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 辑：感谢三位作家应邀接受问答。首先想问的是，三位作家是哪一年加入中国共青团的？还记得当时从填写入团申请书，到正式宣誓入团时的心情吗？有没有保留着一枚团徽，或者其他具有纪念意义的实物？回答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您打开记忆的闸门，很期待三位作家能根据自身的亲历，提供真实可感的细节。

刘建东：我入团时间比较晚，在一九八三年，我上高一时。具体的细节已经忘记了，但永远记得当时告诉我已经是团员了的班长的模样，记得我们当时教室的平房以及并不怎么明亮的窗户。至于入团的原因也很简单，很单纯，觉得要上进的人都要入团。还记得我当时的班主任老师，他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是个朝气蓬勃的青年，和我们打成一片，像朋友一样。直到现在，和老师见面，都感觉像是回到了从前，回到了三十多年前。

海勒根那：我大概是一九八八年加入共青团的。我们家乡在科尔沁蒙汉杂居的地方，我读书的那所乡村中学位于乡政府附近，很多学生每天要徒步走上两到五公里才能到达，那时自行车还是奢侈品，只有一小部分学生才有。但这并没减弱我们上学的热情，每天清晨或者黄昏，背着沉重书包的孩子们都会三五成群地往返于尘土飞扬的小路。那时科尔沁还很闭塞，我们这些小伙伴很少有出过远门的，有的连火车都没见过，以至于面对地理考试的填空题“中国的首都是哪里”，竟然也闹出笑话，有填上海的，有填广州的，花样百出。初一的时候，我便响应团组织号召第一批写了入团申请书，不过到了初二的下半学期才被批准入团，原因是冬季乡村中学教室取暖，需要每个学生交够一定斤数的烧柴，而我每次都不能达标。父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寄居在亲属家，那些到学校送苞米瓤子和秸秆的毛驴车与马车没有一辆属于我，我只能趁傍晚放学去田地里捡拾。被收割后的田野空空荡荡，连沙坨子里的荆棘草都仅剩了根须，我根本凑不够交柴任务。班主任老师后来知道了我的情况，特别向校团支部申请，批准我入团。终于成为一名共青团员了，少年的我眼泪都流出来了，面对团旗宣誓的心情也可想而知。

王 族：我一九八五年加入中国共青团。当时的情况是，我的小伙伴都已经是共青团员了，而我因为转学到了一个新学校，老师要了解和考察我，所以等待了一段时间。等待让人焦急，甚至惶恐，我害怕自己从此掉队。那个年龄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认知能力都很有限，所以直到现在我依然对当时的情形记忆深刻。后来突然有一天，老师通知我可以写入团申请书了，我怀着激动的心情，颤抖着双手写下了申请书。正式宣誓的那一刻，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但是同学们后来告诉我，我当时脸红扑扑的，好像心里憋着什么。我想，那一刻的我因为内心激动，但又无比幸福，似乎在言行上已无法自我控制，好像被一只大手牵着向盼望许久的彼岸靠近，而那只大手就是共青团。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获得了一种幸福的成长，那种感觉持续了很长时间，让人记忆深刻。

编 辑：青春是我们的人生旅程中最绚丽的一站，当您是一位团员时，是否积极参加团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如果您已年满二十八周岁、不再保留团籍，当您回望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是否还能看见自己焕发着青春朝气、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的身影，当年加入共青团对您的人生理想产生过哪些影响？期待您为读者讲述属于您的共青团员故事。

刘建东：大学时期的每年春季，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去兰州南面的皋兰山上植树。和在平原上植树不同，我们要先爬上山去，再植树，等开始植树时已经疲惫不堪，但仍然兴致勃勃。在我印象里，当年干旱少雨的西北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山，漫无边际。过了二十多年再次去西北，感觉山好像绿了许多，不知道那些披着绿装的山脉深处，有没有我种下的一棵树。

回望当年，仍然能够触摸到当时年轻的自己对知识的渴望、对理想与未来的敬畏。那时候的理想是单纯的，直线的，不拐弯的。大学时期的青春岁月对人生的影响是有决定意义的。那时候感觉不到满足，从来都处在对未知世界的饥渴状态中。大学时，几个青年团员、几个对文学有着宗教般热情的中文系学生聚在一个班、一个宿舍，我们写作、争论，一起办一本叫作《菩提》的文学刊物，自己编自己写。现在看来，虽然那时候写的东西并不成熟，却总是有一种新鲜、陌生和好奇在激励着自己。而有关文学的梦就是从那时起，慢慢地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

海勒根那：刚刚说到我的家境，也正因如此，我只读到初中就辍学了。我十八岁出门打工，到遥远的呼伦贝尔去，一直在社会最底层做各种工作，所以团组织对我来说遥不可及。不过，一个人漂泊在外为生存拼搏，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自觉远离社会的污秽和糟粕，始终保持向上的勇气。劳累之余，我也不忘读书，特别是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形象像春风一样激荡着我。后来我学会了写作，创作了许多硬汉般不向厄运和恶劣生活低头的小说人物，我在以另一种方式昂扬青春。值得一提的是，二〇〇五年的时候，已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我加入了市级青联，并当选青联副秘书长一职，力所能及地为青年团体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王 族：成为共青团员后参加过很多活动，作为志愿者去镇上的一位老红军家打扫卫生的事，我现在仍然记忆犹新。前后几次我们都很快干完了活儿，却没有急着走。因为我们听说老红军有很多故事，觉得他很神秘，我们还曾悄悄商量，怎么样才能让他主动把故事讲出来，而不是我们忐忑不安地提出请求。一天，他看出了我们的心思，笑着问我们是不是想听故事。我们异口同声回答了一个字：想！于是他给我们讲了他们当年夜晚坚守阵地，击退敌人三次进攻的故事，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他讲完后撩起裤子，让我们看他腿上的伤疤。一位同学问他疼不疼，他说当时疼；那位同学又问现在还疼吗，他笑着说现在甜，因为这是一种荣誉。我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他的话，但是心里隐隐约约感觉到他的意思。最后他说，我那时候也就像你们这么大，但我不是共青团员，遗憾啊！直到现在，我仍然记得他这句话。也许未来，我会把他和他的事写一篇小说。

编 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新时代的中国青年顺应时代需要，积极投身国家的发展建设，他们是创造中国故事的鲜活力量，在助力脱贫攻坚、关爱留守儿童、社区治理、乡村振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等领域开展工作，用实际行动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作为一名活跃于中国文学现场的作家，在您的现实主义创作实践中，有没有以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为故事原型，塑造有温度、有内涵的人物形象，写出相关的文艺作品？

刘建东：大学毕业后我在工厂工作过十年的时间，我工作的时间段正是中国国企经过改革开放初期的爆炸式生长，之后慢慢地自我消化、挣扎、过滤的过程，工厂里青年工人的成长是与时代同步的，他们的成长中有喜悦也有苦痛，于是我写了反映他们的生活、工厂精神谱系的系列中篇《阅读与欣赏》《黑眼睛》等多部，还写了一部更深层次地探寻他们的精神家园的长篇小说《十八拍》。这些作品我是满意的，因为那是通过我，一个曾经的在场者的眼睛，用文学的形式触摸到的真实的有温度的人。

海勒根那：在我的短篇小说《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里，整个蒙古族牧村唯一的汉族人就是一位新时代的青年，他从浙大毕业，是“上边”下派来的牧村第一书记，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彼时，全牧村人正在热热闹闹地开“丰收会”，村集体请客，杀猪宰羊，其中一段描写这个南方来的“小个子”青年，他本来代表村委会向“远方客人”和乡亲们敬酒，反倒被乡亲们敬了酒。这几年哈图布其牧村红砖蓝瓦，窗明几净，牛肥猪壮，绿水青山，老乡们感激这个致富带头人，感谢党和政府，这个酒当然要敬。第一书记虽然酒量不行，可“人逢喜事精神爽”，他连喝了“草原三杯”，竟像一个骑马的蒙古汉子那样，尽管摇摇晃晃却没倒下去。中篇小说《巴桑的大海》里，从小没有父母、身残志坚的青年巴桑，即使没有双腿，也立志要实现自己的梦想——走遍全世界。他先入马戏团做了一名驯马师，跟随戏班走过了大江南北，后来又克服了种种困难当了一名远洋捕鱼船的水手，最终走向了汪洋大海。并且，他把所有赚到的钱都捐给了二战的伤残老兵和世界各地的残疾儿童，最后他为了救一头误入渔网的鲨鱼而葬身大海。我在小说创作谈里写到，当巴桑的形象在小说里渐渐清晰时，他也有了生命的温度……

王 族：我曾在驻昆仑高原的阿里军分区当过兵，多年来一直为昆仑军人和昆仑精神所触动，于今年创作完成了反映昆仑军人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精神的长篇小说《雪公里》。该小说描写了二十岁左右的战士（基本上都是共青团员），以血肉之躯坚守边防，以无畏的精神和不怕牺牲的壮举，维护国家安定的故事。小说以驻守在叶城零公里的阿里军分区汽车营为描写对象，讲述了汽车兵在一次上昆仑山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在先后遭遇风雪侵袭、高山反应、身体疾病的情况下，依然艰辛巡逻的故事。他们在饥饿的时候，用身体坚持；在危险的地方，用意志坚持；面对艰巨的任务，用信念坚持。哪怕死，他们也要到达最高的边关，也要让界碑牢牢伫立在边境线上，把边关军人的精神传递下去。他们牢记军人的职责和使命，他们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是当今社会最宝贵、最值得传颂的。

编 辑：“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书中的保尔·柯察金是作家根据自己的生活描画出来的青年革命战士的形象，他勇敢、坚强，拥有顽强的毅力，曾经影响了无数中国青年。请问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您受到过哪些文艺作品中积极正面的人物形象的影响？您觉得适合推荐给青年阅读的作家及作品有哪些？

刘建东：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大多数会受到文学作品或者文学人物的影响，因为那时可以阅读的书籍是有限的。十几岁时，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有《水浒传》里的众英雄、《三国演义》里的五虎上将，外国的除了保尔，还有《牛虻》里的亚瑟。尤其是亚瑟这一文学形象，令我印象深刻，那本已经卷了边的书，我看了很多遍。

我推荐给大家的作家是约翰·契弗、威廉·特雷弗、卡尔维诺、王小波，他们的作品虽然不算什么英雄之书，却都是生活之书。

海勒根那：除了保尔·柯察金，海明威《老人与海》里的那个老人，他“宁肯被毁灭也不肯被打败”的精神，也曾经是我人生渺茫大海中一座时隐时现的灯塔。

我推荐给青年阅读的书单里，应该有张承志的早期小说《北方的河》《黑骏马》《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等；艾特玛托夫的《查密莉雅》《第一位老师》《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等。

王 族：对我影响最深的人物是王二小。小时候看过一本讲述王二小故事的连环画，小小年纪的王二小的勇气和精神让我震撼，当时就觉得他是值得我学习的对象。多年后，我还写了一首名为《王二小》的诗。

编 辑：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到“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要“守正创新”，要“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等等。您认为文学应如何反映我们的时代？总书记在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对您今后的创作有哪些启发？

刘建东：文学反映时代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落实到作品上。我觉得作家首先要清楚文学的力量，清楚文学对于一个时代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意识到文学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其次是要有新的人物。文学要贡献新的文学形象，要真的能够代表我们生活的时代、我们生活的空间；不是刻意拔高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从生活中来的人物形象，是让大多数人认识的形象。最后是要有新的讲故事的方式。文学需要创新。关于如何更好地表现时代，表达我们对时代的认知，应该多尝试，用不同的途径达到最大化的艺术展现。

海勒根那：总书记提到的这些方针对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不无裨益。事实如此，文艺创作从来都离不开现实生活，离不开人民大众。每一部文学作品中塑造的活生生的人物也都来自人民，是以某一群体的代表为原型提炼描摹出来的，离开这些，文学不免空洞、无味，只能是一潭死水。文学创作要顺应时代，要描写当下。世界日新月异，观念总在落后，就像辛格的哥哥告诫辛格的那样——“看法总会过时”，而生活总是那么真实而鲜活，我们有选择性地记下这些逼真的、超乎想象的事物，是为了留住一个时代的缩影，从而启示或警醒后人，哪怕是像录像带一样作为多年后的史料。这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做的。

王 族：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国之大者”，就会知道怎样去写民族和历史。

编 辑：最后一个问题，二〇二二年是中国共青团成立一百周年，也是《青年文学》创刊四十周年。《青年文学》是共青团系统唯一一家文学刊物，自一九八二年创刊以来，一直以培养青年作家为己任，在文坛享有“作家摇篮”的美誉。借此机会，请问您最早在《青年文学》发表作品是哪一年，标题是什么？从《青年文学》走出来的作家中，多数已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四十年来，《青年文学》汇聚了中国几代作家的精品力作。请问，记忆中《青年文学》曾经有哪部（或多部）作品打动过您？

刘建东：我发在《青年文学》的第一篇作品是短篇小说《自行车》，发表于二〇〇一年第七期。后来陆续发过两个中篇、四个短篇。我也感谢，在我的创作历程中，有《青年文学》令人温暖的身影。

大学期间以及大学毕业后若干年内，我订阅了许多年的《青年文学》。可惜，后来随着不断地搬家，老杂志都已经丢失了。当年读到《青年文学》发的铁凝的《哦，香雪》、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真是惊叹于故事的精致以及叙述的美妙。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王朔的《橡皮人》、刘醒龙的《凤凰琴》等。

海勒根那：我没记错的话，第一个发表在《青年文学》上的短篇小说应该是《哀号遥远的白马》（一九九八年第五期），之后又陆续发表了《神秘头羊》《父亲鱼游而去》《骑马周游世界》等。记忆里，我第一次看到《青年文学》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是一本封皮破损的旧杂志，在邻居小哥的书架上，里边有一篇叫作《哦，香雪》的小说，写了几个叽叽喳喳去火车上卖鸡蛋的乡村小姑娘，我之所以记住了这篇小说，是因为她们读来像我们牧村的“丫头片子”一样亲切，又像诗歌一般美丽且温暖，这些唤起了少年的我对纯文学小说的热爱。后来我真正长大学会写作时才知道，那篇小说的作者名叫铁凝，是一位了不起的当代女作家。

王 族：印象最深的是《青年文学》二〇〇五年第八期至二〇〇六年第十期连载的八〇后作家颜歌的小说《异兽志》，看完对她的才华深为钦佩。后来在鲁院成为颜歌的同学，在一次话题为“先锋与传统”的研讨会上，她坐在我身边，问我如何看待先锋与传统的关系。我写了一句话给她：所谓传统，就是上一个时代的先锋，延续到下一个时代，就变成了传统，比如孔子，在他所处的时代绝对是一位先锋，但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就变成了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