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是两部小说的合集。

上部《穿插》，讲述擅长穿插作战的红军侦察参谋凌云峰，因一次特殊任务与一些人相识的故事，他们分属不同阵营，彼此命运的轨迹却因动荡的时局而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下部《伏击》，主角是国民党特务易晓岚，他冒名顶替“牺牲”了的红军将领凌云峰，潜入红军队伍，但在模仿凌云峰的过程中，他渐渐认识到，凌云峰正是他想成为的人。

一正一反，一明一暗，凌云峰和易晓岚在截然相反的际遇中邂逅、作别，终拥有了一个共同的英雄灵魂，凌云峰的革命信念之旗，“穿插”在了易晓岚的思想高地上。《穿插》和《伏击》也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英雄山》。

作者徐贵祥两次到边境前线参战，两次荣立三等功，但他在专访中说：“我没有当上英雄，既然命中注定我这辈子当不上英雄，那就让我好好地写写他们吧。”

徐贵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军事文学委员会主任。著有长篇小说《仰角》《历史的天空》《高地》《八月桂花遍地开》《明天战争》《特务连》《马上天下》《四面八方》等。获第三届人民文学奖，第七、八、九、十届全军文艺奖，第四、八、十、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让“沉默的英雄”不再沉默

一部好的军事文学作品，不仅是一首礼赞英雄的诗篇，也应该是那些无名英雄的纪念碑

读书周刊：一部优秀的小说，通常都有一个优秀的开头。《英雄山》开头第一句“如果不出意外，我将永远沉默”，以及紧随其后的“历史遗留问题”，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心。我相信很多读者也会和我一样好奇：什么是“沉默”？什么是“历史遗留问题”？

徐贵祥：一场战争结束了，历史学家可以完整地记述它的概貌，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大致经过、完美结局……但是，在作家这里，“战争”还在继续。亲历战争的每一个人，他们的经历都是非凡的，他们的心理感受、精神蜕变、肉体苦痛、行为逻辑……这些是作家所关注的。

《穿插》开篇，借用凌云峰的亡灵之口，说出了“历史遗留问题”这句话，隐含着我对无名英雄的怀念，想要深入解析战争、探寻战争真相的愿望。作家心中的“历史遗留问题”，不是政权更替之后留下来的烂摊子，不是那些死无对证、说不清楚、无法结论的案例，而是战争中人物命运变化的细节。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瞬息万变的遭遇，所有的生离死别、慷慨赴死和九死一生，都是我们作家应该深入挖掘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向沉睡的英雄问声好》。为了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很多人献出了生命，很多英雄已经为我们所知。但是，那样一场旷日持久、幅员辽阔的战争，一定还有更多英雄不为人知，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一部好的军事文学作品，不仅是一首礼赞英雄的诗篇，也应该是那些无名英雄的纪念碑，这是我创作《英雄山》的出发点。我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唤起读者对无名英雄的尊重。

原型不是某一两个具体的人

是从无数个误入歧途，在反动的路上幡然醒悟，在抗日战场上大显神威的民族英雄当中提炼出来的

读书周刊：小说中的人物有原型吗？什么样的机缘触发您创作这部作品？

徐贵祥：我是一个军旅作家，主攻军事题材小说的创作。我比较注重挖掘战争历史，一直有心寻找英雄人物典型。

当然，创作这部小说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十几年前，我从一份资料里看到一个案例：红军在陕北站稳脚跟后，国民党派遣了几个特务小组，潜伏在红军根据地，有些甚至渗透到了红军高级指挥机关。他们收集情报，寻机刺杀红军将领。多数特务后来被侦破抓获了，也有部分潜逃，还有个别人经过改造，在随后展开的全民抗战中，以新的姿态出现，成为坚定的抗日战士。

这个案例给我很大启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革，外敌侵入唤起了民众的觉醒，爱国主义精神成为凝结民族精神的旗帜，团结抗战的呼声响彻大江南北。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官兵也面临严肃的选择：要么继续从事反共活动，继续与人民为敌，继续做亲痛仇快的事；要么调转枪口，一致对外。据我掌握的资料，国民党底层官兵很多人都在抗战的旗帜下觉醒过来，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愿意同八路军、新四军配合作战。其中也包括那些执行特别任务的人。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一个问题在我的脑海里悬浮了十几年：当初被派遣到延安进行破坏活动的特务，在全民抗战骤然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口，他们的内心经受了怎样的裂变，他们此后的行动、情感和命运经历如何。想啊想啊，想了十几年，一个人物的形象终于从我脑海中冉冉升起：从卑微的“易晓岚”到凶悍的“易水寒”，从反动的特务“蜻蜓”到英勇抗战的八路军战术专家“穿山甲”。这个人物的成长经历，是整部小说的结构主线——从底层出发，从对面走来，向艰险处挺进，在绝望中觉醒，向死而生，死而后生。

易晓岚这个人物是一个多元文化集合体，也是一张新面孔。原型可以说有，但不是某一两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群人、一批人、一个整体，是从无数个误入歧途，在反动的路上幡然醒悟，在抗日战场上大显神威的民族英雄当中提炼出来的。

模仿的人是他渴望成为的人

凌云峰是易晓岚人生转变的起点，也是终点；易晓岚是凌云峰的另一副面孔，也是对凌云峰这个人物的补充。两路人马相向而行，各有侧重，交集于抗日战争，又分属不同的战场

读书周刊：易晓岚的故事在下部《伏击》中展现得很完整，那为什么还要有上部《穿插》？《穿插》和《伏击》是什么关系？

徐贵祥：写小说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本来想得好好的，但写着写着，你会不断产生疑问，因而不断调整写作路线。这部小说，我本来就是写一个反动特务脱胎换骨的故事，但是起笔就有一系列问题：他为什么要脱胎换骨？是谁让他脱胎换骨？这些问题不解决，小说就立不起来，就不能让人信服。

他为什么、是谁让他脱胎换骨，这一定是有一个契机的，是有一个人或一群人在前面引导的。首先，小说的时代背景是抗战前夕，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戴。这样一个大环境，为个人的立场转变提供了外部条件。从个体来说，国民党特务组织派给易晓岚的任务是冒充红军战术专家凌云峰。他在潜伏前，不断地熟悉和模仿凌云峰，就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内心世界开始发生变化，因为他发现他正在模仿的那个人，也是他渴望成为的那个人，在他的灵魂深处，他就是那个人。易晓岚的精神变化也给我出了一个课题：他所认同、欣赏、视为楷模，并且最终成为的那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于是乎我的写作发生了意外，易晓岚的故事写了一半，不得不放下来，回头先来写另一个人物和另一群人物，这就是凌云峰和他的战友们。他们的革命信念，他们在红军时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成为一面旗帜，“穿插”在易晓岚的思想高地上。

凌云峰是易晓岚人生转变的起点，也是终点；易晓岚是凌云峰的另一副面孔，也是对凌云峰这个人物的补充。两路人马相向而行，各有侧重，交集于抗日战争，又分属不同的战场，表现不同的风格。故事发展脉络呈“X”型结构，围绕他们身边的各有一群人物，譬如凌云峰身边的何子非、张有田、安屏等，易晓岚身边的蓝旗、蔺紫雨、陈达等，还有同故事主线若即若离的赵主任、谢谷、楚大楚、贺之发等人。这些人相互补充、相互印证，互为矛盾冲突的燃点，互为照亮对方的光源，最终，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旗帜下，殊途同归。

读书周刊：《穿插》和《伏击》为何最后统合成了《英雄山》？这个书名从何而来？

徐贵祥：作品分别以《穿插》和《伏击》为名出版后，出版社通知我，打算出版合集，让我取一个合集名。那天，我坐在阳台的躺椅上，闭上眼睛，看到了两个画面。一个是俄罗斯勒热夫战役纪念雕塑，那几尊雕塑一直耸立在我的心中，让我十分震撼：天高云低，一个持枪士兵俯首深思，一群鸽子在他身边盘旋，他的下身被虚化了，钢架取代了双腿，那一片片碎叶既像褴褛的衣衫，又像飘扬的旗帜——你可以无限地解读这些雕像的含义，从他们的身上能够看出战争的残酷、岁月的苍茫、英雄的巍峨、和平的可贵。从那些雕像的身上移开目光，我“看”到了中国的抗日战场，“看”到了我曾经多次流连的济南英雄山。于是，我给出版社回话，就叫《英雄山》吧。

桃木匣子是一道“思考题”

共同的精神家园、共同的命题、共同的目标，让他们彼此思念、彼此向往、彼此认可，最终成为手足

读书周刊：作为红军指战员的凌云峰，和作为国民党军官的谢谷，既分属不同的阵营，又彼此惺惺相惜，他们之间是怎样一种复杂关系？

徐贵祥：在抗日战争时期，上有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引领，下有社会各界爱国热情的推动，两党之间联合战斗的例子甚多，譬如平型关战役等。国难当头，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中不乏有志之士，中下级军官中更有很多觉醒的爱国者。凌云峰和谢谷，为敌乃不得已而为之。小说中有个人物——安南先生，是老同盟会会员，亲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深知国家危难之际上下团结一致的重要性。他把爱国愿望寄托在两党团结上，为此不遗余力地奔走。面对谢谷和凌云峰的矛盾冲突，老先生用心良苦地从中调解。他送给谢谷和凌云峰一人一个桃木匣子，这是他给他们出的一道“思考题”。安南先生实际上是个象征，象征着大多数中国人的愿望。

读书周刊：这道思考题的答案是什么？也就是，桃木匣子的寓意是什么？

徐贵祥：小时候读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寓言《折箸教子》。文字记不太清了，画面却长久地留在记忆中——父亲把10双筷子捆在一起，让他的儿子们将其折断，没有一个儿子能做到；父亲把捆在一起的筷子解开，让儿子们一双双地折，筷子很快都被折断了。这个寓言的寓意浅显易懂：团结就是力量。

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家”这个概念才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逐渐清晰起来。安南先生痛心于内战频仍，寄望于年轻一代。他送给凌云峰和谢谷桃木匣子时，交代他们要在指定的日子方可打开。后来，凌云峰的桃木匣子在战乱中丢失，匣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成为一个谜，因而，同谢谷再次相遇就成为凌云峰的期待，从国共厮杀的战场，延续到抗日战场，在长期的好奇、猜疑、想象中，凌云峰的感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对谢谷的身世、经历、性格、立场等，进行了换位思考。最终，他悟到：桃木匣子里面什么也没有，作为一件礼物，它是无礼之礼；它所表达的，是无语之语。就是这个无语之语，成为连接国共双方爱国军官情感的桥梁，成为远程交流的精神会所，暗示他们拥有共同的精神家园、共同的命题、共同的目标，让他们彼此思念、彼此向往、彼此认可，最终成为手足。

哗一下，人物和故事冒出来了

我的心里发生过无数次战斗，无数次悲欢离合，无数次喜怒哀乐；我不仅到了那个地方和那个时候，也走进了那些人的心里

读书周刊：您在凌云峰身上设计了一种“小资产阶级臭毛病”，这是一种什么毛病？

徐贵祥：常言道，人无完人，谁没有毛病呢？所谓的“小资产阶级臭毛病”，是在中国革命的特定时期，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主要是富裕阶层和知识阶层家庭出身的革命者的看法，实际上也没有太多的恶意——如果不是运动中别有用心的诬陷的话。凌云峰作为一个公子哥参加革命，在当时的环境里，他的身上不可避免地带着富裕家庭和知识分子的特征，譬如爱美，譬如温情，譬如过于理想化，譬如对敌人心存幻想，等等。事实上，在《英雄山》这部作品里，“小知识分子”这个称谓并非贬义，反而更有人情味和人性味。无论是作品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小资产阶级臭毛病”无伤大雅，只要不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危害，我们应该允许其存在，丰富我们的作品和人生。

凌云峰的“小资产阶级臭毛病”，可以通过一个故事来说明。红军时期，因为运动，一直欣赏凌云峰的老上级赵政委受到冲击，凌云峰受到牵连，凌云峰曾经的下属马苏，摇身一变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当凌云峰在“劳改队”受审查的时候，马苏强行把他的一双新鞋“没收”了。此后不久，运动结束，凌云峰担任特务团团长，马苏被分配到特务团担任政治处主任。凌云峰拒绝接受马苏，扬言“他来特务团可以，但是他不能穿鞋来，上任一个月之内，他只能打赤脚”。

这种“以牙还牙”的姿态，不应该是革命者的胸怀，但凌云峰确实这么说了，引得赵主任勃然大怒，批评他是“把一个错误变成两个错误，把别人的错误变成自己的错误”。但是，当马苏真的拎着凌云峰的布鞋来报到的时候，凌云峰立刻热泪盈眶地握着马苏的手说，“你错了，我更错……以后我们还要并肩战斗，我们还是好战友”。写到这里，我自己都被感动了，没有马苏错误在先，就没有凌云峰愧悔在后，这两个曾经对立的人能够摒弃前嫌、赤诚相见，是多么可贵啊。斗争—团结—再斗争—再团结，没有缺点和错误，我们跟谁斗争？真正的团结，是在斗争之后的心心相印。

读书周刊：军事题材小说容易脸谱化，容易悬浮在空中。而您笔下的人物，无论主角还是配角，都真实感人，都活灵活现，您是如何做到的？

徐贵祥：我写小说有个套路，首先要找到人物。从哪里找呢？从历史的语境里找，纵坐标是时代语境，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横坐标是地理环境，即抗战中的华北战场。在漫长的想象过程中，我要看到那个时候、那个地方、那些人们、那些事件，从逻辑思维到形象思维，反复设计论证，直到熟悉那里的一切，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举一动，一明一暗。十几年的时间里，我的心里发生过无数次战斗，无数次悲欢离合，无数次喜怒哀乐。在构思的过程中，我不仅到了那个地方和那个时候，也走进了那些人的心里，把握了他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逻辑。

新书封面印有两句话，“生命的雷电穿行于战争之林，情感的风雨汇聚于命运的河流”，这两句话不是口号，生命雷电、战争之林、情感风雨、命运河流……构思的过程中，每一个意象都在我的眼前不停地掠过，此起彼伏，此消彼长。

前年我退出了教学岗位，哗的一下，那些人物和故事都冒出来了，像泉水一样汹涌澎湃，挡都挡不住。真正在电脑上敲字，也就一年时间吧，好像我不是在创作，好像我从事的不是脑力劳动而是体力劳动，甚至好像是在抄写别人的作品。回过头来想，前10年教学任务重，我一直不敢下笔，其实是件好事。工作压力像一只无形的手，控制着我，强迫我放慢节奏，把一块半生不熟的璞玉摩挲得通体透亮。

作家应该勇敢，敢讲真话

我们无论怎样深入生活，也不如深入我们自己的内心来得更快捷、更靠谱，我们自己就是通向人性深处的捷径

读书周刊：您如何处理历史和虚构的关系？如何看待历史的真实和小说的真实？

徐贵祥：小说是虚构的，但是可以说，任何虚构都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空穴来风的虚构是不存在的。你没有见到过的东西，是虚构不出来的。比如说，我想虚构一棵树，我一定见过树叶、树枝、树根，见过土地。虚构其实是重构，即把真实的东西重新组合。

我不认为历史学家书写的历史都是真实的，即便多数真实，也是粗线条的真实。而虚构的小说，如果不是神剧的话，深入到历史的深处，寻找事件真相、情感真相、人性真相、灵魂真相，往往更具有真实性。历史教科书的真实可能是大真实、社会真实，小说的真实更体现在细部的真实、人性的真实。

读书周刊：都说您有英雄情结，您心目中的英雄是什么样的？

徐贵祥：好像是英国哲学家卡莱尔说的，所谓英雄，就是那些带领我们走出困境的人。英雄有很多种，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英雄，我关注较多的是战争英雄，所以我的作品多数是在塑造——其实是寻找我理想中的英雄。

我是军人，两次到边境前线参战，两次荣立三等功，但是，我没有当上英雄。既然命中注定我这辈子当不上英雄，那就让我好好地写写他们吧。

读书周刊：您认为一个作家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写作和生活是什么样的关系？

徐贵祥：一个作家首先应该是好人，要善良，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其次，一个作家应该有很强的思想力，有见解，会判断，能够分析对错是非。再次，作家应该是一个敏感的人，生活中的美与丑、善与恶，能够迅速洞悉、生动表达。

作家还应该是勇敢的人，敢讲真话，特别是敢于剖析自己。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作家也是普通人，也有七情六欲，有高尚的理想，也有不高尚的念头，有高级的趣味，也有低级趣味。一般职业者，没有必要强求大家把自己认识得那么明白，但是，作家不一样。作家的作品会流向社会，会影响别人，所以，作家的道德修养特别重要。我们无论怎样深入生活，也不如深入我们自己的内心来得更快捷、更靠谱，我们自己就是通向人性深处的捷径。什么叫真善美？首先要敢于面对自己、正视自己、提升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变好了，世界就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