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姥爷孙犁在《书衣文录》书中写道：“昨日小宏来信，将去昆明，并要为我买烟茶及大理石镜面。此甥时时结记我，亦不负我襁负之劳矣。思之慨然。”

上个世纪70年代初，姥爷刚刚“落实政策”，从天津佟楼的小平房搬回到了多伦道216号的大院里。 我记忆中，那时姥爷写东西不多，但经常看到他整理抄家退还的书籍，利用所得废纸，包装发还旧书，消磨时日。姥爷也会将所思所想所感，随手记在包好的书皮上。不整理书时，姥爷常常会点上一支烟，坐在书房那把老旧发黄的藤椅上，面朝着南侧的窗户，眼神凝视着窗外。我坐在他旁边观察，发现他那其实不叫吸烟，叫烧烟。他每吸一口烟，就一直保持着那种思考的状态。也不知道是因为当时香烟的质量好，还是姥爷的技术高，那烧长的烟灰就是不往下掉，有时烟灰竟能有小半寸长。好多次，我在旁边就盼着烟灰掉下来，每当这时，只见姥爷轻轻一弹，烟灰就恰到好处地落在了桌上的烟灰缸里。然后，他再吸一口，又是保持那种神态，长时间地凝视，长时间地思考，长时间地燃烧。

据姥爷讲，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学会了吸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加入抗战所做的第一个工作是编写了《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的小册子，指导敌后的抗日宣传工作；接着他又选编了《海燕之歌》，汇编出版国内外的进步诗歌，鼓舞人们的抗日斗志。大量的编辑和撰写工作，使他常常要熬夜赶稿子，不得已就用吸烟提振精神。那时都是手卷烟，买点儿烟叶，烤干揉碎了，用废纸包着烟叶卷成喇叭筒，再用舌头顺着烟纸的接口一舔，将其黏上。

当时国内的商品物资非常匮乏，好烟好酒都是凭票供应。姥爷平时很少出门，生活上的事情都是由儿女们安排照顾。那时，家里人去看望姥爷，也会带些香烟。姥爷吸烟的牌子比较杂，有什么就抽什么，从来不挑剔，但对云南产的香烟情有独钟。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河北足球队当运动员，每年冬天，都会到云南昆明的国家海埂训练基地进行冬训。因此，为姥爷买香烟就成了我一项重要的任务。

当时，能到昆明冬训的都是全国前八名的球队，因此每个球队获批得到10条烟，我们队只有一条姥爷所说的云烟。那时，各队严格规定运动员不能吸烟。我极力说服我的球队，把云烟留给了我。

有了第一条云烟，我就开始琢磨第二条。

我在国家青年足球队时，结交了一位辽宁的队友，也是好朋友。我又赶紧请他帮忙，把分给他们球队的那一条云烟想法弄到手。他找到队里软磨硬泡了好长时间，愣从队里抠出了5包云烟。此后，凡到昆明冬训，我都会给姥爷带回一些云烟。

记得我第一次把云烟拿给姥爷时，他高兴地说：“就是这个烟，我好多年没抽了，根本买不到！”说着，姥爷打开包装，抽出一根，接着又坐到了那把老旧发黄的藤椅上，用火柴点燃云烟，又开始保持着他那抽烟的神态。只是这一次与以往不同，他不停地、慢慢地、细细地品味着这云烟的味道。

据姥爷讲，有一次，他的几位老朋友到家里做客，大家互相让烟，姥爷跟他们说：“我给你们拿一包烟吧！”说着，就从柜子里拿出了我给他带回来的云烟。朋友们见了，惊讶地问：“老孙，这烟你是从哪里搞到的？”姥爷笑而不答。姥爷后来和我说，他们待了半个多小时，抽了整整一包烟。说完，姥爷哈哈大笑起来。

上世纪80年代初，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到天津来领一个文学奖，专程到家拜访了姥爷。贾平凹先生曾表示：“长期以来，我是把孙犁敬为大师的，我几乎读过孙犁的全部作品，孙犁也是我唯一登门拜访的作家。”贾平凹先生就这次拜访中所受到的热情款待，在2013年发表的《我见到的孙犁》一文中写道：“……我吸烟，他是云烟，比我的好，我先后吸了五支。”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姥爷因胃病动了手术，医生和家人们都趁机劝老人家不如把烟戒掉算了。姥爷想了几天，终于下定决心，在80岁时，毅然将抽了几十年的香烟戒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