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作者说您挖掘自己的灵魂……”

1986 年 8 月，巴金历时 8 年完成《随想录》的写作。当年 10 月号的《文汇月刊》随即发表王元化、柯灵和吴强的《〈随想录〉三人谈》，其中王元化写道 ：“说真话，这就需要有真诚的愿望，坦荡的胸怀，不畏强暴的勇气，不计个人得失的品德 ；同时，还需要对人对己都具有一种公正的态度。我在读《随想录》的时候，感到巴金既有一颗火热的心，又有一副冷静的头脑，所以能够用热烈的激情感染我们，用清醒的思想启迪我们。”他还提醒 ：很多传统资源可与“现代化” 接轨，“但是也要提防死的往往支配着活的。鲁迅以他的讽刺揭示了这点，巴金以他的热情突破了‘这个传统’”。其时，王元化正在提倡“新启蒙”，《随想录》中充满了五四的启蒙话语。

最近在整理资料中，我发现两封《清园书简》未曾收录的王元化致巴金的信，其中一封谈到《随想录》：

巴老 ：

奉上美国出版的 DÆDALUS 杂志 1993 年春季号中的林同奇（Lin Tongqi）的一篇文章 ：《寻找中国魂》A Search for China’s Soul。这份杂志在美很有影响。林文载于“改革的中国”专栏中。林是我的一位朋友， 去美国已有多年（近十年），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工作，前几年我去哈佛大学时见到他。他正在撰写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思想史。曾要我提供资料。这是他的著作中的一章。其中有大量篇幅谈到您。（我用红笔在文章中划出底线）。文中大意说您一直保持着五四传统，青年时受到赫尔岑等俄国思想家影响。您的《家》《春》《秋》的反封建意义。特别提到文革后您的忏悔意识。（主要是谈您的《随想录》）作者说您挖掘自己的灵魂也是在找寻整个民族的灵魂。提到您所倡议的文革博物馆。等等。

现将林文送上一阅。

匆匆

祝健

王元化

五月二十八

随信还附了林同奇这篇文章的复印件，原刊中从第 171 页到 188 页（含注释 4 页），第 173—175 页有两页多篇幅谈到巴金，王元化用粗重的红笔逐行划出。这一节的小标题是“忏悔 ：对中国灵魂的自我追寻”（CONFESSIONS: SELF-SEARCHING FOR CHINA’S SOUL），林同奇在文中引用其他学者的话，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新时期有一个趋向是在追寻历史的同时也在寻找自己的灵魂，巴金的《随想录》就是例证之一。文中说巴金是中国最受尊敬的作家之一，在介绍他以往的代表性作品之后，该文重点论述巴金的《随想录》， 他认为巴金在又老又病的情况下写这部书，是继承了人文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观和五四价值观的体现， 也是他重拾自我和恢复道德勇气的体现。他还指出巴金的忏悔是中国独有的忏悔形式，而不仅仅是西方人文主义的反映……王元化说他曾为林同奇的写作提供资料，除了他本人的资料外，可能也包括巴金和其他作家的。收到林的文章，他郑重其事转奉巴金，这说明他认同林的基本观点。

王元化致巴金信之一页

林同奇曾回忆 ：“我和王元化初识是在 1992 年他来美国参加哈佛大学‘文化中国诠释与传播’研讨会期间，我们同住在附近的旅馆。一天吃早饭时偶然碰在一起，一边吃一边随意漫谈，不到 40 分。这是我和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开完会后各奔东西， 天涯海角，再也没有机会相遇了。18 年过去了，他每逢出新书总给我寄来一本，有时还反复问我是否收到。我们书信甚少，有时通通电活。但是，似乎有某种思想心灵的神交跨越重洋，持续下来。”他们相识于 1992 年，王元化致巴金的信中说“前几年我去哈佛大学时见到他”，那么，这封信不可能写于 1993 年，仅隔一年，算不得“前几年”。查王元化日记，1993 年 6 月 3 日，“得林同奇函，并附他在 DABDALF 杂志一九九三年春季号上发表的 A Search for China’s Soul。文中有谈及我的一段话。” 6 月 3 日收到林信并文，王元化给巴金信写于 5 月 28 日，这也说明此信不是写于 1993 年。巴金 1999 年春节后生病即不能自由阅读，此信不大可能写于 1999 年，1994—1998 年期间，1996、1997 年两年的王元化日记，发表稿中均无 5 月28 日这一天的日记，而其他三个年份日记中没有致信巴金转文的记录，因此，只能推断此信写于 1993 年以后、1999 年以前这段时间，具体年份尚待更多资料参证才能确认。

二、“留给他的时间太少了……”

学生蒋述卓这样评价老师王元化 ：“先生身上又有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过的新时代文人的批判精神和人文追求。他崇敬鲁迅，喜爱巴金，向往罗曼·罗兰的浪漫，钟情康德、黑格尔的理智。”巴金是王元化敬佩的作家，他们什么时候相识的呢？从两个人的活动交集而言，如果早一点，有可能是上海的“孤岛” 时期，1939—1940 年间，巴金回到上海写《秋》的那个时候 ；如果晚一点，那是 1949 年后，王元化先在震旦大学教书，后来又调至华东局宣传处、新文艺出版社，并同时任职出版局和上海作协党组成员时，都是文艺界中人，即便私人交往不多，开会什么的两个人总会碰到。当然，也有可能是 1946 年巴金复员回到上海之后的那三年间。

巴金日记中曾记载，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他们在开会中的两次相遇 ：“七点半起。八点半后动身去文艺会堂，出席作协召开的海瑞问题座谈会，见到田念萱，接着蓬子、萧岱、郭老、柯灵、罗老、西彦、王元化、胡德华都来了。座谈会由郭老（绍虞）主持， 谈到十一点半休会，由作协车送我和罗老、柯灵回家。”“两点对外文协派车送我回家，途中去外文书店取书。回家后换过衣服，坐三轮车去文艺会堂，参加作协《海瑞罢官》讨论会，这次也只有郭老、蓬子、大杰、魏老、西彦、罗老、王元化、田念萱八九位， 他们早已谈起来了。” 那时，王元化栖身于上海文学研究所，屡次开会已让巴金感觉山雨欲来风满楼。他后来在《随想录》中写道 ：“……上海的作家已经开始学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每个星期六下午要去文艺会堂参加学习会，有一回姚文元眉飞色舞地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看见他口沫四溅， 手舞足蹈，我觉得我的上空乌云正在聚拢，一阵暴雨就要倾注下来。”

接下来，他们还有共同劳动之“幸”，黄宗英说 ：“孰料风云突变，‘文革’开始，我们都受罪！我和王元化、吴强、孔罗荪、王西彦、杜宣、姚奔都在一个蔬菜劳改队，巴金是后来到干校的，起初是在市里个别隔离的。每天都由我给他们派活儿……”“我再也想象不出从来文质彬彬的王元化和杜宣这些先生们居然能赤膊抡镐，挑粪桶。元化大哥晒得又黑又壮，像个奥赛罗……” 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熬过焚心煮骨的日子，直到重获新生。

然而，他们一个共同的友人却倒在春天的门槛， 他是王元化夫人张可的哥哥、翻译家满涛。王元化痛惜 ：“命运太不公平！如果他再活五年把五卷《果戈理全集》和六卷《别林斯基选集》译竣，他的一生也算有了交代。他留下的工作，我干不了，我想别人恐怕也不能像他那样卓越地去完成它们！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啊！”他还说 ：“我和满涛不仅是亲戚，而且是三十年的挚友、知己，一旦人天两隔，我就失去了心上最宝贵的那一部分。”

《随想录》中有一篇《怀念满涛同志》，巴金与满涛其实来往并不多，1940 年他主持的丛书中曾收入满涛翻译的契诃夫的《樱桃园》，那是李健吾介绍的，“一直到解放以后我才看见满涛同志，见面的次数不多， 大都是在学习会上，偶尔也在戏园里，见面后我们只是点头握手，至多也不过寒暄几句”。后来，是奇怪的命运将他们安排到一起 ：1975 年，巴金被分配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时，满涛也在那里。“我借口身体不好，一个星期只去两个半天参加政治学习。头一次去参加传达什么文件的全体会议，走进弄堂不久看见了满涛，他也发现了我，很高兴，就到我身边来，表示欢迎，边走边谈，有说有笑，而且学着讲四川话，对我很亲切。这样的遇见或谈话我们之间有过几次。我初到 ×× 室，很少熟人，满涛的笑语的确给我带来一些温暖”。对于满涛的过早离世，巴金表达了与王元化同样的痛惜 ：“人多么愿意多做自己想做而又能做的事情！果戈理、别林斯基……在等待他。他已经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啊。他本来可以翻译很多的书。但是留给他的时间太少了。就只有短短的两年！”

在巴金写这篇怀念文章之前，王元化还曾与满涛夫人一起拜访过巴金 ：1978 年 12 月 17 日，“上午从楼下住房搬书物上楼，辛笛来，王元化夫妇陪满涛夫人来。” 因为王元化与满涛这一层关系，相信他读到巴金的文章心中一定会泛起更为特殊的情感。

三、“向您致敬，祝您健康长寿”

尊敬的巴老 ：

我前天从奉贤回来就病倒了。

不能亲来向您祝寿，请徐钤同志带上这封信，向您致敬，祝您健康长寿！

王元化敬贺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十四

这是王元化向巴金祝寿的短简。为巴金贺寿，那段时间已是上海文学界的一个惯例，巴金年表中曾记1992 年11 月25 日 ：张光年等写来贺信、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及王元化、柯灵等送来花篮……从这些细节中能够看出走过风雨飘摇的岁月，王元化与巴金他们的来往更密切了。就在王元化 1990 年的这封信不久，巴金在给冰心的信中曾提到王元化 ：“王元化昨天来过，他明天要去香港探亲，在儿子家里住到春节以后，三月才回上海。您不用给他写信了。我已将您的情况告诉了他。他可能在安静的环境里休养一个时期。到了明春您要是情绪好一点，请写几句话鼓舞他， 他年轻时候受过您的影响。”

查巴金日记，1978 年到 1982 年短短几年间两个人就有不少的交往记录，从最初的没有平反，到后来王元化又任新职。1978 年4 月22 日，“中饭后午睡。……王元化、张珂 [ 可 ] 来。” 11 月 5 日上午，“裘柱常、王元化来”。12 月 24 日傍晚，“五点后陈国容坐车来接我去‘东升’吃晚饭，共三桌，主人是胡毓秀，同桌有周谷城、许杰、罗竹风、王元化、裘柱常、陈钦源各位。”1979 年 1 月 28 日，“上午罗思齐夫妇来，王元化夫妇和张文娟来，……午睡片刻……王元化， 刘火子、戴鹏三位来。”10 月 31 日，在北京，“午饭后陈汝恒来，沙梅、笑飞等三人来，陈学昭来，阳友鹤来，许觉民、王士菁来，王元化来。”12 月 14 日，“下午济生来，王元化送书来，谈了一会。”1980 年 3 月 5 日，“下午王元化、邓德来组稿。”7 月 19 日，“下午吃晚饭前王元化夫妇来”。1981 年 6 月 17 日，“五点后王元化来”。此时，他们已经成为常来常往的朋友。

20 世纪 90 年代，他们相互间来往也颇多，从王元化的日记记载来看，二人有相互赠书 ：“访巴金，送《短简》一本。”“早访巴金，赠我特装本译文集一套。（每套均标有号数，赠我者为第九套。）” 代巴金宴请外宾 ：“受巴金嘱于今晚代他宴请福冈市官员。”“晚福冈文化基金会福永巖宴请我、李小林、李晓棠。” 出席关于巴金的摄影图片展 ：“上午巴金摄影图片展览开幕。” 去医院探病 ：“去华东医院探望巴金与罗荪，各送花篮一个。罗荪已不能认识人， 不能说话，状甚可悯。又去探望住院的贺绿汀。探望巴金时，住在隔壁的叶尚志闻讯而至，我怕病房人多， 匆匆辞去。”

巴金和王元化交往的密切，不仅仅是私人情谊， 更多是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同声相惜、同气相求。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大潮和 1990 年代商品经济的巨浪中， 巴金和王元化在很多问题上有着一致的见解，他们两位也是上海最有探索精神和道德勇气的思想家。或许是巧合，1998 年 4 月，两人同获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王元化在日记中记道 ：“《作家通讯》总二十二期刊有《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颁发》。内称 ：巴金、王元化荣获了‘杰出贡献奖’，……我获奖后的致答辞发表在《劳动报》上。” 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出席颁奖仪式，巴金可以说体弱多病，而王元化似乎是刻意躲开了，这种对待名利的态度，两个人也是一致的。

1994年底或1995年年初，王元化拜访巴金并赠《清园论学集》一书（陆正伟摄）

不同的看法也许也有。胡晓明在2015 年发表的《王元化与儒家思想之分合》中曾披露 ：“王元化多次与我谈到，他不赞成巴金的《家》，‘五四’时代对家庭的批判过于一刀切了。他的基本看法是 ：（1）每个人的家的体验不一样，不能用‘五四’时代经典文学作品中所制作的形象，来取代各人的生活经验。……先生旗帜鲜明地坚持家的价值，是他反思‘五四’，认同儒家一系列思想事件中一个十分突出的表现。”他还为此文加了一个注释 ：“2006 年，应《文汇报》‘笔会’编辑周毅的约稿，以《新春谈家》命题而作，最后未能经过先生同意发表，原因大概是不愿意得罪巴金这一派新文学家。” 作者藉此来论证王元化“从排斥儒家思想到有限肯定与亲近”。这是一个很有意义也颇复杂的话题，从海外的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到国内保守主义思潮回流，以至王元化本人对五四思潮中“非理性”的反思，促使对《家》发表如此“新见”并不奇怪。1992 年，巴金曾对类似看法表达过自己的意见， 那是巴金的女儿代他回复过一封信，其中谈到 ：“‘……所以巴金以后对家族的种种微词与抨击，不能不是一种文学上的夸张修辞手法’，爸爸对这一结论持保留意见。爸说陈根本就不了解那个时代，那种家庭，只是一种想当然的推论。爸说，他是生活在那样的家庭里， 没有切身体验，没有很深的感受，他不会对那样的家庭这么反感。他是根据他的感受来写作的。完全是他的真情实感，而不是什么‘文学上的夸张修辞手法’。”既然承认“每个人的家的体验不一样”，那么，王元化从自身体验中“坚持家的价值”，而巴金从他的体验里抨击家族制度的罪恶，也是各有其合理性吧？

《王元化与儒家思想之分合》收入《论王元化》一书时，同时也收录了王元化《新春谈家》一文，文中他提出对“‘五四’时代一些言论”不能完全同意，却并未举巴金《家》为例（《家》创作于 1930 年代），全文也没有提到《家》，是王元化刻意删掉了？此文“最后未能经过先生同意发表”，仅仅是因为“不愿意得罪巴金这一派新文学家”，还是他觉得有些思考并不成熟？2006 年，巴金已经去世 ；即便在世，王元化就不能与巴金讨论问题，甚至反驳巴金的看法吗？巴金说自己从青年时代就受到各种批评，到了垂暮之年难道就听不得不同意见了？两位朋友就不能就思想问题直言相陈、坦诚相见？“得罪”一说，未免过虑了吧。晚年巴金对于自己青年时代的一些“激进”看法曾有反思，比如对中国古书的看法，对孔子的看法，但是对于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根本看法没有改变，1986 年他曾重申 ：“……封建文化的残余现在到处皆是。这些残余正是今天阻碍我们前进的绊脚石。”“提倡‘科学’，要求‘民主’，几代的青年为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献出了自己的热血。……‘五四’的愿望到今天并不曾完全实现，‘五四’的目标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达到。但这绝不是‘五四’的错。” 这些看法与王元化是暗合，还是相左，我认为是耐人寻味的。

四、“见他眼中噙一颗泪珠”

1993 年的一天，王元化看望巴金，并在当天日记中记下短短的一句 ：“午后访巴金。谈及中晓事，见他眼中噙一颗泪珠， 由颊边徐徐滚落下来。”

这则日记在 2001 年发表后，曾引起很多人注意。90 岁的文坛泰斗眼含泪花，这个带有画面感的记录， 太令人震撼了。一切都源于他们两个人谈到张中晓， 两个人具体谈了什么，没有现场记录，但是三个多月前王元化为张中晓的遗稿作 ：

一九五五年，中晓因胡风案受审，旧疾复发，咯血不止，于一九五六年被允准保外就医，回到绍兴乡下。收入没有了，甚至连购买户口米的粮票也没有了， 只得依靠在当地邮局做小职员的父亲苦撑度日。“大跃进”三年灾害时期，我的妻子张可突然收到一封寄至她单位上海戏剧学院的信。拆开来，其中还套着另一封封口的信，是中晓写给我的。他不知我也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日子也不好过。信中说 ：“你的情况大概还好，我很困难，活不下去了。但我还想活……” 他希望我给予援手等等。读了他的来信，我心中惨然。

当时他的贫困是难以想像的。我们从他的札记里时常可以读到 ：“寒衣卖尽”、“早餐阙如”、“写于咯血后”之类的记载，据说他曾把破烂外衣补补缝缝改为内裤。他就是在这种极端艰难困苦中，一笔一笔写下他那血泪凝成的思想结品。

还有这样两行文字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日，病发后六日记于无梦楼，时西风凛冽，秋雨连宵，寒衣卖尽， 早餐阙如之时也。”在如此困顿的逆境中，作者没有被生活中所压倒，没有产生丝毫的沮丧情绪，仍然保持着清明的头脑和宽广的胸怀，这是令人感动令人惊讶的。

张中晓的遭遇在雨过天晴后，仍然让巴金和王元化揪心。王元化感慨 ：“人的尊严愈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会变得坚强起来。这是施暴虐的人所不理解的。” 巴金的眼泪，不仅仅为张中晓而流，痛定思痛之后的反思，让巴金想到民族和同胞 ：“一个中国人什么时候都要想到自己是一个人，人！” 维护人的价值，捍卫人的尊严，是巴金青年时代的追求，历经风雨，他的想法更坚定了。而王元化 1988 年答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期望于未来和青年一代的是什么”的提问时说 ：“我希望于将来的是人的尊严不再受到凌辱，人的价值得到确认，每个人都能具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意识。我期望于青年的是超越我们这一代， 向着更有人性的目标走去。” 两代知识分子不约而同谈到“人”，看来，这个目标仍然是任重路远。

五、对上海文学事业所作的贡献

巴金和王元化，除了个人的道德、文章之外。他们的“事功”——对中国文学（文化）的发展所作出的劳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他们长期生活在上海， 因此上海的文化界会更直接地受益。在他们的晚年所做的众多事情中，有一件有必要重提一下，那就是创办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这是一件造福于上海作家和文学事业的事情，可惜，我在王元化的传记中很少看到提起，或许习惯如此，人们更看重学者的言，不大注重他们的行，其实事功也是一个人的德业和成就， 老一代知识分子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会克服各种困难、努力实践自己的理念，而不只是在书斋里高谈阔论。

王元化的日记中有几笔记载。1990 年 9 月 13 日，“偕于伶同访巴金，谈文学基金会事。于伶谈论时颇神经质。寄赵朴初信，并附上他题名的文学基金会章程二本。” 他们共同发起的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于1991 年 2 月 11 日正式成立。王元化说的寄给赵朴初的那个章程，我在巴金藏品中也找到了，是一个橘黄色封面的小册子，封面上是赵朴初题写的会名，翻开第一页是缘起 ：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是由文学大师巴金和著名作家学者于伶、王元化发起、筹办的，并由巴金亲自担任会长，于伶、王元化担任副会长。三位发起人邀集了文学前辈夏衍、著名学者赵朴初等为顾问。有志于发展上海文学事业的文学界和各方面人士徐中玉、张效浚、李子云（常务）、赵长天、李小林任本会副会长， 负责日常会务工作。

上海是太平洋西岸有影响的城市。它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城市，在本世纪初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中国现代文学大师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都曾荟集于上海，并在上海创作了他们的不朽之作。目前，中国坚持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上海正面临新的经济起飞。要将上海建成现代化的国际城市，在开展经济建设的同时，还须加快文化建设。本基金会旨在于目前物质条件比较艰窘的情况下，为上海的作家、学者逐步提供某些创作及研究工作的条件，以推动和促进上海文学事业的发展。

这则缘起中还交代了 ：“本基金会属民间性质，以向社会集资为基金来源。”它的第一笔捐款真是来自巴金。新华社记者赵兰英当年曾就基金会写过一段报道， 其中提到 ：“巴金在日本获得的‘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奖金 200 万日元，是基金会得到的第一批捐款。巴金先生因身体不允，没有出席基金会成立仪式，委托王元化先生发言。王元化先生说 ：‘我们要建设一个高度文明、高度现代化的国家。要完成这个目标，文化事业是不可缺少的。基金会的成立，不是为了粉饰门面，而是为了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繁荣和发展，为一些作家、学者提供某些创作及研究工作的条件，为培育一代又一代文学新人。’” 她在报道中还提到，基金会成立之后，主编大型文献丛书《世纪回响》，出版数十种 ；举办了夏衍、冰心、胡风、茅盾、吴强等创作生平展，也资助了罗洪、贾植芳、阮海彪等多位长期患病的作家、学者……这个基金会至今仍然为推动和促进上海文学的发展发挥着作用，这真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005年巴金先生去世，王元化敬献的挽词

2005 年 10 月，巴金去世，王元化写来了这样的挽词 ：“百年影徂，千载心在。沉痛悼念我们的良师益友巴老。王元化泣挽。”这句话出自他熟悉的《文心雕龙》，说的是人过百年，形影必将消逝，然而，他的精神却千年永在。三年后，王元化离去，也有人拿这句话来纪念他。

（转载时省略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