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于举国上下纪念建党百年之际，万卷出版公司隆重推出作家徐剑的新著《天晓——1921》。这是一部全面详尽叙述中国共产党孕育与创立历程的长篇报告文学，材料扎实、场景丰富，披露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价值显著。

《天晓——1921》首先是一部党史著作。以往，曾有不少专家对这段历史做出考证和研究，此作也是建立在过去党史学积累的基础上的。不同的是，作家有作家的眼光、发现、取材和讲述，并且站在今天的立场和观点上，能够赋予历史现象以新的阐释。这些都使这部作品更成为沁入普通读者心田的饶有趣味的文学著作。当然，作者的创作也获得了历史学家的肯定和赞许。

从书中脚注可以看出，作者为完成这部作品投入了大量精力查阅相关资料。其中，许多文献和文章过去是零星和分散的，有些是相互抵牾的，经过作者的细致考察分辨，使它们在重大主题之下得到融会贯通、去伪存真，形成完整系统，焕发出异样光彩，而作者的若干实地亲身采访，更为重现历史原貌与真相打开了幽深之门。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是中国现当代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是纪念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最重要起点。关于党的诞生的历史追述，过去多聚焦于“一大”，而在“一大”之前，多地已成立共产党支部；在成立各支部前，已经历一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引入与宣传。这一次，《天晓——1921》对建党阶段的描绘是首先从拂晓天边现出的第一道光线开始，较为着力地写照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整个“孕育”过程，其中，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和“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北京成为酝酿建党的重心地带。这些被加强的内容十分重要，为今天人们了解“初心”提供了可信的基础。

对于党的“一大”的召开经过和所有“一大”代表经历的回顾，是全作的主要内容。由于时隔百年，一些存疑事实仍需反复澄清。徐剑善于抓住历史上留下的悬念，娓娓铺写，使作品充满阅读张力。如在参加“一大”的代表究竟为12人还是13人的问题上，书里的讲述颇为引人入胜：最初，陈潭秋和董必武都证明与会代表为13人，后李达认为是12人，参会者包惠僧不在其列，苏联提供的档案也记录为12人。但解放后包惠僧写出两篇万言书，陈述自己为正式代表。张国焘同意“12人”说，认为多出一人为何叔衡。日本中共党史研究者石川祯浩则推论多出一人为陈公博，真相可谓扑朔迷离。徐剑在众说纷纭中条分缕析，认为包惠僧只是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包惠僧终其一生，“永远是一个局外人”。这不仅是在讲故事，也是在讲述一个波澜壮阔、泥沙俱下的大革命时代，一个新生政党必将经历的大浪淘沙、离合分化的成熟过程，以及一些在社会潮汐时涨时落中需要不断做出人生选择的个体经验。作品对所有出席这次大会的参会者及工作者们都分别做出传记，在党史著述里尚属首例。12名正式代表当时齐聚一堂，达成共识，决定了古老中国的未来。此后，经过长期实际斗争的考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在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实现历史使命，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的诞生。其间，也有些代表分道扬镳，走上不同的归途。此作以“代表”为线索，也是以“人”为线索，展开了混沌雄奇的世纪画面，发挥出文学的特殊优势，给正在经历着人生的读者们带来许多感慨，令人浮想联翩。

作者的成熟表达，也表现在他书写每一位1921年参会者时，不会像学术文章那样规范划一、从头道来，而是根据各人特色，选取最生动传神的场景进入。如绘写毛泽东是从一份新解密的绝密医疗记录开始，它记录了“一大”代表毛泽东人生的最后19小时。1976年9月8日，在上下肢插着输液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插着鼻饲管的情况下，毛泽东看文件、看书达11次，加起来2小时50分钟，平均每次不到16分钟，下午4点37分进行最后一次阅读，次日凌晨溘然离去。只这一节，便将一代伟人绝不同凡响的生命内涵揭示得使人肃然起敬。描写陈公博，是从铁窗里的墨迹写起。陈公博书法好，抗战结束后他被押解回国关进南京监狱，面临死刑之际，典狱长和狱警还不时向他索要“墨宝”。而他面前的条案，竟是陈独秀当年坐牢时伏案留下过字迹的，陈公博曾来此看望过陈独秀。陈公博闻知后仰天一笑，深叹命运对他的捉弄。接下来作者回溯陈公博的一生，尤其是脱党和追随汪精卫投日的经过，最后仍回到条案前，写他终于落墨，写完最后一件条幅，表达出对生活的最后怀念。这种写法可谓别具匠心，既牢牢抓住读者，也使史料中埋藏的意蕴顿时得到显豁的生发。在报告文学写作中，同样的题材在不同作家的笔下，会展现很不相同的面貌，其中差别不在于素材，而在于作家在素材中看到了什么。

读毕全书，掩卷回想，书中涉及人物虽多，但大都性格突出，面容可辨，真切可信。能做到这一点，自然归因于作者的执著追求。书里陈独秀、毛泽东、李达、张国焘、陈公博、刘仁静、周佛海、王会悟、包惠僧、马林等人形象格外鲜明，与作者的发挥相关。陈独秀和马林两人个性几乎在他们初次相遇时便暴露无遗。作为中共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特立独行，才情狂放，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马林却盛气凌人，对刚成立的中共态度轻慢。马林提出的包括由共产国际为中共工作人员发放薪金等几项条件使陈独秀怒不可遏，断然拒绝，与马林不欢而散。但陈独秀被捕后，马林全力营救，花重金请著名律师出庭辩护，找铺保保释，打通会审各种关节，协助孙中山终使陈独秀出狱。此后，两人捐弃前嫌，虽在政见上仍有冲突，却保持了通力合作，这一过程被作者描述得有声有色。徐剑深信，只有把人物写活，才能使报告文学作品发散本来应有的魅力，此作再次体现了他的理念。

这部作品记叙一百多年前的人和事，当事人和见证人皆已故去多年，而作者的采访量却一点不见减少。徐剑不辞辛苦从北至南，拜谒13位中共一大党代会参加者的故居，追寻他们的点滴生命遗痕。但事实上，能够再由他亲身发现的史实已经有限，甚至于，逝者家乡的面貌也早已不是当年模样，但作者还是在兴致勃勃地走，哪怕只为领略一下当事人生活过的自然环境。这种敬业态度是有些感人的，实践着徐剑为自己定下的“三不写”规矩，即：没有用脚走到的地方不写，没有亲耳听过的故事不写，没有亲眼看到的地方不写。不过他并没有白走，以脚为笔，使这部作品处处洋溢着现场的氛围，浮现起逝者的魂灵，带人们回到那个遥远的时代。而且，他去到的有些地方，过去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心。徐剑到达湖北应城刘仁静家乡时，接待他的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热情洋溢地介绍了董必武，却对同为创党元老的刘仁静一无所知。后徐剑寻觅到年近八旬的知情者朱木森，朱老紧紧攥住他的手激动地说，他是几十年来采访刘仁静的第二人。在党的“一大”上兼任翻译的刘仁静，曾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突出，后为党做许多工作，又因赞成托派观点与党各奔东西。由于徐剑的采访和调查，我们现在得知，刘仁静是最后一位离世的“一大”代表，解放后一直居住北京，与同城居住的“一大”最重要见证者王会悟老死未相往来。1987年初被落实政策任国务院参事后不久，在街上被一辆公交车偶然撞倒离世。在这个人物身上，分明体现了历史的迷雾与个人命运间的悲剧性的冲突，为人们完整理解一部百年党史提供了另一种参照。而他留给人们最深的印象，却可能是在八旬高龄时仍剑气丹心，鹤发童颜，每日清晨背一柄剑，到新街口外北师大操场练剑的情景。这情景中蕴含的人生况味，也是徐剑向我们缓慢呈现的。

最后还必须提到，徐剑的此次写作脱离不掉他对党的炽热深情，此种感情毫不虚伪，自然流露于所有行程及笔端，才有了这部力作。文学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创作的成败也首先取决于是否有真情的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