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何建明

在大家的印象里，记者是做采访报道的，是“无冕之王”，而作家是说文解字的，是“文人骚客”。同是写文章，两者的差异还是很大的。不过，两者也可以互相塑造：许多热爱文学的人投身媒体，而许多记者见识过社会百态后成为了一流的作家，像马克·吐温、海明威、狄更斯、马尔克斯、刘白羽、萧乾、沈从文、金庸、梁衡，以及王火（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何建明（中国作协副主席）、徐剑（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海飞（小说家、编剧）、蒋蓝（散文家、思想随笔作家）等等。今天，11月8日，第22个中国记者节，《读者报》记者独家对话王火、何建明、徐剑、海飞、蒋蓝，聊聊记者生涯给他们的文学创作都带来了什么？在新闻业经历着深刻变革的今天，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记者这一职业？

作为中国当代报告文学领军人物，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一直秉持人民立场，为人民代言，从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的《共和国告急》，到近期的《山神》《那山，那水》《大桥》《浦东史诗》《革命者》等作品，其写作题材题旨的特点是鲜明统一的，形成了“何建明式”的“国家叙事”特色，曾三获“鲁迅文学奖”、四获“徐迟报告文学奖”、五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何建明认为，报告文学作家就是一名“冲锋的战士”。事实上，从新闻记者到纪实文学作家，何建明就一直坚持用文字反映真相，已发表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国家》《忠诚与背叛》《中国高考报告》等著作，用深入详尽的调查、不容置疑的现实触动社会神经。新闻可以让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纪实文学让我们更了解为什么发生，有什么后果。这就是纪实文学的力量。

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常熟理工学院教授丁晓原看来，何建明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报告文学写作世界，除了时代共有的一些“公约”以外，更与何建明的“个人因素”相关，这其中包括他的经历经验，他对于大时代的感知理解，还有对报告文学文体价值观的确认和坚守。当然，这“经历”中有一个重要标签，那就是记者。

何建明解释说：“在成为作家或者说成为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之前，其实我一直是新闻记者，而且是一个经历不同层面、不同级别和工作长达近20年时间的新闻记者。这其中有15年是在部队的新闻工作经历，有5年是在中央媒体的经历，之后才到了中国作家协会。有长期新闻素质的训练和实践的人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特点是，他们对社会的关注度、敏感度以及工作的‘战斗性’特别强，我属于这类人。甚至我对自己的这种经历感到庆幸，因为它对我当时和后来从事报告文学创作，有着胜于一般作家的强项，比如采访的专业、对题材的敏感、行动迅速的职业习惯等等。”

记者的“记录”部分和作家的“文学”部分，组合起来就可能是一名优秀报告文学作家的必备条件。何建明坦言：“我最早是写诗歌和小说，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写过中篇小说《第二道战壕》、长篇小说《东方毒蛇》等作品。但那时我的职务是部队的‘新闻干事’，一天到晚接触的是先进典型与先进人物，又受《哥德巴赫猜想》影响，所以就开始写起报告文学了，而且越写越觉得自己可能更适合写这一类文体。23岁那年我被调到北京部队的总部机关，就因为我是全军基层新闻干事中最优秀的代表之一，而那一年我也正好获了一个全国性的报告文学奖。新闻职业的长期训练与特殊经历，在与我同龄或之下年龄的报告文学作家中，似乎还没有一个人可与我相比，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有人总在问我‘为什么那么能抓题材’‘为什么总能迅速出击’‘作品出手总那么快’‘总不知疲倦’等等疑问。”

无论何建明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只要一进入提问的状态，无论在哪儿，人们都会把他当做记者。“因为我的人生和事业之路一直伴随着‘采访’，而‘采访’是记者的专属标签。”在最新散文集《行香之情》中，何建明就总结了自己“采访”的经历：“一个人‘行万里’，在今天已经不算什么事。但一个人能够直面和采访一万人，几乎很少有人做得到。毫不夸张地说，我做到了，这还没算我在部队和在中央某报社工作的25年新闻职业中的采访人数。40多年时间里，我与各式各样的人——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科学家、企业家、教育工作者、农民、军人、学生、专家、外国人等面对面的采访，超过了万人，这个记录我想是可以以一本书来纪念的。……我因此把这些过程称之为‘行香之情’的过程。”

言为记者，记录者也。记录什么，成了记者的核心和全部的价值体现。何建明认为，既为记者，就该会记、巧记、准确地记、崇高与纯粹地记。“‘记’中有我们的情与爱、憎与恨、立场与观点、情感与思考。‘者’则是一种身份的着落点和根据，能从‘记’成为‘者’的过程，是我们锻炼成熟与本领的一段可能漫长至一生，也可能是一次不可能重复的生命涅槃。良心是记者的立身之本，道德是记者的行步尺度，价值观则是衡量记者一生的文字能否留下来的试金石。”

新闻职业的写作特点是：关注全社会、关注时代的最强音、关注国家和世界最重要的事件。对新闻记者来说，不可能考虑什么是该写的、什么是不该写的这种问题。何建明表示：“我在从事报告文学创作过程中从来没有考虑过应该写什么或不去写什么的问题，而是来什么就写什么，创作的作品起点和立足点多数放在国家与时代的高度去审视。故读者们可以看到：我在几十年中写了那么多题材，几乎包括了所有领域，同时又跨越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时间。好像很少有哪个报告文学作家能达到这种景况。另外，由于新闻职业的潜在素质，我的许多作品也都是新闻的‘延伸品’：如《共和国告急》，我先是写了关于矿难的新闻，后来再深入进行文学性的调查，最后写成了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的作品。写贵州农民黄大发的《山神》，是因为我在手机上看到了一则新闻，说贵州某山区有个村支书为了让村上的农民们吃上白米饭，带领村民用了30多年时间在悬崖上修筑了一条‘天渠’。这则新闻打动了我，于是我顺着这条新闻去寻找黄大发，就写了一本关于他的报告文学。这本书感动了千千万万读者，黄大发由此也成了‘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

记者，是一个崇高的职业。在何建明看来，记者是作家的先辈，没有记者的采访和榜样的身影，许多作家只能坐在家里当“作家”，而这样的“作家”基本上成不了大家。“记者的职业精神可以影响很多人，也值得我们借鉴。之于我，‘记者’成就着我的书写之路向高峰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