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5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得知柳青正在创作《创业史》，特意安排编辑前去陕西皇甫村拜访柳青，希望能够和他签订小说的出版合同，柳青自此和中青社的编辑结下了不解之缘。谈到自己和中青社编辑之间的关系，柳青说，自己和编辑之间是一种“工作上的合作关系，是为了我国文学事业的联合努力，而不是买卖关系，我很满意这种关系”。对于作者而言，文学期刊是他们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重要平台；对于读者而言，文学期刊是他们阅读优秀作品、提高文化素养的精神家园。文学期刊让作者和读者能够彼此找到对方，让情感和意义能够被传播和接收，让文学能够生长和流动，而使文学期刊充分发挥“桥梁”作用的，正是诸多辛勤耕耘的文学编辑。

文学编辑身处文学现场最前沿，掌握作家文学创作第一手资料，他们往往最先捕捉到时代风向的变化，也最先掌握广大作家书写时代生活的状貌。面对如何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这一崭新的时代命题，文学期刊编辑应该如何参与其中，在这一广阔的创作领域中发现好作品、推出文学新人、引导创作风尚，同样是完成“新时代山乡巨变”书写过程中不容忽视的课题。

乡土中国的书写已经进入到新的阶段

湖南的《芙蓉》历来重视农村题材优秀作品的刊发，曾在头条刊发多部具有典型文本意义、用心记录农村山乡巨变的优秀作品；开辟“乡村题材小说特辑”，刊登周瑄璞、魏思孝、邓宏顺等作家的小说，关注农民的生存状况、精神状态和扶贫系列事迹；在各大栏目重点推出农村题材实力作家的新作等。通过这些农村题材作品，该刊主编陈新文深深感到，“相较于过去，当下的农村题材创作体现了丰富的新生活、新经验、新领域、新想象，不少作品表达比较新颖、写作比较立体，传递了更多新的知识，提供了更多新的可能。”

陈新文表示，中国作协等单位对农村题材的重视、对农村扶贫和乡村振兴题材作品的重点推介，以及系列定点扶持创作项目和“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推进，为农村题材写作提供了优良环境，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热情。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目前农村题材尚缺乏从“高原”到“高峰”的“大作品”，缺乏文学性、艺术性充足的好作品。许多作家缺乏周立波式的农村生活，不了解当下的农村变化和农民的精神需求，没有写出可爱可信的农民形象。他希望作家们抓住时代巨变的历史机遇，少闭门造车、少浮光掠影、少道听途说，真正深入农村、深入生活、深入人民，更深刻地思考农村问题，正确处理矛盾和发展的关系、小地域和大历史的关系、农民与农村的关系，写出更多震撼人心、反映时代面貌的作品。

近年来，身处广西的《南方文坛》一直在持续关注表现乡土中国的文艺作品。《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谈到，期刊在贯穿2021全年的“当代前沿·百年叙事”系列文章中，收入了多位知名学者关于鲁迅、赵树理、柳青、路遥等作家乡土创作的研究文章，并计划组发“新乡土叙事”研究小辑，约请中青年评论家对莫言、贾平凹、阿来、李约热、潘红日等作家的乡土文学书写进行主题研讨。在张燕玲看来，“今天农村题材的书写，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写作者具有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关切和忧患意识，同时作家与历史、时代、现实尤其是自我建立起深入的联系。乡土中国的书写已经进入到新的阶段，我称之为‘新乡土叙事’，作品的表达内容和表现方式都呈现出了新的美学样貌。”

面对“新时代山乡巨变”，张燕玲认为，作家不仅需要看到时代巨变给乡村带来的种种变化，还要看到近年随着部分外出打工者返乡，农村家庭空巢化、土地荒漠化的现象有所缓解，还要看到不少保存良好的千年古村落，正留待写作者的艺术挖掘与表现。“‘新乡土叙事’要勇于创新，勇于尝试‘日常经验美学与宏大史诗美学的融汇再造，以及开放包容的现实主义美学’，这是有难度的文学创作，唯此我们任重道远。”

培育崭新的历史眼光，探索新的书写方式

“浓墨重彩地书写农村生活，是陕西文学的悠久传统，文学陕军因此也长期拥有着一支将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紧紧扎根在广袤农村大地的写作队伍。”《延河》副主编弋舟表示，《延河》始终继承着这样的传统，近年来聚焦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重大时代主题，以专刊、专栏的形式，推出了一大批主题鲜明、生动质朴的现实主义作品。“在作者的选择上，我们尽量面向基层作者，面向奋斗在农村一线的实践者，他们中有农民，也有驻村干部，本身就置身于农村变革的现场，对于火热的社会实践有着最为直观和深切的感受。我们也期望以文学特有的感召力，让写作者通过书写来进一步展开思考，更为宏观、系统、深情地理解时代、理解我们所身处的历史进程，从而启迪自己也启迪读者。”

弋舟谈到，农村题材是当代陕西文学最耀眼、最重要的收获，《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等作品，都是陕西文学农村题材创作的巨大财富。“在认真接续这份宝贵财富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面对新的时代，一味‘吃老本’已经难以准确表达我们新的感受与新的生活事实。如何不被巨大的经验所压垮，如何培育我们新的历史眼光，如何探索出新的艺术方式，都是摆在我们眼前、需要我们迫切应对的课题。”弋舟表示，写作者需要突破简单的单向度“文学思维”，以一种更为深广的生命思维、历史思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去驱动新的文学想象和创作实践，才有可能写出与时代相匹配的作品。

“《当代作家评论》近5年来刊发了40余篇有关农村题材创作的评论和研究文章，也策划过相关选题。我们认识到了中国当下的乡村生活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乡村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这正是文学创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是文学研究者面临的问题。”在《当代作家评论》主编韩春燕看来，当下的农村题材创作中存在作家擅长写历史而不擅长写现实的问题，面对复杂的现实，部分作家的思想深度和艺术表达能力还有待提升。“随着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打破，将城市与乡村进行简单的二元划分不再合时宜，单一类型的乡土文学或者城市文学，在城乡结构急剧变动的背景下都难以为继。”

韩春燕认为，作家需要在单质的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之外寻找到第三种文学类型，以对当下新质的城乡经验进行书写和概括，这就是由二者发生化学反应催生出的“城乡文学”。它兼具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的气质，在空间叙事、人物身份和美学景观等方面又区别于二者。“城乡文学的提出并不意味着乡土叙事的终结，而是带来一种新的审美空间、审美经验与审美内容，文学关注对象的范围也因此得以扩大。”韩春燕谈到，新时代新阶段的城乡文学应该如实记录城市与乡村的转型与变迁，挖掘其内涵的人文价值，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勾勒出一幅完整的城乡交互图景。

写出新时代新乡村的温度和力量

为记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四川文学》近年来策划推出“现场”专栏，刊发多篇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希望以文学的方式介入和表达时代。同时策划了“周克芹纪念小辑”，意在激发作家学习先贤，承担时代责任。虽然农村题材作品取得了不错的反响，但在《四川文学》主编罗伟章看来，还有不少提升的空间。“不少作家能够做到眼光向下、关注现实，真正扎根生活，先融入再书写，但普遍存在主体性缺失的问题。这种主体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写作者的主体性，二是书写对象的主体性。多数创作都是阐释和证明，而非探究和审思。这样创作出的作品，不可避免会雷同，也不可能拥有美学功能和感染力。希望未来能看到真正反映时代本质的作品，作品中的人物要有命运感，而不是工具化。”

谈及如何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罗伟章认为，写作者首先需要学会反向思考，先想想什么是不变的，找准了“不变”，写“变”才有底气，才会具有真正的力量。其次是写作者必须具有大历史观，没有大历史观的书写，只能触及时代的皮毛。三是要严格遵循文学的标准，要把作品放到大的文学体系中去衡量，不能因为书写的是新生活、新题材，就把文学的标准降低。

这两年，《扬子江文学评论》在农村题材相关选题的策划和论文发表上一直比较用心，不仅为农村题材作家开辟研究专辑，还着重刊发农村题材作品评论、当代文学作品的“农村版”研究等相关文章。该刊副主编何同彬认为，当代文学的农村题材写作有着深厚的传统，也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作家作品，当前优秀的农村题材写作往往都能深植于这一传统，同时兼顾时代和人的新变，但也存在不足，“很多农村题材的写作还是在故步自封地图解‘文学史’和现行政策，或功利性地服务于某些‘项目’，缺乏对时代本质的宏观把握，也缺乏对当下农村生活和农民、农民工等相关群体的真正理解，作品往往无法呼应当前中国乡土的复杂性和时代性。”何同彬认为，未来的农村题材创作需要做到两点，一是求新，即真正关注农村和农民的新变化，关注其变化过程和带来的影响；二是求深，不能只通过媒介资讯和二手信息来了解乡村，而是要真正融入到写作对象之中，去接触、交流、观察和理解，这样作家们的农村题材书写才能有深度、有温度、有意义。

《山花》主编李寂荡介绍说，贵州是脱贫攻坚主战场，人数大、贫困面大，脱贫的难度也大，其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事迹，因此《山花》与贵州扶贫办联合推出了脱贫攻坚专号，聚焦这些感人事迹。此外杂志还策划了“乡音”栏目，推出一些书写乡村变化、反映家乡农村变革的题材作品。

“作家在对乡村变化的书写中，容易落入概念化的窠臼。比如写乡村题材，很容易就写留守老人、儿童，写他们的孤独。‘空心村’的确反映出了乡村的一些问题，但不是全部，对乡村的反映，还是需要深入生活，真正了解当下乡村生活。乡村的状态已经和这些作家小时候很不同了。”李寂荡认为，作家要想写好山乡巨变，就需要向柳青等老一辈作家认真学习，真正进入农村，了解自然环境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变化、人的变化，进而写出人物内心精神世界的变化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以及在与贫困作斗争时的坚韧感。“总之，要写出一种力量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