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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诗人沈苇义无反顾远行新疆。30年间，他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爱写新疆，诗歌、散文、旅行手册、文化研究……2006年初访沈苇时，他曾表达，想写出一个“立体的新疆”。

新疆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它对于沈苇来说是一种精神向度，是一部启示录，是他的写作源泉。

沈苇

“现在我老了，头白了/我回来了——又回到故乡——/流水中突然静止的摇篮”。这首写于1999年的诗作，仿佛预言了多年后沈苇的归属。是的，他“回来了”，2018年，他回到了杭州。

这几年，沈苇双管齐下创作《诗江南》和《论诗》两部诗集，前者是“返回根子的诗”，后者体现了理论的自觉。他的写作也从“新疆时期”进入了“江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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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为什么选择新疆？

沈苇：一种青春期背井离乡的冲动，然后付诸行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现在的年轻人大多喜欢大城市，那时的青年、特别是文学青年，对边疆充满无限的想象、神往和热爱。1980年代把我们这些喜欢往边疆跑的文学青年称为“盲流”——“盲目流动的人”。我到新疆时，杨子、北野、朱又可等“文学盲流”已比我提前一步到了，后来他们也比我早一步离开了新疆。再者，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作为一个江南人——我出生的村庄在运河边，老家湖州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我身上与生俱来的水分太多了，要去新疆沙漠把自己身上多余的水分蒸发掉一些。

中华读书报：《新疆词典》《新疆诗章》……您写了很多关于新疆的作品，能否谈谈您在新疆的创作状态？

沈苇：新疆时期出版的20多部诗集、散文集、文化研究著作等，大多与新疆有关。诗歌写作是持续的，没有中断过。阅读也发生了变化，关注点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转向对新疆多民族文学、地方文化的浓厚兴趣和深入研读——史诗、方志、野史、民歌等，推而广之也大量阅读中亚西亚文学。而且渐渐地，将“阅读”与“漫游”结合起来了。

1999年我出版的读诗随笔集《正午的诗神》是对西方文学的“拿来主义”，而2001年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约撰写新疆第一部自助旅行手册《新疆盛宴》，则是对新疆大地的大面积漫游和“系统阅读”。半年多时间，我走遍天山南北，行程两万多公里，记了20多个本子，拍了150多个胶卷，“行万里路”之大不亚于“读万卷书”。此后陆续写了几部散文集，如《新疆词典》《植物传奇》《喀什噶尔》等，还写了国内第一部“诗歌县志”《鄯善 鄯善》。散文随笔集中，《新疆词典》最有代表性，111个词条，10种左右的文体，可以对应新疆的丰盛多元。

中华读书报：诗集《新疆诗章》、散文集《新疆词典》和自助旅行手册《新疆盛宴》被誉为跨文体的“新疆三部曲”。新疆对您的生活和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沈苇：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对我个人而言将是恒久而深远的。“诗和远方”这句话现在太流行了，凡是太流行的东西，文学都要反对。如今听到这句话，我会起鸡皮疙瘩。但一个人与远方的相遇，会化为自己的内心图景，绵延不绝。它就在心里，再也不会丢失。正如故乡、语言、死亡是我们随身携带的，现在我回到南方，却感到自己还随身携带着一个远方，常为那片土地牵肠挂肚。30年像梦一样过去了，我曾用30年时间“在异乡建设故乡”，试图成为“他乡的本土主义者”，也用30年做了一个长梦。人生如梦，西域似幻，它已经内化了，化作我灵魂的一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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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早期走上诗歌创作之路，对您影响最大的诗人诗作有哪些？

沈苇：大学时期影响最大的还是艾略特和波德莱尔，他们帮助我摆脱青春期深陷的浪漫主义泥淖和感伤主义迷途。

波德莱尔是第一个象征派，他的《恶之花》《巴黎的忧郁》标志着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发端；波德莱尔对“恶”和“丑”的洞察可谓惊世骇俗，有一种绝对的人道主义在里面，他的“病态”与歌德的“健康”有着同样的高度。

艾略特的《荒原》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记得当时是乃生向我推荐的，他现在已不写诗了。《荒原》对我是振聋发聩的，然而消化它需要很长的时间，还有艾略特晚期的《四个四重奏》，一首登峰造极的时间之歌，你再读读他《空心人》的结尾：“世界就是这样结束的： / 不是砰然一响，而是呜咽一声。”这完全是一个“现代的声音”了；艾略特的“去个人化”对我影响至今，地域性写作我也是主张“去地域化”的。

后来还有里尔克。大学毕业一年后的1988年秋天，我带了不多的几本书，坐三天四夜的绿皮火车远行新疆，随身带的有一本德国诗人霍尔特胡森写的《里尔克》，三联书店出的小32开本，这本传记精彩极了，我在里面读到里尔克的一句话：“只有在第二故乡才能检验自己灵魂的强度和载力。”眼前豁然一亮，从此就爱上里尔克，这句话对我的新疆30年一直是莫大的激励，可谓终生受用。

中华读书报：诗集《在瞬间逗留》获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诗歌奖是1998年的事吧？

沈苇：是。当时我一个评委也不认识，稀里糊涂就得到了获奖通知。周涛先生也获奖了——同一届的散文奖，他没去北京领奖，他的奖牌和2000元奖金是我替他领回来的。后来听说了一个故事，是谢冕先生的一位学生告诉我的，他说先生在投票前朗读了我的《一个地区》，说凭这首短诗就应该给沈苇评奖。谢冕先生是首届鲁奖的评委会主任，他朗读的《一个地区》只有四行：中亚的太阳。玫瑰。火 / 眺望北冰洋，那片白色的蓝 / 那人傍依着梦：一个深不可测的地区 / 鸟，一只，两只，三只，飞过午后的睡眠”（写于1990年）

几年后，大概是2001、2002年吧，我在乌鲁木齐第一次见到谢冕先生，问起投票情况和他朗读诗歌的事情，他笑着说是有这回事儿，并当场背诵了这首诗。后来，见到先生的机会就多了起来，他参加2009年在南疆举办的“新诗写新疆”活动后，曾写过一篇奇文《一碗杂碎汤等了三代人》，文章是在《光明日报》上发的，其中写到第一次读《一个地区》给他的“震撼”“绚丽”和“神秘感”。2017年我担任新疆作协常务副主席，还在兼任《西部》文学杂志主编，邀请他参加在天山天池举办的“新诗百年·天山论剑”活动，他与吉狄马加首轮出场，耄耋之年的他精神饱满、谈锋甚健。谢冕先生是中国诗歌界的福音，一位宽厚包容、睿智而有情趣的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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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2018年年底重返江南是什么契机？

沈苇：30年前，一个水乡人要去新疆沙漠蒸发掉一些水分，30年后，这个水乡人感到蒸发得差不多了，再蒸发下去就有变成木乃伊的可能，于是百感交集地回来了。返乡前一年，我父母发生了车祸，虽没有危及性命，但成为我决定回来的关键因素。古人说“父母在，不远游”，我23岁离开他们，也是一种不孝。趁他们还健在，多一些时间陪伴他们，做做饭，说说话，一起在村里种菜……也是人生的一种补偿。

中华读书报：《诗江南》是您重返江南后为第一故乡创作的首部诗集，分为“故园记”“诗这里”“漫江南”三辑。这时距离您写杭州的第一首诗《在西湖鲁迅雕像前》（1986年）已经过去36年。再写江南，是怎样的心情？

沈苇：我希望通过《诗江南》的创作，写出一种返回根子和根性的诗。新疆时期，我也没有彻底放弃江南题材的写作，譬如诗歌中的《故土》《庄家村》《清明节》《为植物亲戚而作》等，散文里的《江南六镇》《水晶宫与破房子》等，都有较广泛的传播度。生活在西部，对故土难于“断舍离”，但写作是断断续续的，作品数量不大，不成规模。重返江南后，得以静下心来，全神贯注地去拓展这一主题。

新疆是我的“翅”，江南则是我的“根”。我写的是归来者的诗，寻找自己生命之源、文化之根的诗。《诗江南》有地域性，或者说一种鲜明的江南性，但通过“去地域化”的努力和自觉，去抵达诗的普适性。我在诗集自序中说，“曾经，我逃离一滴水的跟随，却被一粒沙占有。30年足够漫长，却转瞬即逝。而现在，我要做的是，用一粒沙去发现一滴水，用一片沙漠去发现一条运命之河，用海市蜃楼去拥抱江南的山山水水……或许，我还可以用一双沙漠木乃伊的魔幻之眼，去重新发现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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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网络为大家展示才华提供了充分的交流平台，团结了众多的诗歌爱好者，越来越成为网络诗人的主阵地。您关注网络上的诗歌吗？

沈苇：关注，经常读，特别是诗歌公号，现在有很多。西川在1990年代有个统计，说在地州级以上刊物发表过诗歌的诗人有20万，那时没有网络，只有纸媒。而现在呢，据说线上线下诗歌写作者有200多万人，线上作者占了大部分。每天10万首左右的产量（含新诗和旧体诗），也大多是线上的，落地在纸媒发表的只是小部分。总体而言，网上好诗很多很多，可谓层出不穷，我常能在网上看到令人惊喜的青年诗人，并为他们叫好，但与此同时，不好的诗也是铺天盖地，有的连语言都没有过关。泥沙俱下中有金子，但要把这些金子找到，不易。

这样一个局面下，我理解在今天当一位每天在场的诗评家或一位诗歌观察者的难处，要把握总体和全部几乎是不可能的——每天10万首诗读得过来吗？互联网、新媒介对于诗歌传播有着非常好的、积极的一面，改变了文学既往的呈现方式和生态结构。新媒介不是对传统传播的颠覆，纸媒与网媒构成我们的“云下”和“云上”，这种传播方式多元混融的状况会一直共存并持续下去。

但是，新媒介也具有两面性：便捷和即时或许是好的，其效应和结果却值得每一位严肃写作者深思、警觉。一个明显现象是，信息正在浩浩荡荡替代文学，或者说文学已被信息化了——文本被闲置、被架空，常在云端空转——传播给我们的常常是信息，而不是文本本身。传播是花样繁多的、热热闹闹的，其深入人心的有效性却值得怀疑。在阅读层面，充满碎片、闪念和大量中断的时间，终端症产生一种新的虚无主义，“泛阅读”和“浅阅读”像病毒一样流播。

而在写者这边，某种产能意识正在逐渐占据上风，因为云端这座粮仓是永远装不满的。产能意识带来胁迫感和焦虑感，而非自觉的能动，以及充满耐心和精进的创造。“云时代”似乎把我们天涯咫尺了，似乎打破了种种界限和壁垒，似乎充满了没有交流障碍的“群岛上的对话”，但是，新的疏离、冷漠和虚无，正在形成一座座新的孤岛。

中华读书报：您的诗作《传媒》《现代性》《大数据》《虚拟》等，都关涉多媒体时代的内容。您对新媒体的运用是怎样的？会在手机上写作吗？

沈苇：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们的现实主题之一。有些短诗是在手机上写的，特别是旅途上，手机是一个好的写作工具，可以即兴记录一些感受和文字。《论诗》300多首，有大半的初稿我是写在手机里的，然后再转移到电脑上去推敲、修改并定稿。新媒介你可以不用，但你不能装作视而不见，更不可否定它，因为多媒介、跨媒介已是当代传播的最大特点，你我都已置身其中，就像蜘蛛爬在蛛网上。

我的《诗江南》出版后，浙江传媒学院几位热心的老师组织了一次面向全校学生的“征画”活动——为诗集画插图。学生的作品有几幅很棒，新颖，独特，有想象力。由此我产生了一个想法：继续征集学生绘画，继续“诗江南”的创作，在未来两年出版一部学生绘画本的《诗江南》，同时举办一次“诗画江南”多媒介、跨媒介展，媒介除了绘画、摄影，还有动漫短片、诗电影、虚拟人朗读等，我已经想到10种左右的媒介。

中华读书报：多媒体时代，机器人也能写诗，文学界的反应是有的恐慌，有的淡定。很想知道您对未来诗歌写作的看法？

沈苇：诗歌不是产能，情感和思想也不可量化。“云时代”我们仍在大地上生活、写作，更需要一种云下的凝神、虚静和镇定。凝视世界，聆听内心，关切时代和他人，专注文本，投身一首首具体的诗。帕斯曾希望一生写出一打好诗，里尔克在《马尔特手记》中借主人公之口说过，“要用一生之久去采集真意和精华，最后或许才能写出十行好诗”。“真意”和“精华”这两个词，我深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