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研究华文文学 ——关于“华人性”
中国人很早就有移居海外的历史，只是十九世纪以后，规模最大。移民遍及世界的足迹，使华人成为一个“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庞大族群。然而所谓“散居”，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是“单个地”远离母土，生活在世界的某个地方；相反地，走出母土，使他们进入一个无法拒绝的多元族裔和文化的网络之中。他们的肤色，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文化——从心理到行为，像是一道道无形的纽带，将他们“归纳”在一起；更何况还有一个有形的“唐人街”，成为他们族裔和文化的象征和记忆。海外华人的“散居”，仅只是一种外在的形态，由命定而来的族裔归属和文化记认（注意，我这里用的是闽南方言的“记认”），使他们被聚合在一起。这是一种“离散的聚合”，“离散”是相对于他们的母土，而“聚合”则源自于他们无法拒绝的“文化DNA”。异邦的文化语境和生存状态，为他们的文学书写提供了迥异于故乡的生存经验和美学形态。这份不同的文化语境和人生经验，也使他们在回望故国原乡时，拥有不同的文化视阈和思考。所有这一切，正是世界华文文学形成自己的特征和价值所在。
我们为什么阅读和研究华文文学？不仅仅是因为异域风情，也不仅仅只是为了惊艳和叹息，更重要的是感悟海外华人的那一份生存经验，透视那一份镂刻着世代华人历史命运和生存实践的美学表现，在异乡环境和异邦文化语境中的呈现。既然华人的海外生存是一种“散居”的世界性生存，渗透在他们生命之中的所有历史和当下的书写，就不仅仅只是一种文学的审美书写，而是一种在命运的坎坷跌宕和迁移变易中，追寻和建构自己族群记忆和文化守成的寓有政治意涵的文化行为。这是我们首先必须关注的。
其次，华人在海外的生存、思考和文学书写，有何不同于国内之处？提供和丰富了怎样新的生存经验和美学经验？
再次，同样在海外，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移民身份、生存方式和人生境遇，不同的文化环境和生存背景，又潜隐着文学书写的不同特质和审美风格。所谓华文书写，和其他族裔语言的文学书写，有差异吗？差异在哪里？
那些不同的人生体认和美学表现，使华文文学研究在内质上客观地存在着一种比较的精神，不仅是海外不同地区的比较，还是海外与国内的比较。既从共性的原乡母体去辩识、分析不同地域延续发展的异质性，也从不同的异质性回归和认同来自原乡共性的变异和丰富。
同时，华文文学还存在着与世界其他“离散族裔”文学的比较。
华人的世界性生存，使其与黑人族裔和犹太族裔共同成为全球三个最大的散居族裔。战后半个多世纪相续兴起的黑人学、犹太人学和华人学，都以他们强烈的族性文化，为自己在这个多元和多极的世界定位。在讨论美国非裔黑人文学和犹太裔文学的诸多著作中，“黑人性”和“犹太性”，成为人们辩识他们文化行为和文学书写的重要特征，把对他们的行为和书写，提升到文化诗学的境界。
同样，“华人性”作为华人表现文化的一种族属性表征，一方面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漫长历史的文化积淀之中，是溶入在民族共同生活、共同语言、信仰、习俗与行为习惯之中的共同文化心理、文化性格、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华人性”又是华人离散的独特命运和生存现实所酿造。华人的离散与聚合，导致中华文化的世界性“散存结构”。分布于异邦文化夹逢之中的华人文化，必须通过对自己族性文化的建构和播散，表现出强烈鲜明的“华人性”。
华人在从原乡到异邦的身份变异和文化迁移中形成的文化心理、性格和精神，以及表现文化和行为方式，成为区隔不同族裔之间族属性特征的标志。反映在文学书写上，是对华人生命历程和精神历程一系列特殊命题的表达。我曾经在《关于华文文学理论建设的几个问题》中，设想提出这些命题，例如：
关于华侨、华人、华裔、华族等概念的形成和差异及其对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影响；
关于从中国“移民”到移居地“公民”的身份转变；
关于身份认同、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关于华人的跨国离散生存和潜在移民身上的中华文化全球性的网状散存结构；
关于落叶归根、落地生根和灵根自植的华人生存方式的多元选择和变化；
关于“唐人街”写作和走出“唐人街”的知识分子写作，以及“走不出的唐人街”的精神现象；
关于华人为何文学和文学如何华人?
关于华人的世界性生存体验和母国人生回眸；
关于华人移民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
关于华人文化政治行为的华文文学与华人族群建构；
关于华文文学的“华人性”和华人主体性的文化表征；
关于华文文学的文本价值、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差异和不等值现象；
⋯⋯等等。
此前，在我与刘小新合写《华人文化诗学：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式转移》时，从另一角度也思考过一些相关命题，诸如：
华人对文化原乡和异邦生存的想象；
华文文学现代化建构中的中华性、本土性和世界性的关系；
华人原乡文化传统与文化资源的继承、借用和转化；
华人文学母题中的漂泊／寻根与中华文学游子／乡愁母题的联系和变异；
华文文学意象系统与华人族群生存的文化地理诗学和地景书写的关系；
……
这些特殊命题所呈现的“华人性”特征，是内在于华人历史迁移的生存实践之中，为华文文学研究拓展了广阔的创作和批评空间。对这些问题的诠释，不是单纯的审美分析所能够完成的，必须打通文本内外，将文本分析放在具体历史语境的权力话语结构之中，才能扺达这些特殊问题诠释的深层。它以中华文化为底色，却又融摄着世界多元文化而呈现为华人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即华人离开母土后在不同生存境遇和历史文化空间中所形成的特殊性。“华人性”是一个普遍与特殊统一的概念，既是结构性的，也是建构性的。一方面“华人性”包含了普遍的“中华性”，也蕴含看“本土性”、“个人性”等具体的特殊内涵。另一方面，“华人性”又是不断建构的历史范畴。对“华人性”的认识与阐释，必须返回到华人海外生存的具体性之中，返回到华文文学所置身其中的文化政治场域之中。这正是“华人文化诗学”的诠释路径。
研究世界华文文学从本质上说，就是探寻、比较华人从本土到海外不同的生存空间、文化语境、人生经验和美学表现，从而丰富和提升华人文学书写的深厚内涵和美学魅力，建构一个以中华文化为内核同时融摄世界多元文化的华文文学共同的大世界。
对我而言，这是华文文学最大的魅力！
（本文某些观点引申自作者与刘小新合作的《华人文化诗学：华文文学研究范式的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