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人们通常喊他建法。

我是晚辈，叫他林老师或建法老师。现在，我愿意称他建法先生。

最后一次见建法先生是在北京某饭店的包间，那应该是七八年前的事了，当时他设宴招待台湾作家张大春。有一年在苏州大学，参加他和王尧主持的“小说家讲坛”，我提到刚给张大春的《小说稗类》写的书评。我说张大春这个人，才学识皆备，是罕见的人才。吃饭的时候，建法先生就问我是否认识张大春？我说不认识，以前只是看过他的小说《四喜忧国》，我觉得是部杰作。建法先生这天喊我过来，大概是想介绍我和张大春认识。

包间里满当当的，建法先生的饭局似乎向来如此。他有他的核心圈子，我自认为不在那个圈子里，但这不影响我对他的感情，似乎也不影响他对我的看法。建法先生照例亲自沏茶。他是普洱茶爱好者，曾专门做了茶饼送给朋友。他的紫砂壶出自张正中之手。张正中在清华大学进修时，他曾带我去见过。茶壶很小，似乎只适合两个人用，但现在那个茶壶却要应付十几个茶杯。于是他一遍遍地沏，将公道杯蓄满，再给每个人沏上。大家都熟悉他的这个习惯，也就安之若素。

有人向张大春问起了书法。张大春前一天刚去拜见他的姑父欧阳中石。张大春说，写好书法与腕力有关，所谓腕随己左右。有人说建法先生的气色比上次见面好多了。建法先生就起身，打开包，从包里拿出一只玻璃瓶子。他的药就在瓶子里，据说是一个道行很高的道士给他开的方子。那是一些黑色的虫子，比甲虫小，比蚂蚁大，在瓶子里叠床架屋，攀登翻滚。我虽然已多次见过这只瓶子，但仍然感到惊骇。

建法先生把瓶子举过眉梢，童真般的笑绽开。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对他来说，那好像不是虫子而是标点符号，是校样上用错的标点符号被他捉拿归案了。仿佛疾病本身，倒有些事不关己。在一片抑制的惊呼声中，他笑着把那个瓶子放回包里，然后招呼大家动筷。

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朋友们在电话中谈到建法先生的病，偶然会提到那只瓶子，谈到他的病似乎又加重了，谈到某个朋友又带他到哪家医院做了检查，但是情况不容乐观。再后来，就知道他走路需要扶墙了，需要坐轮椅了，卧床了。我记得，有朋友去看望他的时候，曾在他的床前给我打过电话，他把电话接过来，问起我的写作，鼓励我多写。他的声音没有大的变化，只是语句不够连贯，还会把你最后的几个字重复一下。我记得，当朋友从他家出来后打电话过来的时候，话语中流露出对他的爱、尊重和忧虑，或许还有惋惜。

最后一次与他联系，是在去年3月。朋友去看望他的时候打来电话，说建法先生还在与他们讨论，应该组织哪些批评家去写哪些作家论，据说他罗列了20个名字。那时候他已经只能通过敲击电脑键盘表情达意了，或者通过嫂子的同声传译。我对朋友说，当疫情稍缓，允许出京，我就去沈阳看他。我们也在电话中谈到对嫂子的敬意。嫂子名叫傅任，建法先生用他的福建普通话叫出来，听着就是夫人。我们不能跟着叫夫人，只能叫嫂子，于是，嫂子就成了他夫人的代名词。再后来，建法先生也跟着我们叫起了嫂子。

2022年5月24日，北京中考前第二次模拟考试在线上举行，家长负责打印试卷、答题卡，并且承担监考任务。监考是全程录像，其间不能用手机。当孩子考完，将答题卡拍照上传之后，我打开手机，看到众人在微信里哀悼建法先生。我一时有些恍惚，随后才悲从中来。我接了几个电话，都是关于他的。朋友们都意识到，一个伟大的编辑家，一个真正的文学赤子，再也见不到了。我通过张学昕跟嫂子取得了联系。除了让嫂子节哀顺变，不知道说什么好。而且，由于疫情防控措施日紧，外地朋友都不能前去沈阳送他最后一程了。

对很多人来说，这个缺憾将是难以弥补的。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我看到他在“林建法工作室”公众号上发布的一篇短文，提到由于我们是校友，虽然在校期间并不认识，但还是会感到亲近一些。这个说法让我感动。这也是我前面说的，我虽然不在他的核心圈子里，却并不影响彼此感情的原因。

他是华东师大中文系七七级的，我是八三级的。我进校的时候，他已经毕业回了福建，然后又去了辽宁。我后来知道，他经常到华东师大约稿，就住在华东师大招待所。他的很多同学都是他的约稿对象，而他们正好是我的任课老师。大概在90年代初，有一次我回华东师大，还听人们议论他可能会调回华东师大。我想，或许某一天，我们曾在文史楼高大却昏暗的走廊里擦肩而过。

虽然无缘认识，但他的大名我早就知道了。1985年春天，建法先生还是小林的时候，就参与筹备了厦门会议。在新时期文学批评史上，那是个著名的学术会议，其意义类似于不久之前的杭州会议。华东师大有几位青年教师参加了厦门会议，并把会议精神带到了课堂。他们无一例外地讲到了他。我清楚地记得，夏中义老师曾用抒情般的语气宣称，此人是个天生的编辑。随后又补充说，此人是他的同学。同学们都笑了，这是夸谁呢。

我不知道，在建法先生筹备的众多学术会议中，厦门会议是不是第一个。但是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他正是由此确立了当代文学批评界重要操盘手的地位。迄今，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人，大都与他有关。不同的批评家，与他的关系可能或深或浅，对他独具个性的编辑活动可能或赞或讽，但所有人都承认，他是30多年来文学批评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90年代初，当我开始发表作品的时候，建法先生的名字已经如雷贯耳。有朋友问我认不认识林建法，我老老实实承认不认识。朋友立即拿我打趣：你连林建法都不认识？那林建法就更不可能认识你了，你还早着呢。我也常听到朋友们开玩笑说，他是“地下评论家协会主席”“民间作协主席”“文坛黑社会头领”“二渠道批评界领袖”“评论家中的法西斯”等等，这当然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赞美。后来的事实说明，其实还应该再送他一个绰号：林·堂·吉诃德。

我在一些杂志上看到过他的照片，长人、长发、长脸，不像福建人，倒真的像是长白山一带的人。东北人长脸是比较多的，据说早年的萧太后就是长脸，像马。《中国作家》杂志的著名编辑萧立军，是辽国萧太后家族的后裔，是他告诉我他们家族的人都是马脸。这么说来，建法先生后来妇唱夫随，到辽宁成就一代伟业，莫非真是天意？

1999年春天，王鸿生邀请建法先生来到新乡小冀镇，参加一个题为“中原突破”的文学讨论会。当时我刚调入河南省文学院，在度假村的一间房子里负责登记来往宾客。我看到了他的名字，然后仰脸看到了这个风尘仆仆的长人。他好像只待了一天，就匆匆离去了。从头到尾，我都没能和他说上话。

第二年冬天，有一个深夜，我被一个陌生的电话惊醒，那人自报姓名林建法。我一时有些发愣。他大概已经忘记我们见过面，介绍说他也是华东师大毕业的，我们是校友，现在主编着《当代作家评论》。又说，他看过我的小说，要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做一期关于我的批评小辑。他问我跟哪个人比较熟悉，说来听听。我还在犹豫，他已经报出了名字：南帆、格非、王鸿生，就这么定了。格非、王鸿生，我不仅认识，而且有很深的交往，这个他肯定知道了。他或许觉得我认识南帆，因为南帆是在华东师大读的研究生，是徐中玉先生的弟子。

当我告诉他，我不认识南帆，难以开口的时候，他说他看到南帆在某篇文章中提到过我，南帆选编的小说集中也选用我的中篇小说。他向我提供了南帆的通讯地址和电话，要我尽早给南帆写封信或者打电话。我还在犹豫怎么开口，他就打来了第二个电话，说他已经跟南帆说定了，我要做的就是把作品复印件寄过去。这就有了后来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4期）上的3篇评论：南帆的《饶舌与缄默：生活在自身以外》、格非的《记忆与对话——李洱小说解读》和王鸿生的《被卷入日常存在——李洱小说论》。这是最早的关于我的3篇学术性评论文章，当然也是最早的评论小辑。

2001年冬天，建法先生看到了长篇小说《花腔》，他的兴奋似乎超过我本人，主动表示要参加研讨会，并要我向人文社建议，开会时应该邀请苏州的王尧到场。这个会后来是在上海开的。人文社委托《文学报》的朱小如安排会场，朱小如或许喝大了，就近取材找的是个歌厅。会议开始前一个小时，我和人文社编辑赶到会场，发现里面没有桌子，只有茶几；没有凳子，只有双人沙发；灯光昏暗，看不清人脸。后来终于开了个大灯，却是激光灯，艳光四射。我们临时找了几个落地台灯，才勉强与黑灯舞会拉开点距离。一些花枝招展的姑娘赶在批评家到来之前来到会场，百般劝说才气呼呼地离开。会议进行中，朱大可把我叫了出来，提醒我把会议海报取掉，“不然姑娘们会把你当成自己人”。正说着，更多的姑娘和油光水滑的先生们涌到了门口。

这件事一定给建法先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后来悄悄问我，什么时候与上海娱乐界挂上钩的？搞得我哭笑不得。就在这个场合，建法先生也在工作。他的工作就是倾听和判断，谁讲得有道理，谁来写文章比较合适。会议之后，经建法先生介绍，我认识了他在上海的不少批评家朋友。就在2002年第3期，他又组织发表了关于《花腔》的评论小辑。他用稿极严，用的是复旦大学两位学者的文章，一篇是王宏图的《〈行走的影子及其他〉——李洱〈花腔〉论》，一篇是张懿的《行走就是迷路——读李洱的〈花腔〉》。我后来认识了王宏图，并且成为朋友，张懿我却至今缘悭一面。

算下来，建法先生主编《当代作家评论》期间，组织过关于我的3个评论小辑。我大概参加过他组织的五六个学术会议，他也约我写过几篇评论性文字。他曾要求我与梁鸿做一系列对话，然后由他来出书。但是好像只做了4次，就没有再往下做。梁鸿说过几次，“林老师又催啦”。后来我和梁鸿与他约定，等新长篇出来之后再说。他为此打过几次电话，询问小说的进度，表示等小说写完了，由他来组织研讨会。可是，我的长篇还没有写完，他已离开了《当代作家评论》。

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那些交谈，在海边，或者在某个山岗；我记得那些饭局，精致的或者原生态的；我记得那些肯定或否定，关于某篇小说或者某篇评论；我记得他的固执，现在我愿意认为那是必要的坚守；我记得某些委婉的争执，现在我承认他是出于智慧，而我是出于偏见；我当然也记得他的一些提醒，现在我愿意称之为教诲。

对我而言，我宁愿认为，他那样做出于某种偏爱。对于这份偏爱，我显然应该诚挚地表示感谢，但我却从未将之和盘托出。有些话，对于同辈人，或许可以用开玩笑的方式说出。对于长辈，或许也能够以短信的方式表达。但对于林建法式的人物，似乎有点说不出口，否则你会觉得肉麻。事实上，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甚至有意与他保持一点距离，只是向他投去尊敬的一瞥。

建法先生喜欢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曾反复阅读。他说，他喜欢勃兰兑斯的精到客观，要言不烦。勃兰兑斯的宏阔和精微，发现和创造概念的能力，迄今罕有匹敌。第一个向欧洲推荐尼采，在课堂上讲授并且以专题课讲授尼采的不是哲学家，而是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尼采虽然疯了，但仍然知道盛情回报勃兰兑斯，说勃兰兑斯是一个优秀的欧洲人，是文化传教士。作为一个犹太人，勃兰兑斯对流亡有着深入血液的理解，提出了“流亡文学”的概念，认为“流亡文学”是新世纪文艺戏剧的伟大序幕。我认为，近年国际学术界经常提到的“流散文学”概念，可以上溯到勃兰兑斯。

在建法先生心中，是否有着成为勃兰兑斯的梦想，我不知道。如果有，那也不是以批评家的形式，而是以编辑家的形式；不是用自己的写作来抵达梦想，而是以发现别人的写作来抵达。我想起托马斯·曼曾说，勃兰兑斯是创造性批评的大师。以建法先生的编辑成就，他应该称得上创造性批评编辑的大师。而进一步说，创造性批评编辑的工作，何尝不是一种批评？

文学史是由作家、编辑、批评家共同建构起来的，缺一不可。他们带着自己的主体性进入公共空间，形成不同的对话关系，这个关系所形成的序列就是我们熟悉的文学史。这些年来，随着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理论的被强调，人们确实注意到读者在阅读活动中的意义，这当然是必要的。不过有一个事实不能忽视：读者其实是个相当模糊的概念，一个未名的暧昧的领域。对作家而言，他心中当然装着读者，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他脑子里的那个读者是谁呢？首先是编辑、批评家和作家在不同时期的同行。编辑、批评家和作家同行，就是读者的代表。通常情况下，他们都同时具有多重身份：既是写作者，也是读者，也是批评家。而现在人们通常所强调的那个“读者”，反倒说的不是“读者”，而是“市场”。只是，现在，我不敢相信这个“市场”，不敢相信这个“市场反应批评”。

建法先生通过策划一系列不同主题的学术会议、不同的批评栏目，来展开他的创造性批评工作。他以沙场秋点兵的方式将不同代际的批评家进行排列组合，他不断地促成作家与批评家的对话，他也持续地编辑和出版年度批评文选和作品选。人选、文选和作品选，每一个选择都意味着批评，每个被选择的对象都是批评对象，都是批评观念的呈现。当他以发表和出版的方式将之公布于众，并作用于当下文学创作的时候，这种批评活动就是高度及物的批评实践活动。

如果再考虑到这些工作是在缺少办刊经费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就会知道他的费力与劳神，就更加理解这种高度及物的批评实践活动其实满含着艰辛。不妨顺便提到一件小事，在很多年里，建法先生总是不停地请作家签名，然后再把这些书送到赞助者手中。连我这样的人都至少签过几百册，更不用说那些大咖了。我也记得，我还在河南工作的时候，曾接到他的电话，让我找二月河签名。我跟二月河还算熟悉，又托了人，但二月河说，请先向希望工程捐款，“拿到捐款证书再来签名”。二月河这样做当然有他的道理，我其实是想说，找人签名至少是件挺麻烦的事。

建法先生几乎尝试了一切，以使他的刊物保持活力，保持在场感，保持对当代文学的有效性。如果打个比方，那么他的刊物就是剑客的剑，舞者的舞，琴师的琴，诗人的笔，以及英雄的豪气。他与很多大才有过精彩的合作，奉献出很多佳作，虽然他遇到的并非都是良才。他拉弓调琴，有的琴音可能不大入耳，但他有本事让人们意识到乐器本身的卓异；有时候乐器本身材质有限，但他会分配给它合适的曲谱。除了识才的本事之外，这一切还有赖于一个看似平常的词：劳动。

勃兰兑斯在散文《人生》中，曾经这样描述过劳动者的一生：他们从事向思想深处发掘的劳动和探索，忘记了现时的各种事件。他们为他们选择的安静的职业而忙碌，经受着岁月带来的损失和忧伤，以及岁月悄悄带走的欢愉。当死神临近，他们会像阿基米德临死前那样提出请求，“不要弄乱我画的圆圈”。

编辑的工作，形神皆似勃兰兑斯笔下的劳动者，看上去是安静的，却非常琐碎，需要特别专心和细致。在中国复杂的语境中，很多时候甚至需要特别小心，才能踮着脚尖蹚过雷区。而在不知不觉中，人就老了。但正如勃兰兑斯所描述的，劳动者仿佛又以自己的劳动和成果，延缓了沙漏的计时，时间的脚步似乎真的慢了下来。很多朋友都谈到，直到坐上轮椅，建法先生还在编书，还在口诉如何编书，还在策划作家与批评家的“拉郎配”。时间似乎也在建法先生那里消失了。他好像还是1985年的那个小林，还是那个筹备厦门会议的年轻人。

直到最近两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他的一些访谈才知道，除了喜欢勃兰兑斯，他还喜欢伊格尔顿，这个人碰巧也是我喜欢的人。建法先生没有说他为何喜欢伊格尔顿，但是我想他可能也是从伊格尔顿那里取得了自我认同。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文化批评，总是着眼于自我、他者、世界三者的关系，落脚点则是人的解放和自我形塑。在伊格尔顿提到的诸多概念中，我对他的“自我形塑”概念极为认同。在伊格尔顿看来，任何一部作品都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但是它利用这些因素来形成自己的逻辑，然后以自己的力量脱胎换骨，成为自己。所以伊格尔顿说：人生没有既定的意义，这就为每个个体提供了自主创造意义的可能；如果我们的人生有意义，这个意义也是我们努力倾注进去的，并非与生俱来。这个话题有点沉重了，以致伊格尔顿发出了自嘲：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要么是疯子，要么是喜剧演员。

在许多人看来，建法先生的行为既有疯子的色彩，也有喜剧演员的色彩——这也是我称他为林·堂·吉诃德的原因。不过，我宁愿换一个词，换一个很多人都认同的词：文学赤子。这个文学赤子，是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成长起来的。既然建法先生如此热爱伊格尔顿，那么他或许早已把这些繁杂的文学活动看成自我形塑的过程。

然后呢？然后他就成了我们眼中的建法先生。

建法先生的形象，当然也会在他自己的文章中出现。我曾读过他的几篇散文，感觉极好。他的散文就事论事，隐而不晦，都是好文章。对于长辈，他的态度是恭敬的，很有些侍坐的意思；对于年纪相近的朋友，他会偶露峥嵘，果真是诤友；对于晚辈，他却会露出温柔敦厚的一面，给人以垂爱的感觉。这些在编辑之余写下的文字，客观上记录了编辑与人交往的要领，其中包含着严格与仁慈。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编辑家忍不住去写散文，还应该是因为他有一个更本真的自我，需要有另外一个表达方式。我也由此想到，如果他晚年没有生病，将他半生遇到的人和事写下来，不仅是好文章，而且是当代文学史上珍贵的文献。但是这个遗憾，同样不可弥补了。

我在微信上看到，沈阳友人送别建法先生的时候，正逢大雨。建法先生若有感知，必定会催促着人们，别淋雨了，回去写文章吧，写不好，不管你是谁，都是会退稿的。

2022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