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谈到新近出版的《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形容这是对他“别有意义的小册子”，“使我个人对沈从文的研究更加完整”。这部新版《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与先前出版的《沈从文九讲》《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确定了张新颖研究沈从文的基本格局。

自称为“日常的沈从文的读者”，张新颖从旧版中编选的三篇论文与一组诗，精心增补三篇新论述，并加入他同沈从文之子沈虎雏交往通信的回忆文章，新书与“沈从文的后半生”紧密联系在一起，重现一位发觉生命间“柔情”与“热爱”的“少数人”。

对普通人所创造的历史的感受

张新颖在其对谈、演讲稿、成书中等多次使用“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一题，因为他持续地专注于：人与其身处的时代、社会发生何种关系？他在研究中溯洄于时间的长河，打捞特定的“沈从文时刻”，他相信，正是这一个人与这些时刻，引起二十一世纪众多“我们”的共鸣。

根据《湘行书简》，沈从文于1934年回乡途中重渡湘西河，他在这条河上经历了一次“彻悟”时刻。多年后，阅读这些尘封的书信带给张新颖“一个特殊的时刻”，使他与沈从文建立起了某种无法言说的关系，不断体会沈从文“对天地、对天地之间的普通人、对普通人所创造的历史的感受”。

1950年，沈从文在历经崩溃而逐步恢复的阶段，彼时进入他视野的那只“豆彩碗”，不再仅是用具，而是见证了无数生命的有情物，因为这件小小的器物，沈从文在不确定的时代中确立了余生的寄托。当张新颖读到沈从文写于1950年8月8日的这段日记时，意识到自己“遭遇了‘沈从文的诗的时刻’”。“有了这样的想法，再看沈从文的很多文章，诗的意境不断浮现，便‘剪辑’出几首他的诗歌。”沈从文看到制器彩绘者将生命的柔情转化到“小碗”中，张新颖从“豆彩碗”中汇集出“沈从文时刻”，以诗的形式与力量，向读者转达沈从文的生命体悟。

从文学转向文物，沈从文“把自己放进了悠久历史和传统的连续性之中，进而暗中认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张新颖描述沈从文的杂文物研究为“先锋，打前站，开荒辟土”，他既是“游离自在的生命存在”，与时代保持距离，但通过微观而具体的生命经验的梳理，隐秘地与时代发生着独特的关系。

他的“有情”，是对个体和时代的关怀

张新颖把他与沈虎雏的书信往来收入专著，扩展了沈从文研究的视野。

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沈虎雏以其“务求精确、一丝不苟的性格”，持续整理父亲的作品，包括整理出他在1949年后的17年中的零散断章，集成《沈从文全集·补遗卷》。这样不遗余力的家族接力以及亲人的深切感受，让人们向沈从文的世界靠得更近。

沈虎雏将其认为补遗文稿中最重要的《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交给张新颖作解读文章。在这篇被家人认为是沈从文绝笔的文章中，张新颖再次发现“沈从文时刻”——他在精神错乱脆弱之时，“细而稳”的笔画仍蕴含深沉的力量，这是沈从文在痛苦中追寻生命坐标的写照。

张新颖在研究和写作中处理史料力求真实，细节处跟沈虎雏及其家人反复确认。他说：“我所能做的努力，只是尽力去接近传主。”他自称为“日常的沈从文的读者”，力求在真实基础上作出有情的表述。这跟1962年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信遥相呼应：“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东西，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

这样的“有情”，是对生命、个体、时代、历史的有力关怀。无论是沈从文、沈虎雏还是张新颖，他们都在践行着：“每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不一样，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