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之声》里的生命哲学
作为方格子的首部长篇小说，《寂静之声》是一部生命之书，它以生命哲学与人本哲学为思想底色，直面个体命运的书写中贯穿着尖锐凌厉之风，而又不乏温暖、善意和慈悲。这部小说在审美质地上相当纯粹而老道，以至它能在江南日常的碎片化呈现中穿透历史与现实、家国与个体，以犀利敏锐的精神洞察直击读者灵魂，形成了独标一格的生命美学。
《寂静之声》关于生活史的书写没有陷入道德说教，而是致力于对生命本体的拷问。方格子说：“我几乎带着赴死之勇嵌入他们的命运，或者，确切地说，他们融进我的生命。”就作者与人物的关系来看，作者以“赴死之勇”去拥抱她的人物，寻求与之对话的可能。她不只是把人物当作故事演绎的行动元，去任意摆布他们的命运，而是投注了自我的情感，在灵魂对话的基础上以敏锐的体察赋予人物精神光彩。当然，方格子无意为她的人物代言，借人物之口浇自己块垒，而是匠心独具地以微观化的个体讲述，来呈现个体生命的渴望与骚动，生存的悲苦与屈辱，精神的守望与前行。而这一切，终究汇聚成生命之河，在时代洪流的辗转冲刷下沉浮、挣扎与寂灭。
从叙述方式看，这部作品是采用限制性视角来讲述故事的。当然，这种限制性视角并不像通常的现代叙事那样，把讲述者锁定在某个人物角色身上，而是不固定的多变视角，或者说被分解为多元化的个体视角。作者藉由伊菲拉的回乡串起整个故事。亲缘叙事中家族成员轮番上场，在叙述视角的频频转换中推进叙事。叙述视角的个人化契合每个讲述者的身份和感受，便于情感、记忆、经验的还原，在血缘关系的统摄下形成散点透视的美学效果。家族长者顾长年、顾小年面对晚辈解密家族秘史，在人事变迁、世事沧桑中，把叙述引入历史的轨道。而顾家第四代顾念、顾米、伊菲拉等的讲述，又把视线转入现实中逼仄、卑微与无奈的世俗人生，同时辅之以顾及的亡灵视角，讲述家族成员的日常琐碎，因此，从整部小说来看形成了上一辈与下一代、个体与集体、生者与死者对话的叙述结构。
务虚人格分析是这部小说的亮点，也是方格子生命化书写的着力点。顾家是良溪人眼中的“异类”。良溪人传统守旧思维使他们对顾家报以好奇和同情，但实际上是将之“他者化”。顾家之所以贫困，在众人眼中是因为顾尚清思维异常，企图超越现实空间，心里藏着另一个虚幻的世界。这个世界显然是被理想化的空间，因为与良溪之间差异巨大而显得遥不可及。不妨举例，顾尚清常去田畈踱步，探寻缝隙中的通道，认定通道里隐藏着神秘启示。在那里，烟云水气，清俊通脱。爷爷每天窝在摇摇欲坠的纸槽屋，声称要制造出世上最有韧性的竹纸。妈妈信奉基督教，在清贫生活中心怀感恩。不难看出，顾家与其他良溪人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一个务虚，一个务实。因此，良溪人从务实立场去打量这个家族，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戏剧化的效果。
或许，读者将这种“务虚”看作一种精神追求，抑或把顾尚清视为不懂“世间常情”的幻想家。而事实上“务虚”与“务实”在小说中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形成了闭环结构。顾尚清脱离现实的企图在小说中被反复强化。他想造飞机，而飞机如同大鸟，寄托了深刻的意义指向：一种打破生活现状的可能性。由此，众人眼中的“务虚”又转化成了“务实”。他异于良溪人的精神特质就在于一种突破现状的冲动，而这冲动源于贫穷以及由此形成的屈辱状态。因此，这是一部家族的屈辱史，同时又是一部关于寻找的心灵史，卑微的生命只有在寻找中才能重现生机。
顾家第四代离开故乡是为了摆脱屈辱，为家族挽回“面子”，赢得做“人”的尊严。这似乎是理所应当的选择，但其实，这种选择的背后潜藏着荒谬的逻辑，隐含着叙事的张力。正如顾念所意识到的，“暮春的下午，阳光打在山峦上,绿意苍翠，透明晶莹。植物散发的清香味扑面而来。良溪这样美好，而我却在逃离。我所有的努力，是想给良溪顾家一份荣光，但我却要以永远的离开为代价。我们刚度过食不果腹的日子，如今却要丢弃父辈抵命获得的土地。”屈辱的生存之下，逃离固然是必要的选择，但其与故土的情感牵绊却是剪不断理还乱。与其说顾念的“逃离”是对现实的逃避，是为了改变受人奚落和鄙视的现状，不如说是走投无路后的精神逃逸，是情感撕裂下的离开，隐藏着悖谬的精神结构，目的是为顾家赢得“一份荣光”。
这部小说以家族作为结构叙事的单元，通过顾家与苏家的姻缘将历史与现实、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勾连起来，展现了生命化叙事的主观抒情特征。关于上一辈曲折坎坷的人生，尤其是顾小年、苏漫秋、苏漫澄、苏皖在20世纪40年代的革命史与罗曼史，方格子有意突破传统的书写框架，没有像《白鹿原》那样把家族之间爱恨情仇融入文化叙事的范畴，展开关于两种文化之间内在矛盾与冲突的文学想象，而是把人物命运的荒谬作为审美视点来处理，写出了卑微个体的意义追寻及其所蕴涵的反讽意味。
将个体置于家族，把现实生存融入历史记忆，是出于方格子生命化书写中“身份化”叙事策略的需要。顾家人对“意义”的追寻虽有自觉与不自觉之分，也有不同的路径、逻辑之分，但从根本上是为抵御人格尊严的失落状态。方格子对人性的洞悉基于一种存在主义式的敏感，这影响了她对人物心理逻辑的判断。不难发现，就顾氏家族来说，对自我身份的敏感是他们所共有的心理，顾家女子的婚姻突出体现了这一点，文化身份的敏感度以及由此带来的偏见和悲剧感是方格子探讨的重要命题。作者从存在主义角度分析自我身份的不同层次，为人物命运的逻辑链条提供了生动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