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潘旭澜是被称为“第二代批评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我与潘旭澜相识，是40多年前的事了。他是福建人，生于1932年，1956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一直执教于母校，专业方向是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著有文学批评集《艺术断想》《潘旭澜文学评论选》《长河飞沫》，主编《十年文学潮流》《当代散文精品珍藏本》《新中国文学词典》，散文随笔集《咀嚼世味》《小小的篝火》《太平杂说》等。他步入文学批评的初期，文坛的主导风气是强调评论紧密符合社会政治要求，而他那个时期写的文学批评《艺术断想》（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却侧重于艺术分析和点评，令人刮目相看。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文艺报》当编辑部主任，主管文学评论，潘旭澜在我们的重点作者名单之中，与他多有书简交往。历年来他给我的佚简，从一个个侧面记录了文坛动态和学界故事。

1982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0周年，《文艺报》编辑部为组织重点文章，于2月10日至3月10日在北京西山一个招待所举办评论家读书班，潘旭澜是被邀者之一。应邀参加读书班的评论家，还有王愚、宋遂良、刘思谦、吴宗蕙、徐缉熙、黄则新，以及本刊的阎纲、彭华生和我。

读书班前后历时一个月，结束前夕，在沙滩北街文化部院子里中国作协刚恢复工作时那个抗震棚的会议室里开了一次汇报会，就当年的文学创作情况交换了看法。编辑部决定将大家的文稿陆续在《文艺报》上发表。由于读书班和文学评论由我负责，潘旭澜回沪后于3月11日给我写来了一封信。

锡诚同志：

您好！

我已于昨日下午回到家里。在京一月，承蒙你和编辑部诸同志多所关注，殊为感谢！拙稿《五年来报告文学之一瞥》，第二页提到《历史的审判》，作者应为穆青、郭超人、陆拂为。稿中遗漏了郭超人，希代为补正。

问候各位同志。

敬礼

潘旭澜

（1982年）3月11日

我写信告诉老潘，他的稿子我们准备安排在1982年第7期上发表。他于5月18日回信给我，向我通报了他的第一本评论文集《艺术断想》和他长期以来研究杜鹏程小说的进展情况。“最近抽空将《论杜鹏程的小说》脱稿，算初步了却一件事。那本小册子《艺术断想》，不久前林呐同志（时任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来信说，照一般情况要九月份才能出版。这样，离交稿已有二年之久。我原想五月份用点时间将过去写的东西略加整理、结集，鉴于出版之慢，也就没有多大劲头，所以尚未动手。倘不是在校教书且年已半百，我很可能会改行学搞创作。”

潘信中说《论杜鹏程的小说》脱稿，指的是他和曾华鹏合写的一篇文章，对杜鹏程小说的艺术特点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对潘旭澜来说，此文不过是试笔而已，杜鹏程小说研究已经成为他长期研究的一个课题。他的专著《诗情与哲理——杜鹏程小说新论》完成后,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1982年年会于10月23日至11月2日在南京召开。这届年会是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军区文化部、江苏社会科学院、江苏省作家协会、《雨花》编辑部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以党的“十二大”精神为指导,回顾近两年来文学创作的成就和问题,讨论如何开创文学的新局面以及进一步提高当代文学研究工作等问题。会议结束后，部分与会的同行们，应在扬州大学教书的曾华鹏的邀请，绕道去扬州走了一趟。潘旭澜没有参加当代文学研究会的这届年会，会后我写信向他作了通报。他于1982年11月29日给我写了一信。信里说：“《（潘旭澜文学）评论选》我正抓紧在搞，一定在十二月底或稍前寄上。拙作《艺术断想》，百花社的编辑来信说十月间已看到相关样本，去今已一个半月，还未收到样书。该社一、二年来整个工作似甚不顺利，非独我这本书如此。一俟收到样书，当即寄请郢正，给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稿《论杜鹏程小说》，前些时来了一封盖公章的信，说要列入发稿计划，但还要我作些删削和‘稍加修改补充’。”

从促进文艺批评的发展和提高的愿望出发，冯牧、阎纲和我决定主编一套《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约请老中青三代文学批评家20人各自选编一本文学批评选集。潘旭澜也在约稿对象之列。入选这套丛书的老一辈文学评论家有：冯牧、罗荪、胡采、陈荒煤、黄秋耘、萧殷、王元化、朱寨、洁泯、李希凡；中青年文学评论家有：王愚、顾骧、王春元、潘旭澜、陈辽、谢冕、张炯、缪俊杰、陈丹晨、李元洛，共20种。阎纲和我主编的文学论集，不列入此丛书中，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另出单行本。我的单行本是《小说创作漫评》（1981年11月），阎纲的单行本是《小说论集》（1982年4月）。这套丛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套文学评论选丛书，包括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代和第二代评论家各十人。

潘旭澜信中所说“《评论选》我正抓紧在搞，一定在十二月底或稍前寄上”，指的就是我写信约请他编的《潘旭澜文学评论选》书稿。由我提名，经阎纲和冯牧同意，《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把潘旭澜纳入选题，从而确立了他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代评论家的地位。

1983年4月3日，潘旭澜在给我的另一封信里说：“大作《辩难》早已认真拜读。我赞同您的基本论点。根本不能同意什么‘现实主义过时’‘现代化必然要求艺术上的现代派’之类的观点。我认为现实主义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最好的创作原则（或方法），当然它也要不断丰富、发展，正如马克思主义也要不断丰富发展一样。”

潘信中所说的拙作《辩难》，是指发表于（兰州）《当代文艺思潮》2003年第1期上的拙文《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辩难》。这篇旨在于“现实主义过时了”一类的声浪中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文章，写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南京会议期间，被参会的《当代文艺思潮》主编谢昌余拿走，发在了该刊上。潘旭澜借此就作为创作原则方法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境遇，发表了充实的、令人信服的意见，他说：“我坚信，现实主义决不是几位老作家和新星写几篇文章说它‘过时’就寿终正寝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今后还要继续证明这一点。”在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反对把现代主义当做济世良方的大讨论中，我与潘旭澜、谢昌余是立场相同、观点一致的。

差不多同时，他给我寄来几本出版未久的《艺术断想》。前面说到，《艺术断想》里所收的评论文章和艺术随笔，与一般评论集子不同，自有其风格，其特点在品评和论析文艺作品的艺术特点，不是在成本大套地教育人。他于1983年4月26日回信说：“这小册子不想赶时髦，没有讲现代派，更不认为现实主义是什么‘已经到了尽头’”“现代化必然要求文艺上的现代派”。

1988年12月3日，潘旭澜在给我的信中说，“那时，以及后来宗蕙的信说《（评论）选刊》要改为《（中国）》热点文学》，我同徐俊西、王愚谈到此事时，都感到可惜。《选刊》所以发行量不多，主要是宣传不够。”他指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评论选刊》，随着主编阎纲回到北京任《中国文化报》副总编辑，挂靠在我所供职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也终于因没有必要的出刊资金撑不下去，而宣布停刊了。代之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中国热点文学杂志社出版的《中国热点文学》（月刊），于1989年1月正式面世，前后出版了12期。编辑人员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领导成员。

1991年12月4日，潘旭澜信中提及：“收到《作家的爱与知》。在这种年头出评论集，当然是值得高兴和祝贺的。看了目录、后记、又记，知道已在出版社搁了七八年之久，不由与你一样‘感慨系之’。但终于还是出了，而且出的相当大方，版心也好，就像自己出了书一样欣慰。……我不久前去西安。为了友谊，同意将在开幕式的发言稿给当地报刊，又应约给《文汇报》《文学报》各写一文（刊11.26,11.21）。要不是为纪念老杜，我近年就几乎没发表什么。”

作为杜鹏程的重要研究者和评论者，潘旭澜去西安，是为了参加杜鹏程的追悼会，用他的话说是“为了友谊”。信中所说拙著《作家的爱与知》是我的第二本文学评论集，是花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李屏锦来我单位向我约的稿，1984年12月编好，1991年7月出版。老潘在信里用了“感慨系之”这个词儿，这是我在《又记》里写的。我写道：“相隔八年之后，这部集子终于要付印了。当我重读这些文稿的时候，真是感慨系之，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生活是难以捉摸的。1983年9月我奉调离开中国作家协会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持会务，一去就是八年！八年时间绕了一个大圈子，回到原地，头发已经白了，从这里起跑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但我生性不是一个偷闲的人，我还要奋起去追赶一程。”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届年会于1998年11月9日在重庆师范学院举行，会议主题是新中国文学五十年。潘旭澜此前来信表示，“我很赞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每年开几次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和别的省市。以当地为主，也可邀外地学人作书面发言。报道和发言，除在《当代文学资料与信息》刊出外，还可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为活跃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做出贡献。”潘旭澜对我这个朋友寄予厚望和给予指点。《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创办于1980年的内部学术刊物，1983年正式成立杂志社，朱瑢任社长，来春刚任主编。1988-1999年，由白烨、来春刚任主编。双月刊。

我与潘旭澜相识和交往40年，由于我工作变动导致“三十五年四转身”（陈辽语），使我们的交往多少受到影响。除了书信来往、电话交流外，潘旭澜多次邀我和老伴到上海去看看新上海，新浦东，看看他那新装修的家，我们再相聚一次。每次我都答应着，却都没有能够兑现。2002年11月8-10日，我和潘旭澜都到桂林去出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第十二届学术年会，他的著作获奖，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如今在我垂暮之年翻读旭澜的这些仅存的佚简，许多往事涌上心头，深深地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