北平原，阿来的四川藏区，莫言的山东高粱田野，贾平凹的神秘秦岭，王以培的三峡库区等等。

在我的想象里，存在一幅个人秘藏的地图，像一幅暗夜里闪亮的地铁线路图：繁密的线条，通往世界的四面八方，而每一根线的起始，都是那个火焰灼烫的微小之点：丁蜀镇。

这个微小的、火焰灼烫的坚实基点，即使我走得再远，都会、都在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我以核动力，让我持续获得继续走向世界远处的足够能量。

记者：以你所言，在阅读和写作的过程中，慢慢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私人的‘南方文学’传统”，在不断进入南方内部之时，你所依靠的一种方式是“行走”。我以为，这可算作你写作的另一个关键词。你曾说“潜游于中国深处。沉醉，感受，汲取。甚至，不需要人知”，这意味着你的行走，往往是纵深的，专注的，凝视的，在古老与现代之间来回打量，在乡镇和城市之间驻足，那些人们习见与陌生的，在你这里都有了独特的呈现。“行走”于写作何以重要，它们如何相连？

黑陶：这里的“行走”，不是普通旅行的“行走”，而是在“自己家里”的一种散步。因为，在个人感受中，南方，就是承载我的一只巨大容器，就是我的家。李白以天地为万物的旅馆，视光阴为各个朝代的匆匆过客（“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与格局更大的李白相比，我略显狭隘。

在南方行走或散步，我思慕于拜访前辈。一个人存在于世，有两个基本维度：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古人对于我们来说，时间维度虽然已经过去，但空间维度仍在。两个维度中仍存一个，所以气息仍然是强烈的。若干年来，我热爱踏访瞻仰南方容器中我们的文学、文化史现场。我到过老子的诞生地（河南鹿邑）、屈原的诞生地（秭归乐平里）、李白的安歇地（安徽当涂）、苏东坡的诞生、流放、逝世地（四川眉山、湖北黄州、海南儋州、江苏常州）、辛弃疾的瓢泉（江西铅山）等等，亲沐过他们强劲的气息。

在现场，你就会发现，传统离我们原来并不遥远，反而甚至可以说切近。文化前辈在现实空间里存留了众多具体的东西，最典型的，就是他们的手植之树。在安徽当涂，有唐代李阳冰手植的构骨冬青；在安徽滁州，有北宋欧阳修手植的“欧梅”；在江苏宜兴，有北宋苏东坡手植的海棠（年年春分时节繁花盛放，回老家时总不忘去看）；在福建武夷山的五夫里镇，有南宋朱熹手植的伟岸樟树；在江苏江阴，有明代徐霞客手植的罗汉松；在江苏苏州，有明代文征明手植的紫藤……当你的手触碰到这些仍在生长着的古老植物时，你便是与文化前辈们在间接握手，你会瞬间感受得到辨认的不语温暖。

这样的行走，会让自己对流传下来的纸上经典产生更亲切的情感、有更深的领悟，让个人的写作获得巨大教益，当然，也会收获巨量的写作内容。但是，行走的目的并不是唯一为了写，就像导演费里尼在拍完电影《罗马》之后说：我放弃的东西不计其数。同样，在南方的观感体验，与呈现于作品中的相比，我放弃未写的内容也是不计其数。

记者：以我的阅读感受，你的行走是有意却又无预设目的的，仿若是随时进行的，也不讲求交通住宿，但“在场”与深入是你所追求的，在很多篇目中几近一台照相机和收录机，却自有视角，自有感受。这些“行走书”记录的是时间与空间的一个横截面，但又是历史的变迁、人的变迁、世界的变迁，它们呈现的是中国的深部。

黑陶：我喜欢以“万人如海一身藏”的极简方式，漫游于南方深处、中国深处。那些莽苍的乡野、幽暗的城镇、卑微淳朴如父母的底层劳动者，常常让我久久注视，无言感动。

我的纯粹个人化的现实或超现实的文字笔记，虽然感性，但假如某个年代的后人读到，我相信，它们除了文学价值，也是触及本质的、对我所处时代的某种历史记录。它们从一个侧面，提供了“历史的变迁、人的变迁、世界的变迁”的文字证据。

上面说到，行走的目的并不是唯一为了写，通过行走，我更想获得的，是自我的充实，是对自我生命的建设。

独自站在分开粤赣两省的大庾岭头，南眺，是岭南的珠江水系，北望，是从小滋养我的长江水系。想到这条狭窄的山道上，六祖慧能走过，苏东坡走过，文天祥走过，汤显祖走过，便有一种奇异的心情。

夜宿于乐平里一对年轻夫妻空空的砖楼上，打开的窗户，深夜弥漫进来的，是浓郁如云的橘子花香，“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我所置身的，是现实中异常真实的楚辞之夜。

还有清澈的溪涧，还有波浪般起伏又凝固的青色群山，还有旷野上缓慢壮伟的落日，所见所遇如此，人便不会再注目于日常之营营。

行走，不仅让我获得自我的成长和完善，也对脚下的土地，有了渐渐深刻的体认。在《中国册页》的跋中我曾说，通过行走，“我已经懂得并且领受：无论遭遇何种戕害，东方大地所独有的充沛精神、强劲元气，始终不渝，始终护佑并滋养着她所心知的默默追寻者”。 

记者：不断纵深的行走，敏锐的感知，向内的个人沉思，最终形成你行文的一种气息。如有评论所说的，你注重的不是记录的事物本身，而是物质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光影、喻意、镜像和玄机，借助现象的描写来传达一种人类共有的气息，这种气息不断叠加深厚而至一种气质，它们或承继于你所因循的那些前人，如屈原、庄子、李白、苏东坡、辛弃疾、鲁迅、废名……“安静却近乎喷涌的野蛮力量”，用最新散文集《百千万亿册书》中的这个小标题来形容或许也是恰切的。事实如此吗？

黑陶：汉语中已经诞生过这些光辉的名字。伟大的汉语养育了他们，他们又以自身热切的生命，反哺汉语，并给汉语增添荣光。这些是如此令人激动！

这些光辉的名字太过炫目，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每个人的梦想和目标。

记者：来到另一个关键词，“烧制汉语”。在《百千万亿册书》中，现实、幻象、史料、呓语、想象——地理、人物、民间传说、历史、神话——诗歌、日记、摘录、文学史补遗……这些共同形成了一个你所期冀的“崭新的，文学与其他学科、与自我生命、与他者生命混杂的散文空间”。“烧制汉语”，这是你发明的个人语词，它带着一种强烈的、喷涌而出的冀望，对古老文字的敬畏、对自身汉语写作的探求。

黑陶：我对祖国的汉字，充满了感激感恩之心。汉字，人类伟大的发明。可以看、可以听的汉字，既是中华文明之载体，又是中华文明之本身。

我父亲生前是陶瓷工人，他用松枝烧过古老的龙窑。我的生存和劳动方式，实际也是烧制，不同的是，父亲是烧制陶器，而我，是烧制汉语。一己的野心是，通过烧制，让公共性质的汉语，转化成一套独属于我个人的汉语系统。

敬惜字纸，是南方传统。写有汉字的纸张是神圣的，在南方，特别是在徽州，即使是十分偏僻的乡野，也随处可见石砌的“敬惜字纸”的炉或小塔。有字之纸，须在炉塔内烧化而不能随意处置。

我还特别寻访过中国字神，古老的仓颉之墓。在河南商丘虞城县，在中原盛夏广阔墨绿的玉米林中，仓颉墓地，宁静安详。

在写作中，汉字之于我，既是一众供我驱策、英勇搏杀的将士，同时，又是我心中一尊尊虔诚敬崇的神。

以汉字为载体的汉语，在我的理解中，它的功能分为三个层面：记录交流层面，审美层面，创造层面。

汉语的创造层面，让我无比向往，这也是汉字、汉语的根本神性所在。

在家乡丁蜀镇，河流是银色之龙，龙窑内燃烧的烈烈火焰，是金色之龙。寂静午夜，在人类全部睡着之后，银色之龙和金色之龙，便共同遨翔嬉游于墨蓝的家乡夜空之中——这超现实的画面，是我的创造，更是汉语的创造。

记者：这也涉及到一个或许宽泛但必然横亘在写作之前的问题：你如何理解散文这一文体？在对散文空间、边界扩容之时，你是否也有着对散文某一种特质的坚持、或者说限制？

黑陶：按照我的文学分类法，中国散文，是除韵文之外的一切汉语文章。

我目前的写作，其实更激进一层：我个人实践的，是一种“汉语文本”。

汉语文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用汉字书写的任何话语片断；狭义：用汉字写成的文学作品。

我实践的汉语文本，它奉行的理想是：从内容上，世间万物皆为我备，皆任我而取；从形式上，任何传统的文学文体，都可纳入其中。《百千万亿册书》，就是呈现的样本之一。

因为只有弱者，才屈服于规矩，才会自我层层设限。

我很清楚，文本形式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综合的、复杂的手段，它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创造属于你的文学王国，只是为了更深刻地表达你，表达生命最深处的一腔至情。

汉语文本，这是一个足够浩瀚的疆域，它召唤继承者、反叛者、探求者和无畏者，它需要被召唤者拥有足够的生命热情和生命能量。

最近读到的作家张炜的一句话，触动我心：“事实上，文学之路和生存之路在今天变得如此地一致，这就是独立思考，全面激活生命的勇敢。”在未来的写作中，如果要有坚持，我们需要坚持的，也许就是始终“独立思考”，就是“全面激活生命的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