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晁，1986年10月生于湖南，现居贵阳。2007年起在《上海文学》《作家》《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家》《钟山》《天涯》《书城》《上海文化》等刊发表小说、随笔、评论数十万字，曾获《上海文学》新人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创作与评论》年度作品奖、《滇池》文学奖、《作家》金短篇奖、华语青年作家奖短篇小说“双子星”奖等。

郭 爽：我很高兴能读到你的新作《雾中河》（“雾水”系列），看到发生在“雾水”这一布景里的人和事。大河、雾、山，水电站、拱形坝、特大桥、铁路，还有形形色色讨生活的人，这里面的意象和景观，是我也着迷的，自己写作时也经常用到的，能深深共鸣并理解其中岩层般质地的。很高兴能这么聊聊。实际上，我们曾一起路过雾水的原型地。应该是《山花》组织的一次活动，车从贵阳开出去，路过一座特大桥时，你随口说，你小时候的家属区就在桥下面。我赶紧从窗户看出去，再回头看看你。这个动作差不多就是现在我读完这批小说的感受：我知道它们从哪里来，是怎么来的，是你心里的结晶、身体里的化学反应，是独属于你的。我喜欢你在创作谈里说的那句“是时候了”，是啊，不是这个原因难道还有别的什么吗？很多时候在经历、在想，但也在不经意地等。就像《雾中河》里几次出现的风，人只能等待风。现在这一系列小说写了十几个，也应该要结集了，对你来说，是某种阶段性的完成吗？我们可以从空间开始，毕竟，这个空间布景是如此清晰，有着现在虚拟与现实日益弥平、混淆的当下所没有的某种感官性的视觉和触感，是一种童年视域、人类天真经验里的重新观看。你在带读者看什么？怎么看？

李 晁：从头说吧，“雾水”系列的萌芽是在6年前，是2017年我写《午夜电影》时确立的，“雾水”这地名，其实10年前就用过一次，只是不被当时的自己在意，再度想起来，是单单觉得这名字还不错，写完才萌发想法，还可以这样写下去，加上这几年书写得比较密集，就形成了“雾水”这么一个场域，成为容纳人物的空间。它与我之前的小说不同，它有着坚实的存在，是现实里的一个微微变形的空间，但其中有坚硬的物质实体，比如你提到的大坝、特大桥、河流等等，这些事物几乎贯穿了这个系列的小说，等于一种暗示，它总是在那里。它们的存在能造成一种在场和不在场的影响，并不是每个小说都会把这些事物完整地呈现，但它们总散落在各个小说中，是一种整体性的存在，有些还成为比较重要的坐标。比如《家庭相册》里的特大桥，它的存在就超过了一般的泛泛介绍，或隐或显地具有一种指向性的内容，它以自己的物质存在，又片刻地高于生活，它并不是恒定不变的，本身也有变化。我想勾勒出“雾水”这样一种以自然和人造景观为依托的空间，我希望在一个系列作品里，把空间明确下来，让它们发挥一种人事纠葛之外的作用，犹如一个旁观者，物也可以成为旁观者。我在《雾中河》的创作谈里写过一笔，“进入之法，除了依托这样的环境进行虚构，别无他途，因为我早已错失认识‘他们’（人物）的机会，这是另一种重返的尝试，让当下的成人之眼去回应当初的童年印象，让浅薄的印象成长为鲜活的肉体，这仿佛是艺术的回溯，从印象到具象。”这里还可以多说一句，当我在虚构人物时，首先能确定下来的是对空间的呈现，因为空间在我看来，也具有一种品格，这种品格是与在地人物紧密相连的。

郭 爽：《午夜电影》写出来的时候我也看了，现在还记得其中的氛围。在那个小说中，叙事者是故事的目击者，但似乎对那个环境和环境中的人和事并不完全确定，也或者是叙事技巧，但这些说不清楚的东西却造成了影响，也形成了小说本身。现在我再走进“雾水”，是通过《雾中河》和《家庭相册》了，历史、地理、人情，时间与空间本身，织成晶体，细节真切动人，处处见功夫。这样写，尤其《雾中河》，出场人物众多，是费力气的，也考验作者在心中对这些人、这些事思量了多少。说什么不说什么，先说什么再说什么，散点透视般让人处处可流连、处处可细勘，感觉作者也在一次次神游或者说梦回那个半梦的时空。你在其中搭建了一些超时空的几乎是象征的物件，比如特大桥这样的“超级工程”，相对于古老的自然地貌、民风人心，它让空间具有了抽象的表征，桥连接了外面的世界和曾经的世界，是时空的通道。《家庭相册》里开篇不久就有一句“裴阳也曾离开雾水好些年，到广东讨生活，哪想染上毒瘾”。曾经离开雾水的年轻人如今回来了，断指立誓、戒毒重生。外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回来后建设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生活？也可以问：人是如何一次次整合、重塑记忆，形成连贯的叙事以追索自我的？

李 晁：你看出了这些隐含的联系，比如空间与人物的连接。人物的经历也有空间性，有的被详细讲述，有些被隐藏起来，但通过文本却可以勾连起一种较为完整的经历，显现的部分依托讲述变为可见，隐藏的部分通过线索可以盛放想象，它们都有各自的作用。在短篇小说里，人物大多被这样完成，它们互相依靠，既是实在的，也邀请阅读的目光展开自我的填充。比如《家庭相册》里的裴阳，他在外的闯荡时空被一笔带过，小说主要讲述他回归后的生活，也逐渐让从前的日子展露自我的面貌，而这一切正是他离开的原因。我以为小说的一点复杂是，前后的状态都会在人物身上发生作用和关联，这是需要读者细察的事物，对于写作者来说，也是一种高度自觉的潜意识在推动讲述，讲述的过程自带一种圆融与自洽，它（叙述）没有超出生活给出的情理，人事的发酵，大多是在生活的维度里的。《雾中河》里的人物多，在我写作时，是没有预计的，写起来就是人找人的状态，最终钩织成一张人际网络，每个人都在自我的位置上与他人碰撞。这种状态的讲述，在我是比较愉悦的，一篇小说的自然与生硬与否，写作本身会给出答案，我们很容易发现那些不协调的事物与强硬的安排，这样的安排会让人物在其中质疑、反抗。在雾水系列里，《雾中河》是一篇我较为偏爱的小说，这样的作品对我是有难度的，不是写作过程中的难度，而是完成之后，发现了与我其他小说迥异的面貌，它有着克制的情感，讲述事件也带着更为冷峻的姿态，我希望能写出不同人物带来的不同感受。

郭 爽：关于“物”作为见证，作为无声的目击者，在《雾中河》中，说到这条河，出现了几次形容其“无辜”。还有这样的句子：“老五也不恼，还是那句，快走吧，天就晏了。”“人走后，老五又是一个人，河面刮起一阵不寻常的大风，吹得船顶的广告牌嘎吱作响，有什么东西从头顶簌簌飞过，直到风停，梦里的那个声音才又清晰起来，莫停哟，快走快走。”这些地方看得人心里咯噔一声。什么在喊人走？人要走去哪儿？死亡的意象提示着某种终点，又或是人的觉知。老五这样的人物，你在他身上寄托了许多不止于此时此地、一时一地的东西，想听你说说。

李 晁：很高兴你能发现这些我也在意的小段落。写下这样的内容，也是一种感召，因了它们，小说才在大部分坚实的讲述中有了一个个可片刻抽离的空间，它们是全篇追求真实性中小小的虚无之地，好比我们喜欢拿来概括事物的“阴阳面”。我试着解释一下，这类“虚”的事物是人身上的一种感知，这种感知来源于人物实际面临的境况，也就是说，“虚”来自于“实”，是“实”带来的影响的涣散形态，它不大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但它制造出的情绪却比实际行为带来的影响更为深刻，它也像是小说里的雾，遮盖了实体，形成笼罩之感，发挥着它的暗影响。还有一层，我们打量实际的行为，看上去有着明确性，但实际上，行为本身的发生也可能是模糊的，它并没有特别的焦点，就是说“实”的发生，也可能来自于“虚”的感召，两者的界限并非那么清晰，他们是共生而缠绕的，只不过行为的具体性，会带来明确的后果。我希望在小说无数具体的行为中，包含一点点不那么明确的状态，应该说，它们看似不明确，但总预先透露出一丝丝未来前景。这种关系也并不是简单的因果，而是人的存在，有种种不被明确的地方，他们被什么牵引，效果上可能是简单的，但内因却可能是复杂的。

郭 爽：作者写完最后一个句子，小说完结，但小说里的人会继续过下去，小说里的世界会继续存在下去，这一实存与永续，应和着你说的虚实相交，这大概是虚构可以观照现实、又可以带人超乎现实的奇妙能量。“雾水”系列读来让人心安、引人沉思，我想跟它与“雾水”这个空间的紧密嵌合相关，它不是从书本或者观念而来的，而是从带着人声、血气、泥土、水雾，从具体细微的生命经验而来的。你是读书很多、很勤的人，如果你愿意，完全可以给这些人物、故事以更形而上的框架，但是你没有；涉及作者观念的部分，像我上一个问题里提到的，在这一系列小说里交给了“物”来呈现，来无声地带出。这里面我感觉到对人与物的尊重，对未知的、不可知的力量的敬畏，“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这可以说是一种小说观念的选择吗？还是你个人的审美倾向？这种小说美学背后有静定之气，但我觉得不是对这个嘈杂时代的被动反应，而是有你的理念在其中。想起你常拍黑白照片，黑白照片过滤了色彩，保留下光线、阴影与物的轮廓与细节。你的构图与你的小说写作有无相通之处？

李 晁：问题提得非常好，为什么不让故事更具形而上的特质，一方面是能力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和我目前瞄准的状态有关系，我希望能老老实实地去写几个与人相关的故事，写出我印象里和实际接触层面对人的理解。我小说里的人物都话不多，这是实在的，不论在家庭还是在稍大一些的社会范畴。我接触的人，是比较内敛的，或者说惯于沉默，沉默大体是我最熟悉的人的状态。我在小说的创作谈里也提到了，这一状态是数千年来形成的人的心理面貌。这里面有可堪回味的地方，事实上也让我着迷，我们是怎么靠着抑制交流而完成交流的，那从嘴里吐出来的有限信息必须发挥他们的作用，不论精准与模糊都是一种作用。而随着年岁增长，我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少语，说话最多最洋溢的，反而是我认识的作家群体或者说知识群体，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作家在表达上更好，或者说他们更喜欢表达吗？可难道写作还不能替代平时的言说？问题有些好玩，这里暂不展开。回到写作本身，我希望能写出一些真实可感的内容，而甚于用一种俯瞰的姿态，将它们打造成形而上的事物，这是我无法做到的，我自己就是那些人物中的一员，是同命相连的，写到人物时他们仿佛也在告诉我，我就是这个样子的，你不要写成别的样子。我对具有代表性或高度提炼化的人物有一种本能的抗拒，因为他们可能走向符号化，成为可以代表某一类人的“大人物”。所以我喜欢格拉克谈奈瓦尔，“我重读奈瓦尔……重新又找到了他的迷人之处：简单真心的友善接待，一种飘忽不定兄长般的隐秘的愉快，从不强令你做什么，总是随时准备着被遗忘。”这最后一句，正是我希望自己能做到的，还有我的人物，他们率先具备了这样的特质。说到拍照，在我是玩的心态，观看这一行为，是带来发现的，发现美，进而捕捉，可一想到捕捉，其实已晚了，所以重要的还在于观看，如何观看，这比照片的结果更重要。

郭 爽：罗伯特·弗罗斯特在《一条未走的路》里写道：“金色的树林中有两条岔路，/可惜我不能沿着两条路行走……我选了一条人迹稀少的行走，/结果后来的一切都截然不同。”写作的这些年里，你也曾看到过这样的两条岔路吧？或者，如今写小说，已经是无数条的岔路、无数种可能了。现在对你来说，写下去，是想走向哪里？会期待什么？

李 晁：是阅读开启了视野，视野一宽，路就多了，但经过这些年练习写作，才找到适合自己的是哪一条。在这上面，作家都是固执的人，哪怕周围有许多声音会提出这样那样的疑问，事实上也不存在如何提升，而该紧盯作品，让它本身表现得更好。从这个角度，我是个目光短浅的人，不展望未来，是害怕、不自信还是别的什么，我说不好，我只希望目光低一点，走好脚下的路，因为脚下的路是唯一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