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也许是因为当年毛公润之的身影覆盖了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故对中共一大党史的宏大叙事，多少有点耳熟能详。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而屏蔽，有些事未能探知历史真相，但是，随着时间巨流奔涌，有些记忆渐次模糊了，有些阅读则清晰如昨。因此，当某一天，有出版方邀我写一部党的“一大”的文学读本时，先是愕然，继而肃然，最后欣然从命。

答应写作此书后，我向出版社提出一个额外之请，读书行走，走访13位会议出席者的诞生地、求学地、战斗地、壮烈地，乃至叛变者的葬身之地，看见别人未曾看到的地方，发觉他人未曾发现的东西，激活未曾觉悟的迷障。

走进书房，找出书架上早已落尘的《我的回忆》，鸭蛋绿的三卷本封面，系“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时间是1980年11月，内部参考书，工本费仅为1.25元。遥想当年，我23岁，在南方导弹基地政治部当干事，忽一日，在组织处的书架上见到此书，作者居然是鼎鼎大名的张国焘。初得此书，90余万字，点灯熬油，读了好几个通宵。惊讶之余，也不知出于何故，未将书退还，竟“据”为己有，从基地带到武汉读军校，再带回部队，后调入北京前，丢了很多书，此书却一路带着。40年了，搬了好多次家，一直未扔。再度摩挲此书时，它已被有当代两司马之称的杨奎松先生推荐为党史研究者的必读书。冥冥之中，仿佛都在等一个前尘约定，等待《天晓——1921》这部书。

半年采访，盛夏入荆楚。唯楚有材，于斯为盛。十三位“一大”出席者，五位出自湖北，两位来自湖南，占了党代表的半壁江山，可见当时两湖天空群星璀璨，英才列列。第一站应城是刘仁静的老家，住国家电网培训中心，旁边是应城市革命纪念馆。放下行囊，便与馆长相谈，竟不知刘仁静为何人。却一个劲地给我讲抗日年代董必武、陈赓在此培训进步青年，进行游击战。末了，推荐了姓朱的政协副主席，耄耋老人见到我，惊叹，40年了，你是采访刘仁静的第二人。

这样的故事俯拾皆是，其实考古般的田野行走，印证了我的一个创作信条：走不到的地方不写，看不见的东西不写，听不到故事不写。其实写与不写，皆源自一个作家的内心与良知。在潜江市李汉俊、李书城故里，老屋早已坍塌，青蒿掩墙，野草寂寂，只有一碣碑文勒石：李汉俊、李书城出生地。问为何不建故居，党史办有关人员告诉我，邻居家为钉子户，不愿让出菜地，征作停车场。我颇为不解，李家大哥书城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房子，可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啊。想来令人怅然若失。

在何叔衡老家，面对着那座大宅院，我看到他一度也在那条船上，考秀才、考功名，可是当他意识到无希望和前途时，就毅然与旧世界决裂，此后一生都在赶考。当教书先生时，他是开明绅士，号称宁乡四杰；后又上新学，考入湖南第一师范，与毛润之是同学，一起出湘，参加一大。上世纪30年代初，他又远赴莫斯科留学。初返回上海时，得知其养子、大女婿夏尺冰、党的湘东南特委书记头悬长沙城门，安慰大女儿实山，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会有牺牲的。撤往苏区后，他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监察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内务部部长，握着党的刀把子，一次次刀下留人，决不错杀一个。而被王明之流视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撤销全部职务。长征前，他被排除在名单之外，留下来打游击，活下来的几率几乎为零。江西梅坑，一盘花生米，一壶老酒，他与老友林伯渠别，将实山、实嗣姐妹织的毛衣脱下来，赠给林伯渠，说山高路远水寒，请君保重。送战友，上征途，天破晓时，便是生死别离。他的夫人袁少娥在老家守望了一辈子，直到解放，该回来的都回来了，为何丈夫不归？弥留之际唯一愿望，生不能同日，死可以同穴，可是何叔衡与瞿秋白一起突围时，被白军枪杀于山野，遗骸难寻。我站在何老夫人墓前，恸问苍穹，叔衡老英魂何时能归？还有董老，长征时，爱人也不在长征名单内，痴情的妻子一路相送，跟着队伍走了三天，将到五岭时，夫妻挥泪相别。五岭迤逦，乌蒙磅礴，一对相爱的人从此天上人间。时隔多年后，董老忆及此，吟一首情诗永记，题毕，顿时老泪纵横。

就这样一路走来，从韶山走到独秀峰。第一晚抵达时，天降小雨，翌日风和日丽，晨曦从韶峰浮冉而起。拜谒毛公铜像时，仰首望天，那种蓝是哈达般的蔚蓝。极目远山，竟日月同辉，天呈祥瑞。我已经多次来韶山了，那天重游毛泽东纪念馆，再看那件72个补丁的睡衣，瞬间领悟，一件睡袍挡百姓风雨，苍生冷暖。随后十天，我从韶山往独秀峰一路走去，至何叔衡之家，至沅陵窝溪周佛海老宅，然后从怀化坐高铁到重庆，走进江津石墙院陈独秀的最后岁月。一个并不大的纪念馆，我居然安静地看了三个半小时。那一刻，少年碎影中的陈独秀拼图完成了，陈公才华横溢，特立独行，狷介性格注定了命运悲剧。十天后，走到独秀峰，秋雨戛然而止，夕阳苍山，仲甫公并未走远。徜徉独秀园，不由得嗟叹：安庆人民善待自己的儿子陈独秀，以隆重的规格，厚葬了他。

行至水穷处。采访结束回到北京，刚写了不到一个月，新冠肺炎疫情始起，我伏案五个半月，每天从早晨七点写至子夜时分。到4月上旬，免疫力下降，患上带状疱疹，腰缠半边龙，痛了一月之久，各地的亲朋纷纷给我寄药，解我小恙。当31万字《天晓——1921》落下最后一个句号时，喜极而泣。十天会期之瞬，写尽百年沧桑，追随13位党代表身后踽踽独行，如经历一场炼狱之旅。推开窗子，时春光明媚，百鸟啼鸣，铁栅栏蔷薇花事正盛，生活多么安静美好。远天中，南陈北李与13位“一大”与会者向我走来，青春与梦想、初心与信仰、忠贞与背叛、牺牲与尊严、壮丽与沉沦，皆还魂归来，跃然纸上。

“天晓”一词，取之庄子“天地”篇“冥冥之中，独见晓焉”之意，摩挲飘着墨香的新书，想到董必武携夫人1964年清明节回到嘉兴，坐画舫，登上湖心岛，伫立烟雨楼，题下“作始也简，将毕也钜”。仍为庄子所语。

2020年5月15日发走书稿，一段红色之旅画下句号，令我此生无憾。壮年变法三部曲之第二部落幕，就像打了胜仗凯旋的士兵，交回令牌，等待下一次出征。感谢行走采访中相助的刘克兴、王跃文、纪红建、王丽君、韩生学、向显桃、李银德先生，慷慨以助，提供不少孤本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