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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更名——修新羽小说的一种读法
来源:十月(微信公众号) | 聂梦  2022年07月26日09:14
关键词:修新羽

修新羽很会写小说。

至少在接下来将要谈到的两个文本里,她充分展示了优秀青年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通常具有的那些特质:

一个稳固的文学基地——“城北故事”是修新羽绝大多数作品共享的“副标题”。作者用一座有着北京的丰富和家乡青岛那片海的虚构的城,容纳个体经验的恣意生长,同时为一切故事的幽暗晦涩、闪闪发光提供滋养。

几个容易抓住读者的核心意象——比如“藏蓝连衣裙”,那件藏在衣柜深处皱成一团的衣物,自姥姥去世起便开始待命,随时准备被一把扯出,充当母亲复杂内心的投射物,并将母女关系的裂隙和愈合寓于其中;再如“枯黄的碎叶”,在突如其来的离别后,它被男主人公拾进口袋,撒在桌上,投进玻璃杯里,作为某种意义不明的信物,祭奠一段亲密关系的悄悄完结。

一些巧妙的策略和手法——最显在的是借由特殊情境呈现特殊关系,如我与母亲间的紧张对峙又彼此需要,被放在上一辈的母女关系中重新省察,更重要的是,成员当中的某些人(我和母亲、大姨和姥姥)不得不暂时结为盟友,因为她们的任务之一是共同观测另外一人(甚至自己)的死亡;设置并利用缺失、独语、旁观者视角及陌生化,让故事在“知”与“不知”、“信”与“不信”之间摇摆,从而实现通过凝视不在场者的抉择来审视自我,通过凝视谎言来寻找另外一种生活;模糊远与近、虚与实的界限,用具体而微的日常细节拼凑作为隐喻的远方,从中识别并体验命运强有力的报复,再用微弱的不确定性将其化解;构建修辞上的错位感,当“母亲”和“姥姥”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一个段落中时,其叙事效果已远远不是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所能涵盖。

上述种种,在我看来却既合理且必然。

阅读开始前,我早已知道修新羽在《青年文学》杂志社工作,而这两年我喜欢的许多作品,在刊出之时,责任编辑那一栏都工整地印着她的名字。

因此,实际情况肯定比这还要再好一些。

好到什么程度呢?事后想想,大约好到我要下笔归纳读后感时,重读发生了很多次,文章的题目也一改再改,却总不能将那种好精准提炼出来。

如果没有记错,这篇评论最初的名字是“孤独练习”。那是某天回家路上,新羽发来电子文本后,下载保存时匆匆浏览的第一印象。“练习”,并非全然杜撰,作者在《她要去阆中》里已“无意中”提到过它:男主人公在女友“不公平且不善良”的离别之后,劝慰自己这只是练习,练习想象“她正在某个他永远无法抵达的地方,拥有他无法拥有的力量,成为他无法成为的人”。当然,将“练习”放到题目里,还夹带了其他方向的用意,比如越俎代庖地替作者表达谦虚,或是影射自己对于后续其他作品的期盼。

相比之下,“孤独”则非常显而易见了。收到文稿时,我刚好在读另一位喜欢的青年作家的创作谈,她围绕着新作真诚地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其中一句刚好打动了我。她说,我周围的朋友里,有喜欢同性的,喜欢异性的,不断在爱的,从来没有感觉到过爱上谁的,和别人一起生活的,独自生活的,不管在怎样生活着,可能还是难免会孤独。修新羽的两个文本,刚好让孤独在横向和纵向上都得到了非常充分的推演。

《它不是红色》写上野千鹤子式的母女关系,表面看是对抗和相互折磨,实际呈现的却是影子和影子的相处难局。小说以病重、陪护、去世、筹备婚礼等为关节,论证了一段亲密关系中“崭新的耐心如何一点一点被磨灭”。《她要去阆中》记录的是一次低浓度非物理性破坏的分手。他与她,他与父亲,甚至与祖父之间若有似无的关联,都在女友隆重又无可挽回的离开中得以呈现。孤独的层次感是两则小说的华彩所在。我同母亲熟练地冷战,熟练地结束冷战,而后在对方呼吸的鼾声里感到安适与亲近。女友走后,一系列情绪依次占领男主人公的内心,不知所措,拒绝,报复,求助,复盘,侥幸,深思……每一种情绪都牵引出如鲠在喉的现实,咽拭子一般质询刚刚过去的生活意义究竟在哪里。

但很快,我就改变了主意,决定以“自我意识”为主题结构这篇文章。那是因为某次刷朋友圈,在某个会议的嘉宾介绍中,得知修新羽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专业。我由此程式化地想到一些大师,想到年轻的写作者在文中设置如此多的否定,是不是也在强化一种命名权。

《她要去阆中》里,女友林琳这样解释必须消失的理由:多数人的生命轨迹都是树状图,靠惯性走下去,这是轮回,轮回皆苦。她要把人生过成散点图,具有几何美感的布朗运动。否定性的“离开”,是两篇小说在这一瞬间定格到的布朗运动的外显形态。姥姥重病去世,女友出走,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命名着主人公隐藏于亲密关系中的焦虑和边缘属性。类似于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什么”“不是什么”“你不明白吗?”“你明白了吗?”——这些对于“是”的执念也由此贯穿小说的始终。作者和人物一再强调,知晓不能遮蔽真实。正如他们尖锐地指出“它不是红色”,一方面源于婚礼现场,母亲因姥姥去世而没有选择穿红色礼服,不仅令我,就连母亲自己也一直耿耿于怀;另一方面也不想人们就此轻易忘掉那滴“宝石般悬在指尖”的血,它不是红色,也不是棕色,而是介于两种颜色之间。在我对母亲大喊“你能不能稍微关心一下我”之后,被用力挤出指面,以哪吒割肉还母般的决绝,慢慢凝固为一滴毒液。他们知道,一些核心身份未得到发展或被认识的人,不得不维持依赖于外部接触而建立起来的虚假身份。据此,取证并确证自己,成为这一环节里被郑重提出的重要议题。

再后来,随着阅读的深入,我被小说的一些旁逸斜出捕获,从马约拉纳费米粒子等诸如此类的描述中,隐约发现了赫尔德的民主观和吉登斯口中的自治性原则与个人生活的民主化。

关于复杂粒子,修新羽在小说中是这样植入的:“他开始读书,读到深夜,查阅佛经和物理书籍。有个名叫马约拉纳的意大利物理学家,研究出一种马约拉纳费米粒子,它的反粒子就是它本身。后来这位物理学家主动失踪了,认为不被确定就意味着不被掌控。马约拉纳和林琳都会同意,人生不该是树状图,人生的曲线不一定是向上的,可能是团的,也可能是散点。忘掉既定的规则,出现在这里也出现在那里,倾听自己,窥视自己,只从自己和虚空中寻找答案。”这显然是一个明智之举。借助复杂粒子,小说跨过了于不平等关系中确认自我的平台,向着平等、自由的交互性一路迈进。这也是为什么在离世、分手等变量带来巨大震动的同时,作者仍一再重申,眼前的和平局面是多方力量精心维护的结果。遵循这一逻辑,小说中出现了许多试图反客为主的高光时刻。例如男主人公新建文件夹,整理关于阆中的信息,仿佛要搬去阆中的人不是林琳,而是他自己。他在同学面前颇有文采地谈起张飞驻守过,杜甫停留过的阆中,随机选定车站下车再上车,重新发现城北琐碎的风景,看见无数颗颤抖的星星。这首先是人物“精神复健”的自救举措,借助回溯和重新捕捉半记忆性的或压抑的体验过程达到释放的目的,与此同时,类似的“心理旅行时间”,也让渴望有效控制自我在关系中的个人空间界限的自治性努力逐渐得到凸显。

故事的最后,我当然还是回到了文学。归根结底,种种线条、网格,都只能促成两个文本的好,却无法对其构成限制。对于《它不是红色》《她要去阆中》来说,它们既可以存在于某种视野和序列当中,获得相应的哲学社会学意义,但与此同时,它们更是它们自己。

修新羽很擅长处理复杂性。两个文本中,未见正式的转折,转折却无处不在。小说中有几处漂亮的细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一场开腹手术和三轮化疗之后,不光是姥姥,大家都被这场病折磨了很久,觉得命运单单在折磨自己。中间,我和父母来到姥姥家,母亲炖煮晚餐,我在房间里游荡。一个巧妙的忆旧时刻出现了——姥爷长期住养老院,姥姥还在医院与病痛抗争,斯人未去,房间里的各种物件却离开了使用者,平添出一种意味。“我”的眼睛逐一掠过扶手包浆的沙发,玻璃板下发黄的剪报,新的抱枕和坐垫,洗干净的抹布,空荡的垃圾桶,最后落在在几张照片,油布包里的结婚证和一张一九八一年的气功培训证书上。此时,一种新鲜而强烈的悲痛涌了上来,取代了心里早已无比庞大牢固的磨损感。“和姥姥朝夕相处过三天,对姥姥的了解还不如刚才从抽屉里翻到的多。”但“我”和作者都明白,这只是一瞬间,很快,医院里时刻不停、轰隆作响机器声又将重新占有“我”们,宣告它的永久性胜利。

另外一个让人钝痛的瞬间,是姥姥去世后,我将手机里的视频和照片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算作告别,想起两个人曾坐在阳台上,看着夜空中的月亮被地球的阴影遮盖,变成琥珀一般的橙红色。月食、刷牙,甚至其他许多动作都有明确的起止时间,告别却没有。我很喜欢修新羽让医院与工厂宿舍建立关联的那个比喻,它如同一架积灰过多的散热扇,或是心跳检测仪,从出现的那一刻起,就让某种东西在我的体内不断嗡鸣,挥之不去。

作者声音在文本中留下的痕迹同样是值得珍视的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我始终没有将《它不是红色》里的“她”和“我”做出明确区分。小说中,同时出现了两个对拼图和地图不友好的人。一个是处于葬礼和婚礼之间的“她”或者“我”。情人节,男友买来直径七十厘米的月球拼图,半夜起身经过客厅,我随手抓过一片,扔进马桶。商家补发的那一片,“至今依旧有种冲动,想要再把它扔掉”。另外一个是执意要去阆中的女友林琳,林琳闭着眼睛在地图上扎出一枚图钉孔,从此遥远而可及的阆中便成为男主人公挥之不去的噩梦。仔细想想,这大概是两则低物理伤害的故事中唯一的破坏性行为了。

它们当然也可以从前几次命名时的那些条条框框处获得相应的解释,比如孤独、自我确证,个人生活的民主化等。但隐藏在背后的恶作剧般的对抗和报复心理,恐怕还是要回到“文学性”的范畴才能解决。“完满是不合理的,不自然的,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拼图一定不会完整,地图上不可能不出现随机的孔洞,礼服不会是红色,阆中也永远不会有林琳。它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规则复仇者联盟。联盟的发起者在小说创作谈中已有明确提示,那就是修新羽自己。

眼下的情况是,生成箭头指向明确,反作用效应还需进一步观察。一个理性感性兼备、几乎不留漏洞的隐性复仇者,要如何从她的人物处获得反馈,又将以怎样的方式在接下来的虚构和想象中实践并藏匿她的意图。也许,破坏行动在她眼里本身就是一场事先安排好的分岔小径的秘密交会。主人公和叙述者只有共同完成那些“不友好举动”,才有机会彼此相认,共同进退。他们的路线是,从城北回到青岛,再从阆中走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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