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今天我们在理解任何一种文学发展史时，似乎更为关注的是时间层面的“过去”，相对忽略 了历史的“现场感”，而文学发展史正由一幕幕发生中的现场事件构成，其在文学发展史形成的过程中亦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在认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状况的过程中，我们或许可以借助一些 少数民族文学史来获取相关的知识，但这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既有价值判断的影响，因为少数民族文学史本身是被讲述和被建构 的对象，所以我们也应该走进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现场，去关注生成中的历史。石一宁的新书 《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作家出版社 2021 年版） 即观察与反思了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现场，其中既有着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环境的理解，还有着对少数民族小说、散文、诗歌以及影视、戏剧等文本的细读，由此形成其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现状的思考。可以说，石一宁的“现场观察”在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提供范式依据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拓展了文学史写作的新思路，即更加注重“现场感”的呈现，以“读者姿态”参与到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写作中。

一

《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一书立足于建构少数民族文学的“发生史”，这里的“发生史”并非指的是其最初产生的历史，而强调一种正在“发生中”的状态。在石一宁看来，构成这一“发生史”的主要背景即丝路文学的时代语境。笔者早在2017年和石一宁有过一次较为深入的对话，在对话中，石一宁就把丝路文学看作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新的发展机遇”① ，认识到自2013年发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重要平台。该观点在 《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 中得到进一步强调：“发展和繁荣丝路文学，给丝路地域的少数民族文学带来的机遇是不言而喻的。丝路文学固然各地域、各民族的作家都可以创作，然而，最了解、最熟悉和亲历亲受丝路地域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的，莫过于身处该地域的少数民族作家，丝路文学创作，应更多地寄望于他们。……我们有理由相信，丝路文学的勃兴，使少数民族文学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②这段话不仅再次肯定了丝路文学带来的发展机遇，而且指明了把握机遇的关键要素，即身处丝路地域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

石一宁在该书中针对丝路文学的概念进行了学理层面的辨认，尽管认为“什么是丝路文学”本身是“大哉问”的问题，但他依然根据自我体悟，对丝路文学做出恰当的理解：“丝路文学至少有两种含义，一是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另一是题材涉及丝绸之路的文学。”并阐释了将丝路文学定义为“题材涉及丝绸之路的文学”的科学性。从地域的角度来看，虽然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创作十分丰富，但其中也不同程度地削弱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与意义，因此石一宁对概念的“窄化”理解，更有利于确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主体性。

在丝路文学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开拓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新道路，是 《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一书写作的着力点。需要强调的是，丝路文学作为当前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现场，虽然为其发展提供了多元的场域空间，但也仅限于场域空间的提供，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还需寻找合适的路径。石一宁认为，从原有的“拿来主义”向当下提出的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转型，正可以作为丝路文学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这就需要更多的少数民族作家能够拥有世界眼光，去创作具有世界传播效力的作品。另外，处理好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间性”问题，也成为其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因素。石一宁看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所遇到的问题最主要的是民族身份的确立，即在世界民族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去建构自我身份。

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史上，外国文学无疑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比如满族作家老舍在赴英留学期间受到西方文学 （特别是狄更斯） 的熏陶，使其作品产生了“幽默的风格”与“质朴洗练的语言”；苗族作家沈从文描写的各种小人物的悲喜命运，闪烁着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影子……而在当下，意大利诗人莱奥帕尔迪与俄国诗人普希金之于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 《我的名字叫红》之于回族作家冶生福的 《马尔撒与扎西才让》，均在写作观念、思维方式与创作手法等层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相较于20世纪初期的“拿来主义”，此时期的域外影响并非是被动地接受，其中包含更多的是主动的“拿来”，以及“拿来”基础上“走出去”思维的培育。这同时触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所面临的“坚守与开放”的挑战，即“如何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同时要改变对外国文化的单向接受现状，而以开放的姿态与整个中国文学一起走向世界，真正实现文化间性的完整意义……”这要求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现当代世界文学思潮、流派、风格和手法充分吸纳和借鉴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因此，在丝路文学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能够更好地确立其美学自觉，通过运用具有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创作视野，去建构自我的民族身份。

当然，与汉语创作相比，少数民族文学有其特殊的语言方式，民族语言文字的建设因此不可或缺。《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一书着眼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传承与发展，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字版的《民族文学》刊物的解读，呈现了少数民族“母语”对保存民族文明、传播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同时，对“母语”的重视也是实现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重要渠道，比如就蒙古族、哈萨克族和朝鲜族而言，其本身均为跨境民族，这使得少数民族文字版的 《民族文学》具有国际刊物的性质，因为它可以辐射到周边国家，使杂志社的外事活动更为频繁。可以说，重视少数民族的“母语”，能够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世界各民族文学之间建立对话与交流的平台，这种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与交流，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二

在以往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关注到本民族的历史，借助历史书写来呈现其对现实的反思。这种历史书写在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同样存在，但因所处时代语境的不同，当下的历史书写呈现出不同的向度，同时也形成了与前人的对话。石一宁的 《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观察到当下少数民族作家笔下所再现的民族历史，由于这些作品均是近几年出现的小说、诗歌等文体，因此可以说是基于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现场的观察与呈现。历史学家卜正民在谈论其明史研究时曾指出，历史研究“就像在疾驰的火车上看窗外风景一样。沿途景物似乎在快速改变，但实际上它们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经过而变得不同，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我们在车轨上的位置及其相应的视角”，研究者“只要确保从火车窗户里看到的面容不只有你自己就行”③。因此，石一宁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历史书写的观察，正从当下时代所提供的视角出发，呈现出历史书写的多样性，这同时是以“读者姿态”参与少数民族文学史写作的重要尝试。

尽管该书谈及的作家大多书写了本民族的历史，但由于思考方式及所处地域的不同，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在展现民族历史的过程中表现出内在的差异，这同时丰富了少数民族作家在历史书写层面的向度。比如阿来的小说 《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人民文学》 2013 年第 8 期） 忠实地记录与书写了康巴瞻对地区 （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 两百多年发展变迁的历史，呈现了该地区曾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在石一宁看来，“历史叙述需要历史主义的态度，也需要一种超越历史的当代意识和当代立场”，阿来的写作正立足于由当前社会语境所生成的“当代意识和当代立场”之中。与阿来对真实历史的展现不同，阿云嘎的小说 《满巴扎仓》（《人民文学》2013年第12期） 所着力表达的是一种“历史虚构”，作品中的“满巴扎仓”以超然世外的寺院形象，包容了“爱/恨、情/仇、信仰/堕落、忠诚/叛变、善良/邪恶”等因素，其本身成为一个复杂与多元的“小社会”。石一宁认为该作品的价值“不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契合历史真实，而在于它的文化思考和文化意义”。羊子的长诗《汶川羌》（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0 年版） 主要回顾了羌族的历史，但这种回顾不是历史事件的简单再现，而是充分运用了虚化、象征的手法，其中提到的“羊”“神鼓”“羌笛”“岷江”“草场”等元素正指代悠久的民族历史。石一宁据此认为《汶川羌》这部长诗，“是叙述历史和感觉、体验历史的结合”。颇为有趣的是，上述内容中的“历史真实”与“历史虚构”正构成一种矛盾的结构体，通过真实与虚构的冲突制造出了少数民族历史的复杂性。但也正是在这种复杂性的再现中，二者之间又有着相互融合的可能性。特别是就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历史”来说，其本身是一种叙述，充满着不确定性，也即带有某种虚构的成分，这同时向我们所理解的“历史”提出追问。

除了追溯作为传统的“大历史”，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还有对临近发生的“小历史”的再现，这集中体现在作家对“文革”的书写上。比如王华的小说《陈泊水的救赎之路》（《民族文学》2017年第1期）即把目光聚焦在主人公陈泊水对“文革”期间自己所犯错误所呈现的救赎行为上，“他的救赎之路也似乎望不到尽头，然而这是一个底层小人物所能想到的忏悔和自救方式”。石一宁看到，虽然陈泊水的救赎与忏悔本身仍然是自私的，但与某些“只停留在语言层次的所谓忏悔”相比，陈泊水的境界已接近崇高。谷运龙的小说 《灿若桃花》 以“文革”及改革开放时期作为时代背景，重点关注由特殊时代所引发的羌族地区的“震荡、碰撞和剧变”，借此呈现了当代的历史和现实。特别是在对“文革”和极左思潮的反应上，作者并未直接议论和批判，而是“从人性的角度，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来解释‘文革’和极左的罪孽，尤其是解释这种罪孽所造成的至今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虽然在反映民族性以及塑造民族身份意识的过程中，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历史有其本体优势，但这种包含着当代性与当下性的“小历史”同样值得关注，我们可以通过对“小历史”的观看，使之与民族的传统历史之间形成对话，从而更好地去书写民族历史。换言之，对“小历史”的观看也能反映出当前写作与传统写作之间的差异，因为这里的“小历史”融合了当前社会的真实语境，更容易再现出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也能窥见新的时代背景下民族性的变迁过程。

无论是真实历史还是虚构历史，无论是“大历史”还是“小历史”，其中都包含着对少数民族历史的书写与表达。《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一书在观察少数民族作家所书写的民族历史的过程中，并非只是简单地重述其写作内容，而是通过关注历史书写来引发历史反思。因为既往的历史已真实发生，我们今天无力去做改变，真正需要做的是对已有历史的思考，从中吸取历史的教训，抑或找寻到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这也是本文接下来所要重点论述的内容。

三

少数民族作家在书写民族历史的过程中，通常包含着对历史本身的反思，这在 《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一书中有着集中的体现。比如前文提到的阿来小说 《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并非是对历史的简单改写，而是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针对历史做出其自身的理解和评判。这种理解和评判包含着作者的价值观与思想观，并由此表达出对历史的批判与反思。

《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一书所观察到的历史反思有着多重类型，首先表现在基于人性的历史思考上。玛拉沁夫的小说《爱，在夏夜里燃烧》（《民族文学》1985年第8期） 在讲述1961年内蒙古大青山区烈士村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就包含着人性的反思，呈现了其中所蕴含的“人性辩证法”。石一宁在分析该作品时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帕思卡尔等哲学家的“人的理论”，指出“人的进化，人性的升华与完善，永远在路上，永远是现在进行时。而是否具备反思的能力，时刻考验着人性，鉴别着人性的真伪”。哈斯乌拉的小说《两匹马的草原》（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同样将视点放在“历史中的人之命运”上，表达了其对草原生活中的人性的挖掘和探索。石一宁认为哈斯乌拉是“一位描写人性的高手”，其主要通过描写人物内心纠结着的生存需求、情感欲望、道德束缚等因素，展现出复杂的人性，并探索了人性与历史之间的深刻关联。光盘的小说《英雄水雷》（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则在对“小历史”（1978年的社会背景） 的书写中，呈现了“美好人性”的实现过程。作品中的“人性”亦是相对复杂的概念，其本身与“动物性”对立，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又与“动物性”之间产生纠葛。当然，人性并非完全处在复杂的状态中，林万里的散文集《长路当歌》（广西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就致力于对人性之美的展现，赞颂了世界上无处不在的美好心灵。其作品充满浓厚的诗意与快感，彰显了美的独特价值。当然，林万里笔下的人性并未与历史进行交流，这或许从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中的人性大多复杂的原因。

其次，《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一书所关注的作品还有着基于历史层面的文化反思。比如该书从吉狄马加的长诗 《我，雪豹……》 中，看到了其对民族历史与文化之关系的思考：“民族历史和文化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文化基因，作为一个民族的作家和诗人，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延续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该诗借助“雪豹”的视角，集中传达出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生态意识。而在对雨燕小说 《盐大路》的分析中，石一宁也呈现了历史小说的文化意义。他认为作者有意识地将 《盐大路》写成“文化小说”，抑或赋予作品一种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意蕴。于是，历史与文化之间便生成一种内在的关联，这使得该作品在回溯历史的同时，也散发着文化的魅力。从另外的角度看，石一宁试图借助少数民族作家的历史反思，来反思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这种反思更为鲜明地呈现了其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现场的观察与思考。

此外，石一宁在书中还特别提到了少数民族作家 （特别是年轻作家） 在创作中所具有的局限性。他在阅读与分析这些作品时，并非一味地表达赏识，而大多在结尾处指明了作品本身存在的问题，包括艺术美感提炼的不足、人物形象塑造的不完整、历史与现实关系处理的不恰当、语言节奏与音调的固化等，为这些作家今后的创作提出建议。这同时展示了石一宁所坚持的文学批评观，在他看来，“红包评论”使批评质变为一味的表扬，科学沦落为毫无原则的吹捧，由此造成批评的失语现象，这对文学批评的发展非常不利。因此，批评家要坚守住自身的立场和底线，文学批评要做到“入木三分”。

总体上说，《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既表现出石一宁在当前社会语境中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现场的细致观察，又包含着其在观察基础上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现状的深刻反思，由此呈现了其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学观，以及写作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尝试。与此同时，该书也为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式依据。■

【注释】

①石一宁、钟世华：《丝路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新的发展机遇——〈民族文学〉主编、编审石一宁访谈录》，《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②如有特别说明，本文所引语句均出自石一宁：《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作家出版社，2021。

③卜正民：《中文新版序》，载《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方骏、王秀丽、罗天佑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序言第xvii-xix页。

（钟世华，南宁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西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中心特别委托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21TBWT01；2021年广西哲学社会规划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1BZW003；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8XZW034）

（原载《南方文坛》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