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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现实主义的历史与潜能”工作坊暨《现实主义的变奏》讨论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举行。这次会议由华东师大批评理论研究中心、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和国际汉语学院联合主办。

视频会议 截屏图

如何把握今天的现实、现实感与真实

“现实主义”近年来在学术界的讨论持续回温，和不断更新的现实语境有着密切关联。

北京大学贺桂梅教授认为，身处新媒介时代，“真实”不再是一个可以真的建立我们跟经验之间的关系的自觉性概念，核心的问题变成了，我们如何创造一种可书写和体会、能共享和交流的“现实感”。

“今天我们处于一种多维度的现实之中，我们面临的最大困境可能是欠缺一种在不同现实维度中自由穿行的能力，一种揭示和洞察总体现实的能力。”北京大学吴晓东教授提出，或许在今天，真正的现实主义是具有未来性的，需要有关照人类远景的维度，因此更需要建构一种总体描述和思考当今历史现实的大框架，以此来同多维度的现实进行正面对决。

从现实主义出发，存在一条到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脉络，但应该如何看待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涉及对“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重新理解与打捞。《现实主义的变奏》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朱康副教授提供了一种用音乐学上的变奏来理解现实主义的方式，即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都是现实主义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不同的时代中产生的变形效果。具体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其展开过程中一方面是对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的继承，同时存在一种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对位关系，因此朱康认为，可以在回应东西方地缘政治所形成的现实之中，反映和建构一种现实的可能。

陕西师范大学陈越副教授追溯了现实主义的哲学与美学脉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概念有一种独有的歧义性，而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的发展中，“什么是现实主义”这个问题完全服从于“文学应该怎样作用于现实”这一实践难题的优先性。 

从李卓吾到赵树理：中国乡土现实主义

华东师范大学罗岗教授同样关注到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展开，他从李卓吾到赵树理，牵引出一条更为悠久的中国乡土现实主义的历史脉络。从晚明思想家李卓吾与东林党论争中涉及的“私”和“欲”，到作为中介的鲁迅的一系列乡土小说，再链接到赵树理的相关创作，聚焦其中士绅阶层的变化，它们包含着对乡村共同体的持续关照。在这个中国传统的脉络中，罗岗指出赵树理的小说将明清以来的变迁与土地革命的要求深刻地结合起来，显示了中国式乡土现实主义的独特的历史厚度。

在社会主义的语境中，现实究竟如何以现实主义的方式被感知？华东师范大学毛尖教授从《现实主义的变奏》中关于《我们夫妇之间》的细读出发，提出一种空间上的观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总是在室外产生，从未占据过室内空间。没有室内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现实感”到底如何以现实主义的方式被感知，或者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否真正占领过“现实”，仍然是一个问题。

围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难题性，上海大学朱羽副教授讨论了无产阶级针对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相比于资产阶级针对封建阶级的文化革命难在何处的问题，并从远景叠合、政教机制、典型等维度进一步拓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潜能。复旦大学康凌博士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存在一种符号与现实的错位，这种语言符号与现实的二重性对分析工作的分寸感提出了极高要求。

当下需要怎样的文学批评？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和把握纷繁复杂的现实，又应当如何面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难题性？具体到文学实践中，这关系到当下需要怎样的文学批评的问题。

吴晓东教授借由《现实主义的变奏》提供的批评范式，讨论了“辩证批评”的可能性。他引用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杰姆逊（Fredric Jameson）的观点，提出当我们身处的时代中，作品不再自带解码系统时，辩证批评就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起到“评论、释义、破译、诊断”等重要的功能。

贺桂梅教授则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都面临这样的困惑：我们如何使我们感受到的这些东西变成可理解和可交流的现实主义？在这个层面上文学批评不再是向着过去的对真实性的制定，而是对我们的时代的可理解性的建构。这里文学批评包含一种理论的总体性，对历史不同层面的勾勒，也包括对文学潜能的释放，而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主义的变奏》展示了对多种可能的尝试，为我们打开了不同和视野和面向。

日本东京大学王钦教授分析寓言批评作为杰姆逊的方法论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隐喻才能表达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断裂关系。因此，寓言批评仍是一种通过文本的当下性把握世界的重要方法，并可以重新唤起文学的强度。

上海大学蔡翔教授以“现实主义向我们提出了什么”作为本场会议的闭幕发言，他总结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听与看的关系问题”，听是倾听群众的声音，而看是指向未来并且改变现实的展望。听与看的辩证难题反映在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中，表现为听的强化与理论先于实践的矛盾，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理论与现实的断裂。第二个问题是现实主义如何处理政治空间、经济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差异关系，而在这三个空间中，十七年文学对生活空间的描写是不够的，一方面是作者出于对私人性的疑虑，另一方面则是对改造生活世界的分歧。第三个问题，蔡翔认为是最难的问题——实事求是。中国作家的写实离不开对“是”的关注，而“事”与“是”的纠结也构成了作家问题分析的困境。现实主义一定会导致实事求是的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也助于我们思考作家与中国革命的内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