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前段时间，中国红学界隆重热烈“纪念新红学100周年”。我的学术研究范畴，本是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与翻译，但20世纪80年代末一个偶然的契机，我受邀远赴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近4年，翻译、校订了西班牙文版《红楼梦》，最终这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名著得以在西班牙问世，由此我也与红学界产生了一些联系。

如何结合国外受众的思维和阅读习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回顾《红楼梦》的海外传播以及我在翻译过程中碰到的一些问题，或许能给大家带来某些思考与启示。

“被动”成为西语《红楼梦》译者

在西班牙出版《红楼梦》，这原本是中国外文局和格拉纳达大学的一项合作协议：我方提供译文，他们负责出版发行，并向外文局提供两个赴该校进修西班牙语的奖学金名额。然而，当格拉纳达大学出版社拿到《红楼梦》的译稿时，认为不能出版，其主要原因一是这个稿子是从英语转译的，二是稿子的西班牙语水平未达到出版要求，全文2600多页（A4打印纸），水平参差不齐。

于是，格拉纳达大学副校长卡萨诺瓦教授亲自去马德里与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联系，请文化参赞推荐一位西文版《红楼梦》的审校者和定稿人。时任文化参赞的张治亚先生向卡萨诺瓦教授推荐了我，这就是我何以被动地成了《红楼梦》译者的缘由。我和张治亚先生此前并没打过任何交道，他为什么推荐我呢？就是因为我翻译的《马丁·菲耶罗》在阿根廷很受欢迎，当时他正在那里任文化参赞。我当时很是忐忑，第一，我不是红学家；第二，不管怎么说，《红楼梦》是讲西班牙语的外国人翻译的，我一个中国人怎么可能修改人家的稿子呢？后来有位“知情人”告诉我说，西文版《红楼梦》已有成稿，我的任务无非是对照中文看一遍，我这才鼓起勇气，于1987年7月到了格拉纳达。

到了那里后，我才知道根本不像那位“知情人”所说。有西文译稿不假，可人家说那译稿不能用，要逐字逐句地对照汉语去校对和修订。这哪里是“看一遍”，简直就是重译。我知道问题严重了，可又不能打“退堂鼓”。我请校长帮我找一个语言水平很高的西班牙人，最好是诗人，和我一起工作。校方就推荐了一个28岁的在读博士生何塞·安东尼奥·加西亚·桑切斯，他是位诗人，出过一本诗集。

这样由一个西班牙人来负责润色文字，我们合作翻译，就好多了。后来，我们就不在外文局提供的稿子的基础上修改了，因为我的合作者懂法文，他就从法文版翻成西班牙文，我再对照国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红楼梦》来校订。

“红亭子里的梦”

《红楼梦》这个书名，原译稿译作 Sueño de las Mansiones Rojas，直译是“红色大厦（或官邸）之梦”。la mansión一词在西班牙语里，即大厦、豪宅、宅邸之意，而且用的是复数，问题是书中的荣宁二府的“府”也译作mansión。懂汉语的读者，对这样的译法，一定会提出质疑。“红楼”之“楼”和“荣宁二府”之“府”，怎么会是同一个词呢？我们知道，《红楼梦》又名《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再看看作者自己对《红楼梦》的评价：“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就更能体会“红楼”绝非仅指荣宁二府。我将书名译作 Sueño en el Pabellón Rojo（直译为“红亭子里的梦”），是觉得这能使读者产生广阔的遐想。或许正因为如此，英文译者霍克斯采用了《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的书名。又如，原译稿中把“撞客”译成“碰见朋友”，如有国人校订，这样的误译是不会出现的。至于把“叩头”译作“问候”，把“炕”译作“床”，把“初试云雨情”译作“第一次体验性生活”，虽说不是误译，但不同的译者会采取不同的译法，也有个“雅俗优劣”之分吧？

在翻译过程中，有时还会碰到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在翻译香菱的名字时，我们发现西班牙没有菱角这种植物，自然也就没有西班牙文的名字。国内提供的稿子译作castaña de agua，可这是荸荠，显然与一位楚楚动人的少女形象相去甚远。要译作“菱”，就要查植物学词典，可在植物学中，又有两角菱、四角菱和乌菱之分，香菱之菱属于哪一种呢？再说，如果一定要译作“菱”，就要用拉丁文，在西班牙语中，突然出现一个拉丁文单词，如同在花生米中掺一粒石子。经再三研究，只好把香菱之菱译作睡莲（Nenúfar）了。“睡莲”与英莲之“莲”是同族，声音也不难听，似乎也与人物的形象相符。这仅仅是翻译过程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译者的良苦用心也就可见一斑了。

最难翻译的还是《红楼梦》中的诗词。汉语和西班牙语是完全不同的载体：一个属汉藏语系，一个属印欧语系；一个是单音节表意的方块字，一个是多音节的拼音文字；一个有四声而且韵母非常丰富，一个是韵母单调（仅5个元音）但有重音，节奏鲜明。如果逐字逐行，是无法译的。再说，学过外语的人都知道，在外语文本中，最忌讳的就是重复同一个单词，而在汉语里，这却是一种修辞手段。诸如“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帘外桃花帘内人，人与桃花隔不远”。就拿第一句诗来说，一行七个字、三个“花”，如何翻译呢？只能在理解原诗的基础上，用西班牙语写一首尽可能与其相似的诗。诗歌翻译是二度创作。为了保证译文的忠实，我们的做法是，首先由我作两种翻译：一种是不管西语的语法结构， 逐字硬译，“对号入座”，还要标上汉语拼音，使何塞对原诗的本来面目和声音有个总体印象，以弥补他根本不懂汉语的欠缺，但这样的翻译，有时他根本看不懂，莫明其妙。因此，还要按照规范的西班牙语作另一种翻译。何塞在两种翻译的基础上加工润色，使其成为西班牙语诗歌。然后，我们一起讨论定稿。定稿之后，还要把它交给当地的几位诗人朋友传阅，并听取他们的修改意见。

西文版《红楼梦》，从校订到翻译，前后近4年，我与何塞夜以继日，连圣诞节别人都休息了，我们都不休息，根本就没有周末，只想早一点把这件事完成、做好。

作为西文版《红楼梦》的译者，我既没有版权也没有稿费。当时，格拉纳达大学给我的条件，就是管吃管住，每月给点零花钱。后来我又在那里教汉语，才有了一份工资。我每周要上十几节课，其余时间全部用来翻译《红楼梦》。但我觉得这一辈子能做这么一件事，非常幸运。弘扬中华文明，促进文化交流，就是要一件一件地去做实事。我很感激格拉纳达大学，他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前后经过16年，最终出齐了西文版三卷本《红楼梦》。

对中国文化和智慧的无限崇敬

西文版《红楼梦》问世后引起了热烈的反响。第一卷在格拉纳达大学出版社出版时，印了2500册，一个月即售完。《国家报》和一些地方报刊以及电台、电视台都做了报道。在格拉纳达大学的文化中心马德拉萨宫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并邀请了中国外文局著名翻译家和红学家杨宪益先生一行三人参加了该项活动，同时在格拉纳达大学校部举办了《红楼梦》人物画展。穆尔西亚的文化季刊《拾遗》发表了《红楼梦》第十七回，并附有何塞与我合写的文章《曹雪芹与红楼梦》。在专门发表新作的杂志《比特索克》（Bitzoc）上发表了小说的第十八回。在格拉纳达大学校刊的特别副刊上发表了小说的第一回以及何塞·蒂托写的短评《〈红楼梦〉：雄心勃勃的出版业绩》。在ABC杂志1989年第二期“书评家推荐图书”栏目中，14位书评家中有两位同时推荐了《红楼梦》。格拉纳达大学副校长卡萨诺瓦教授在西文版《红楼梦》前言中指出，《红楼梦》“向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情节，从而使我们对中国文化和智慧的无限崇敬更加牢固”。“对格拉纳达大学来说，此书的出版意味着极大的光荣和优越感，因为是我们首先将这智慧与美的遗产译成了西班牙文。”

1989年5月3日, 格拉纳达官方报纸《理想报》曾发表一篇对格拉纳达大学出版社社长巴里奥斯先生的专访。巴里奥斯表示：“这部中国小说的译本在全国各地所引起的反响，促使我们要改变自己的方针，我们要与那些丑陋的令人反感的图书决裂。”

记得在我入住的大学花园式宾馆举办过一个医生和护士的培训班。《红楼梦》里有一回讲“张太医论病细穷源”，其中提到中医把脉的“寸关尺”和阴阳五行如何相生相克，我们翻译时对此做了一个很长的注释。我们把它打印出来，分发给培训班的医护人员，他们对中医的辨证论治非常感兴趣。在格拉纳达大学，有一位教授开了一门关于中国文化的课程，干脆就用《红楼梦》作教材。《红楼梦》的确是一部百科全书，包罗万象，建筑、烹调、服饰、园艺、戏曲、诗词……几乎应有尽有。

不对等的中西文学交流

我在西班牙经常接受报刊的专访，每当提起《红楼梦》，对方都会说“这是中国的《堂吉诃德》”，以此说明《红楼梦》在中国和世界文坛的地位。可是很遗憾，中西文学交流其实很不对等。从林纾翻译《魔侠传》开始，《堂吉诃德》在中国有上百个不同的版本。前不久，我的朋友、汉学家雷林克女士还把林纾翻译的《堂吉诃德》又从中文翻回了西班牙语，说是让“堂吉诃德回家”。而《红楼梦》迄今为止，在整个西语世界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只有一个版本。这与我们这个拥有5000多年深厚文化底蕴的泱泱大国，与《红楼梦》这样一部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的鸿篇巨制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翻译数量决定受众广度，质量决定阅读效果，从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话语体系和软实力的构建。

我们曾经投入了不少人力和财力，翻译出版了一些古典文学名著，但就西班牙语翻译而言，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两点：一是只聘请外语译者，没有中国人审校；二是只管翻译出版，不管发行即传播的情况如何。在这方面，我认为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的做法是可以借鉴的。

我认为，将中国的文学经典翻译成外文，主要靠国外的汉学家。但培养一位高水平的汉学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目前，尤其在非通用语种国家，高水平的汉学家稀缺。在这种情况下，不妨采取我们在格拉纳达大学的做法：首先遴选出大家公认的国学经典的英译本或法译本，然后请高水平的译者（应不难找到）译成西班牙文，再由我国的外语学者根据原文审校。这样，既可保证译文质量，又可避免误译，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这只是目前的权宜之计。等到译介国有了高水平的汉学家，也就无需我们越俎代庖了。

（作者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原会长）

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0月14日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