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身处疫情之下，相比缓滞的旅行流动，全球文学翻译出版的活力恢复超出了业界的预期，人们似乎更渴望了解其他国家折射现实思考的文学世界。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龚古尔奖等一系列文学奖不约而同颁给了非洲或非洲裔作家，包括《卫报》在内的主流报纸都对此现象感到惊讶，探讨当代非洲文学是否还有新的发现和再讲述。不仅是非洲文学，亚洲文学的翻译出版也在近年有了许多变化，今年国际布克奖长名单一经公布，业界即发现像倾轴出版社（Tilted Axis Press）这样新成立的专注于亚洲作家的小型出版商，因为专业而在文学奖中获得了更多曝光机会。

对中国文学翻译而言，从去年下半年至今年上半年在海外也有许多新收获，张平《抉择》、冯骥才《单筒望远镜》、格非《人面桃花》、残雪《边疆》、路内《少年巴比伦》等作品相继推出更多语种的译本，国内出版社与海外出版社联合组织多场新书宣传活动，实现了中国作家与海外学者、译者、普通读者的互动。和过去相比，中国文学的外译发生了哪些变化？书写哪些主题又能够让异域读者感受普遍的共鸣？上世纪90年代已被国外读者熟知的作家苏童对此有着诸多观察，他的小说《黄雀记》与散文集《露天电影》也新近推出英文版，在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英国SINOIST BOOKS出版社联合举办的苏童对话英国汉学家吴芳思（Frances Wood）活动中，他们共同分享了对中国当代文学在英国的译介与传播的新观察。

吴芳思年轻时曾到北大交流学习过一年，之后在大英图书馆工作，负责管理中国典藏，并出任中文部主任，翻译创作过多部中国文学、古代艺术、“丝绸之路”话题的著作。在伦敦的活动现场，她对苏童作品中首次译介的散文类作品《露天电影》表达了好奇，这部作品显然袒露了苏童关于南方生活的种种记忆以及意象，涉及风俗地理、美食文化、手工艺人等等，对中文读者而言是再也熟悉不过的苏童风格，吴芳思显然注意到了其中的记忆与怀旧氛围，这是全世界作家都无法绕过去的熟悉母题，由此她向视频连线的苏童表达了自己的疑问——苏童这一代中国作家身上的记忆如何影响着写作？

“怀旧是一种情绪，记忆则更偏向于真实。作家实际上都是凭借着记忆在写作，一个没有过去的人很难进行写作。唯有记住过去，才能处理当下的现实。”苏童回应说道，继而他表示，自己作为“60后”一代作家是极为幸运且特殊的，“我在儿童时代观察着60年代，又通过少年的视角看到70年代，在成年时感受80、90年代的蓬勃生活，当代中国的巨大变化都在自己身上留下烙印，并且作为一种向度深入到写作之中。”《黄雀记》如同之前作品一样佐证着他的这一自我判断，该小说以部分源自真实事件的记忆创造了一个命运循环的故事，吴芳思表示自己很容易便进入了小说营造的世界之中。去年末在伦敦举办的《黄雀记》读者推荐活动中，当地读者也给出了相似的反馈，当时，英文版译者蒲华杰（James Trap）表示，苏童往往通过具体的、渺小的人物形象去反映时代变迁的宏大主题，时代变迁与个人成长产生的碰撞，在角色命运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苏童自己也注意到，许多国外读者是通过改编自他的小说《妻妾成群》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认识了他的文学风格，这种熟悉感一直贯穿在他之后的外译作品阵容中。在现场，吴芳思也提到了这部在1993年获得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外语片的作品，直到今天她依然记忆犹深。苏童回应表示自己的确受益于这部电影良多，“我至今还震惊于这部电影的影响力。”他提到，许多时候在国外被朋友介绍给陌生人时，对方一听说他就是这部电影的原著作者，立即从陌生切换到了热情的状态。也因此，他大方坦承影视改编对文学传播带来了很好的“破壁”效果，希望自己有更多作品能够影视化。

当代中国文学的“走出去”多年来一直有所发展，并在网络文学、类型文学开辟出了新的方向，取得良好的成绩，但也存在着译者短缺、出版社推广偏传统形式等方面的难题。当吴芳思问到苏童如何看待当代中国作家的国际传播情况时，苏童给出了自己的观察，他提及上世纪90年代初亲历了国际翻译的“中国热”现象，许多小众的作品也被翻译，背后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不久，国外读者的好奇心急迫想通过文学作品来获得交流理解。“但如今网络时代打破了这种信息匮乏，这对文学作品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一部作品只有足够优秀才能被全球各地读者阅读，这恰恰说明了交流的平等，不依赖于文学之外的力量，仅仅依靠文学自身去赢得受众。”

在伦敦活动现场，有读者问苏童写作的状态体验时，苏童回应说，写作更像是取经过程，与愉快或痛苦无关，已经成为了自己的精神支柱。他也表示正在挑战写一部大约四十万字篇幅的新长篇，过程非常艰难，推倒重来了好几次，写作过程中他以看短篇小说来释放焦虑情绪，比如爱尔兰作家威廉·特雷弗的《雨后》这类短篇集。他也注意到全球疫情之下，许多人在记录书写，“相比过去历史上的大瘟疫，我们能够如此记录是一种幸运，给予后人一个呈现今天的我们真实感受的机会。但记录只有立足于客观、理性、真切的态度，对文学对世界才是有效的。”现场的国外读者自然也期待苏童能对此有所记录书写，但对他而言，从观察思考到文本成型还需要酝酿延迟几年甚至更久，正如他曾在讲述写作观念时形容自己欣赏的是“离地三公尺的飞翔”，“离地三公尺，不高不低，有一种俯瞰的距离。我一直比较喜欢举的例子是雨果的《九三年》。这部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其实是大革命以后20年写的。大革命当时很多描述法国大革命的文本都没有留下来，留下来的反而是20年后雨果的这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