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金秋时节，由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办、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2021年“新汉学计划”高级中文翻译人才培养项目多语种翻译研修班系列活动在京落下帷幕。活动先后邀请张炜、李娟、阿乙、薛涛、王威廉、蔡骏，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与来自英国、美国、土耳其、波兰、突尼斯、秘鲁、越南等十几个国家的译者、青年汉学家以“故事沟通世界”为主题，就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中国文学的翻译传播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

海外汉学家和翻译家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推动者，他们既精通母语，又通晓中文，翻译的作品符合海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为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活动希望通过国外优秀青年汉学家和译者与中国作家的对话交流，解决他们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过程中的困难，实现翻译的准确、地道和贴近原著，也由此帮助他们在专业道路上不断成长。

故事沟通世界

作家阿乙认为，他的所有作品的时代背景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中国自进入21世纪以后发生在乡村、县城和城市的故事”。他的写作有一个发展历程，题材上是从短篇慢慢写到长篇，目前是长篇和短篇写作的结合状态；在写法上也有微妙的变化，过去是把整个社会现实作为写作对象，根据自己做警察时的见闻，写了很多故事，但现在倾向于写普鲁斯特式的小说，更注重表现人在精神方面的重构和表达。阿乙说，自己目前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未婚妻》即转向了精神写作，这源于自己个人生活经历以及对世界的理解。

对于“作者应该如何把握与读者的距离”这一问题，作家李娟回答说，写作就是希望被了解、被看到，就是自我表现，所以作者肯定需要读者，需要交流、反馈，需要被认同、被赞美。但写作是一个独立的行为，如果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太亲密，也是有问题的。写作离不开读者，但作者如果太在意读者，会不由自主地去满足他们的期待，这样写作就无法独立。作家需要和读者保持适当的距离，虽然这比较困难。

作家薛涛分享了自己最近的创作状态。他在山村里体验生活、过苦日子，静心读书与写作。薛涛认为，作品的生命力来自于作家的生命力，作者给了作品多少生命力，作品就会拥有多少生命力。如果一位作家把自己全部的生命力都交付到作品中，那么他的作品就可能会得到永生。

作家蔡骏谈到，人是一条河流，能把我们历史的所有记忆全部都保留下来。其中当然会有变形、想象和夸张，甚至会有遗漏，但这种保留和变形构成了文学的基础。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有对历史的重现和复述，呈现出历史的另一种面貌，这是虚构对真实的一种改造和创作，也是文学对现实的一种解读。他认为，不仅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中国故事也要走出去，去面对世界上所有文学作品今天都会面对的问题，即现实与虚构的关系。

作家王威廉在谈到其新作《野未来》时表示，我们对于未来的很多观念在改变着我们的现在，进而又改变了未来，这是一个悖论、一个复杂的现象，也许只有文学能够表达。虽然他在写未来，但他想强调的是一种更加复杂的、能够深入内心的现实感。我们的现实不仅仅被过去和当下所塑造，也被未来所塑造。谈及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艺术家的创作，王威廉认为，人工智能与作家相比，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并不理解也并不享受写作本身。

翻译重要的是创新

文学翻译是项复杂的工作。优秀的译者不仅要熟练掌握双语语言，仔细研究原作所依托的社会文化语境，还要了解目标语的文化语境，并根据读者的文化传统、审美需求来进行调整与变通。这对于译者来说，既是其主体性的体现，也是翻译的责任所在。

土耳其青年汉学家吉来在谈到张炜的《古船》时表示，该书的土耳其语版本非常成功，在当地读者心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翻译的过程却十分艰难。为了更好表达这部作品中历史与现代交融的画面，体现个人在面对现代化进程时的矛盾心理，译者必须将自己融入到书中所构造的世界里。美国翻译家袁海旺谈及与作家张炜的合作经历时谈到，张炜对于作品译作的态度十分严谨，他总是会认真地遴选译者，并与译者保持密切交流。张炜和一位译者在作品翻译过程中的书信往来达到百余封，十分耐心地解答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

英国汉学家沈如风在谈及李娟的《冬牧场》时，将《冬牧场》生动地比作盛开在天山的雪莲花，译者作为园丁，需要对其精心呵护，并且小心翼翼地移植到另一个地方。他还向与会嘉宾分享了翻译过程中对他而言十分重要的两个词：“荒野”和“寂静”，认为这两个词在《冬牧场》中反复出现，呈现了《冬牧场》的气氛，是整个故事的背景。

波兰汉学家李周分享了翻译阿乙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的感受。她提到，由于波兰语和汉语之间存在巨大的语言差异，对于译者而言，在翻译工作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创新。为了准确捕捉和传递小说超脱、冷酷的风格，她与出版社最终决定将书名译为《我是凶手》，图书在波兰出版后受到了许多当地读者的喜爱。

意大利青年汉学家徐天佑结合自己翻译薛涛《砂粒与星尘》的经历发言说，在汉语中“鹰”并没有性别的区分，而在意大利语中“鹰”有阴性与阳性之分。经过反复斟酌，他最终体悟到作品中的“鹰”具有母性特征，于是决定将“鹰”翻译为意大利语的“母鹰”，从而解决了语言差异带来的难题。

中法文化推广人李嵩以蔡骏《宛如昨日》的法语版为例，列举了海外汉学家、译者在翻译中文作品时可能遇到的难题。比如书中“同庞统在落凤坡一样抬头张望”这一句话的翻译与中国历史典故有关，法语版未能准确翻译出原句的效果。作品中提到的“九龙柱的传说”与上海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这导致海外译者在翻译时很费力。因此他建议译者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最好能够有中国学者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这样更有助于提高翻译的准确性。

张炜表示，对于作家来说，与海外译者的沟通非常重要，中国作家与海外汉学家的互动交流不仅有利于译者理解中国文学，也使作家有机会通过其他语种反观文学创作，这是一个互利共赢的过程。各位外籍译者的翻译工作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作出了突出贡献。杨庆祥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不能是一个空口号，它的实现需要中国作家、海外译者、出版行业共同努力，他希望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有朝一日能成为欧洲人的枕边书。薛涛认为，正是得益于优秀译者的翻译，全世界的读者才有机会走进中国儿童的日常生活、精神世界，他希望未来有更多与海外汉学家面对面交流的机会。突尼斯青年汉学家芙蓉特别说到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认为这部作品通过生动的语言、细腻的描述，让阿拉伯读者欣赏到了阿勒泰的风景，了解了这个地方人民的生活。作家李娟被年轻译者极强的文学感受力和严谨的翻译态度所打动，对他们的辛苦付出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