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联系越加紧密，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在充满迷思的“全球”表述中，我们被许诺了一个无中心、无边界、人人可以自由参与的绝对空间。按照美国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的说法，这个空间中的“世界文学”具有相当的流动性，它并非各国文学在全球语境下交汇融合的“美丽新世界”，更多的是通过翻译实现的文本的旅行，它赋予了“世界文学”“足够大的世界和足够长的时间”（《什么是世界文学》）。在全球化和世界文学语境下，不同文学的地方经验反而显得越来越重要。如何以地方性的经验表达，加入到全球化或世界文学的对话中，也是中国文学与江苏文学面临的挑战。

一般而言，地方性经验往往会成为某类文学、某个作家的身份标志，比如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与美国南方文化、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与基督教文化、哈代（Thomas Hardy）与英伦乡村文化、沈从文与湘西文化等等。明清以来的江苏文学与文化形成了一个丰沛的传统，这个传统在当下的呈现，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张力的存在，涌现了陆文夫、高晓声、赵本夫、苏童、叶兆言、毕飞宇、范小青、叶弥、鲁敏等等一大批优秀作家，他们的作品多多少少都烙上了江苏地方经验的标志。这种地方经验，也成为江苏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的重要资源。江苏当代作家的作品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便不断地被译介到海外，并引发一定的关注与研究。江苏当代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加入了世界文学的流通体系，为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化身份与文化形象的构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江苏文学的海外传播一直以来以纸质出版模式为主，包括了中国文学选本、单人作品集、单行本、期刊杂志等形式。这些作品除了少量由《中国文学》杂志、“熊猫丛书”策划出版外，大多是由海外世界的译者、编者、出版商出于个人趣味、商业利益等原因主动译介的。原来的译介更多地是作为学术出版，服务于学术研究，21世纪以来商业出版的比例才显著提高。仅以英语世界为例，在马汉茂（Helmut Martin）和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主编的《当代中国作家自画像》（Modern Chinese Writers: Self-portrayals）、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和戴静（Jeanne Tai）主编的《狂奔：中国的新锐作家》（Running Wild: New Chinese Writers）、卡罗琳·肖（Carolyn Choa）和苏立群（David Su Li-qun）主编的《中国当代小说精选》（The Vintage Book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石峻山（Josh Stenberg）编选的《伊琳娜的礼帽：中国新短篇小说》（Irina’s Hat: New Short Stories from China）等著名选本中，均收入了不少江苏作家的作品。陆文夫、高晓声、苏童、毕飞宇、叶兆言等人的代表作得到比较全面的多语种的译介，特别是陆文夫的《美食家》曾经风靡欧美，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文本之一。

与此同时，随着技术的发展，电子出版和网络传播成为更具开放性、便捷性的传播模式。不仅原来纸本形式的江苏作家作品的外文译本纷纷推出电子版，而且又出现了不少专业的海外传播网站，比如“无界交流”（Words Without Borders）、“纸托邦短读”（Read Paper Republic）等，以电子出版的方式译介了苏童、毕飞宇、叶兆言、范小青、叶弥等江苏作家的作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与译林出版社达成协议，双方合作推出电子版的当代作品外译本。目前已出版的书目中，就包括了苏童的《另一种妇女生活与三盏灯》（Another Life for Women and Three Lamps）、叶兆言的《别人的爱情》（Other People’s Love）、《我们的心多么顽固》（How Stubborn Our Hearts）、《花影》（A Flower’s Shade）等作品的电子版。作为西方老牌的经典出版公司，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对江苏当代文学作品的电子化译介，能够帮助江苏文学更快速有效地吸引更广大的西方读者。

江淮大地、秦淮人家、市井小巷、曲艺美食、街道河流等地方文化因子，伴随了一代又一代江苏作家的成长，深深烙印于其生活经验与文化记忆中，为江苏作家的想象与创作提供无穷的滋养。这些具有独特个性的地方文学作品的译介传播，显然更加有利于实现以世界文学的动态多样发展为背景的异质文化间的互识、互证、互补。从目前的江苏文学海外传播来看，传播主体大部分是中国文学研究者，其中不乏资深的学者或翻译家，如葛浩文、王德威等人。葛浩文翻译的《米》《我的帝王生涯》《河岸》等堪为经典；王德威的评论《南方的堕落与诱惑——苏童论》《艳歌行——叶兆言论》等，更是传诵久远。这些具有双重甚至多重文化背景及语言能力的汉学家为江苏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当然，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效果如何，还要看作品是否在海外引起专业的文学批评、是否有主流媒体的推广、是否在市场机制的导向下被反复再版，从这几方面来考量，目前仅有陆文夫、苏童、叶兆言、毕飞宇等人的作品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而鲁敏、叶弥、朱文颖、荆歌等优秀的中青年作家也开始得到一定的关注。

从江苏文学的海外传播来看，地方性经验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作家的作品中均有不同的表达，因而发现并译介、推广具有不同“声音”的江苏作家作品进入西方市场，可以进一步整合和提振江苏文学，避免由于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均质化”表达，而江苏文学地方性经验的广泛传播，也有助于深化海外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从而推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与融合。应该说，江苏文学地方经验的书写、地方文化的表达有着丰富的呈现方式，目前在西方世界传播程度相对滞后的中青年作家，如叶弥、朱文颖、戴来等人的作品亟待更多的译介。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良好契机，发挥海外汉学家作为译介主体的作用。他们介于两种文化之间，对发现、评介、翻译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有其独到之处，他们的评论、译序、译后记等作为副文本，配合着正文本，引领并强化了译本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叙事功能。只有更多的海外汉学家的关心与参与，江苏文学的海外传播才大有可为。与此同时，可以进一步加强中外合作，建立“评估-反馈”机制，动态性地追踪分析江苏作家海外传播的路径和策略，从而助推江苏文学更好地融入世界文学场域。

在全球化语境下，像江苏文学这样有着悠久传统的地方性经验书写，显然有着自己的独特价值。大量像江苏文学这样具有地域特色的优秀文学作品的翻译与传播，正是全球化时代完善中国文化身份、推进跨文化对话、增强中国文化竞争力的有效方式。具有地域特色的优秀文学作品的国际流通，也可以进一步推动以翻译为中介的世界文学的动态生成。有鉴于此，我们必须思考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如何通过文学的手段不断推动海外读者对地方性经验的认同与接受。江苏文学传统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市民文化、市民阶层，是长期以来不断浸染而形成的生活方式，但是随着江苏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的急剧扩大，江苏的国际化程度的大幅提升，新兴起的市民读者的阅读趣味更多地走向了均质化，与其他地方的读者差异性越来越小，这无形之中制约了江苏文学地方经验的表达。因此，江苏作家如何一方面立足当下以文学的方式记录和表现时代的巨变，另一方面又坚持江苏文脉，彰显江苏文学的叙事特色，这将直接影响到未来江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另一方面是如何以丰沛的地方性，抵抗或消解翻译所可能带来的平面化。地方性经验往往会带有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不一样的“声音”，但是这些带有浓厚地域色彩的作品一旦被标准化的英语或法语或其他语言推向世界，他们的时空距离和地方色彩也消失殆尽。因此，江苏作家如何在内容、叙事、风格的层面上更好地传达与保持江苏文学的地方性经验，以此抵抗翻译可能带来的损害，这也是未来江苏文学面临的挑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