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洪业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为便于检索利用，就必须对典籍实行科学整理。传统典籍中类似引得之类的工具书数量既少，又往往不够严密，不便于利用。洪业认为，重要典籍都要编制引得，特别重要的典籍更要编制逐字引得。

洪业的学术研究方法与风格具有中西兼融的特点。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论著选题上，也体现在他对引得编纂的一套思想观念上。

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参考工具书阅览室很宽敞，书架上摆放着一套哈佛燕京引得编纂处编纂出版的各种中国典籍引得64种81册，皇皇大观，墙上悬挂着洪业先生的画像。洪业（1893—1980），谱名正继，字鹿苓，号煨莲，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幼受庭训，长而就读于福州英华书院，后留学美国，获密歇根大学硕士学位。1923年起，他执教于燕京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兼任教务长、历史系主任、图书馆主任等，主持《燕京学报》和引得编纂处。1946年后，他客居剑桥，继续在哈佛燕京学社教书、研究，著书立说。1995年8月，我受邀为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此后一年光景，常常坐在这个阅览室里看书，有这位乡贤前辈的目光从墙上俯视着我，原本异国他乡的环境，对我来说就有了一种特别的亲切与温暖之感。

我之开始知道洪业，是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时候。今日北京大学校园的主体，就是当年燕京大学的校园，就像燕园这个名字一样，校园里处处留有燕京大学的痕迹。1920年代，燕京大学在北京西郊海淀中关村一带购地，新建校园。洪业当年参与了燕京大学校园的规划和建设。洪业早年论文中，有两篇是与燕园历史相关的。一篇是《明吕乾斋吕宇衡福孙二墓志铭考》，原载1928年出版的《燕京学报》第三期，后收入《洪业论学集》 （中华书局，1981）；一篇是《勺园图录考》，北平哈佛燕京学社于1933年出版。读过这两篇文章，再到燕园之中行走，不仅可以得访古之指引，发思古之幽情，而且会收获实际的历史地理知识。

我是1979年入学北大的。刚入学时，宿舍被安排在32楼，第二年春天就迁往38楼，一直住到毕业。当时历史系的办公室是在二院，凡是地址上写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信件都送到二院。我们上课的地方，多半在文史楼、生物楼、一教等，都在燕南园的北面。图书馆更是在燕南园的正北边。所以，以宿舍为原点，不管去系里取信，去上课，去图书馆，还是去未名湖闲逛，最常走的一条捷径是穿过燕南园。四年之中，穿行燕南园的次数多到无法统计。我知道，燕南园从前住过很多燕京大学的名师，当时也还住着北京大学的不少著名学者。我也知道，燕南园54号曾经是洪业的故居，而洪业不仅是历史学界的前辈，还是我的同乡先贤。1980年代的北大历史系名师中，不乏当年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大都是洪业的门生。

据1930年至1932年间曾在燕京大学任教的萧公权回忆，那时燕大教职员住宅和宿舍共有三种。一是在校园以内的燕东园和燕南园新建的西式住宅，二是朗润园里前清建造的中式房屋，三是学校购置或租赁的、散在学校附近的民房。第一种的“洋味”最足，第二种的环境最美，第三种最为方便（《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各有千秋。洪业来得早，可以说是燕大的元老，他就住在燕大“洋味”最足的燕南园里。据《洪业传》说，这个房子是洪业自己设计的，屋外有园子，种了紫藤，屋内有壁炉可以御寒。书房另设门户，方便宾客进出。洪业好客，接待来访的同事友生多半是在书房里。

洪业在燕京大学兼任引得编纂处主任，组织人员编纂索引，是他的重要工作之一。直到今天，在很多大学图书馆参考工具书的架子上，还能够看到哈佛燕京引得编纂处的这套引得丛书。1980年代，文史典籍方面的工具书相当少，哈佛燕京社的这套引得，就是最好用的工具书了。我在南京大学做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时，还经常检索使用这套工具书。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刘克庄年谱》，要查宋代的文献资料，经常要翻检《四十七种宋人传记综合引得》。此书1939年由哈佛燕京引得编纂处初版，1959年中华书局、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都有重印，可见其影响力之持久。

洪业对这一套引得丛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了井然有序的人员组织、精心选择的典籍书目与版本、富有学术含量的长篇序言之外，洪业的贡献还体现在他自创了一套检索方法——中国字庋㩪。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再强大的人脑也不可能将其全部记忆，为便于检索利用，就必须对典籍实行科学整理，实现“数目字管理”。洪业自幼熟读古书，深切体会到读书不知利用工具书之苦，而传统典籍中类似引得之类的工具书数量既少，又往往不够严密，不便于利用。洪业认为，重要典籍都要编制引得，特别重要的典籍更要编制逐字引得，后者他称之为“堪靠灯（concordance）”。

为了改变国人轻视引得编纂、忽视引得使用的观念，他撰写了一篇专书规模的长篇论文《引得说》，对引得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作了详细的阐述，对如何编制引得的技术问题也作了具体的说明。引得编纂技术中所涉及的首要问题，就是检字法问题。已有的各种检字法，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拼音检字法固然简单，但当时中国并未推广普通话，各地方言读音差别很大，何况有些生僻字很多人并不知道读音，不便利用。部首检字法涉及部首太多，隶属不易确定。笔画检字法存在笔画计算出入误差，也不简单。王云五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当时才开始推广，后来渐推渐广，但如何记住四角号码，也是一个问题。在洪业看来，上述诸种检字法都不理想。

1930年，引得编纂处开始试办，洪业在聂崇岐、李书春、田继综诸人的帮助下，推出了一套新的检字法：“中国字庋㩪就是这个新检字法的名称：而所包括的五字，亦即代表我们所强分的五种字体。 ‘庋㩪’二字，原有‘放入’ ‘取出’之义，我们借来说明‘编入’ ‘检出’之灶。 ‘编入’是我们编引得的人怎样把‘文’变成‘录’，把‘录’编入引得。 ‘检出’是用引得的人怎样被引到该录所在之处而能检出。”中国字庋㩪检字法将汉字分为五种字体：单体（中）、包托体（国）、上下体（字）、左壳体（庋）、左右体（㩪），五种字体分别以1、2、3、4、5为代号，然后每字各取四角的笔画，以号码按次序排列之，其号码小者在前，大者在后。这个检字法在四角笔画取号方面，参考了四角号码检字法，但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创新。首先是将汉字分为五种字体，依字体编为类别号，是为此字的第一个号码；其次是笔画编号方面，根据“庋㩪”二字的笔画顺序，将十种笔画及其类似笔画依次编号，丶（0）、一（1）、丿（2）、十（3）、又（4）、扌（5）、糸（6）、厂（7）、目（8）、八（9）。再次是四角号码既得之后，再计算字内共包含多少方格，而附其数于后，若无方格则计为0。这样，每个汉字共有一个6位编码，重码较少，易记易检。这套检字法将汉字分为五种字体结构，体现了对汉字字形结构的独创性理解，很有自己的特色，与四角号码检字法相比，亦各有千秋。可惜的是，这套检字法只在哈佛燕京引得丛书中使用，没有更多地推广用于字典的检字，因此没有四角号码检字法流行。但它通过哈佛燕京引得丛书，仍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引得丛书一起推动了古典文献整理的科学化，推动了二十世纪传统文史研究的进展。

1980年，洪业病逝于美国麻省剑桥。次年，他的门生弟子编成《洪业论学集》一书在中华书局出版，以此表达对洪业的纪念。199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首批书目中就有《洪业·杨联陞卷》。顾名思义，这是对洪业于中国现代学术贡献的充分肯定。从此卷所附《洪业先生著述要目》来看，洪业一生专著甚少，除了《引得说》（北平引得编纂处，1930）、 《勺园图录考》 （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33）、《清画传辑佚三种》 （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33）、 《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 （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四种之外，其余皆为单篇论文。但是，这些单篇论文无一空泛之论，且多为长篇，学术分量厚重，正是洪业一生学力凝聚之处。例如，他的论文《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长达七八万言，相当于一本专著。 《春秋经传引得序》及《杜诗引得序》皆长达近十万言。《礼记引得序》亦有八九万言， “是一篇精心结构的两汉礼学源流考，阐明了两千年来有关礼在中国历代经典的与非经典的文献记载中长期争论不休的疑难问题，考证了《礼记》及其他三种礼经《士礼》 《礼古经》 《周官》传授编订的史料问题”， “由于《礼记引得序》先发表和出版多种引得，（洪业）荣获了1937年法国巴黎铭文学院茹理安（Stanislas Julien，一作儒莲）奖金” （王钟翰《洪业先生小传》）。儒莲奖在欧美汉学界具有很高的声誉，洪业是第二位荣获此奖的华裔学者。1936年，中国学者王静如首获此奖，比洪业早一年。

作为一位学者，洪业的经历与别人颇有不同。他早年先在国内接受过中国传统家塾教育，继而考入新式中学，又入教会办的鹤龄英华书院学习。中学毕业以后，他赴美留学，先后获得文学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其后又获得神学士的学位。洪业一生站在新与旧、中与西的交界点上，从教育背景来看，他接受的教育是中西合璧的，他的学术研究方法与风格，也具有中西兼融的特点。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论著选题上，也体现在他对引得编纂的一套思想观念上。他喜欢采取专著规模的长篇论文形式，攻坚克难，为现代中国史学引入了一种新的范式，这是特别值得推重的。他在燕京大学执教期间，专心投入，培育了一批史学英才，其中很多人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翘楚。可惜由于他去国日久，国内知道他名字的人越来越少了。

1995年春天， 《洪业传》的作者陈毓贤女士和其夫君艾朗诺（Ronald Egan）教授到南京大学讲学。艾朗诺教授曾应邀在南大文学院作学术讲座，陈毓贤也陪同在场。我由此认识了两位教授。在讲座结束后闲聊的时候，我从陈毓贤那里得知，她撰写的《洪业传》中文简体版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后不久，我即出国，赴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一年。出入哈佛燕京学社和哈佛燕京图书馆，我经常听人提起洪业的名字，也经常听到有关他的轶事。那时，洪业已经辞世15年了。听着关于他的回忆，只能一面遥想前贤的光辉，一面频兴我生也晚的慨叹。

时任哈佛燕京学社主任的韩南教授对我说，1930年代，燕京大学图书馆在北平购书时，经常同时替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就是后来的哈佛燕京图书馆）购书，彼此资源共享。这在《洪业传》上可以得到印证。 《洪业传》中写道，洪业任燕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时候， “不但对燕京图书馆藏书出力甚多，对哈佛大学的东亚藏书也很有贡献。他请负责哈佛大学东亚藏书的裘开明到燕大整顿图书。以后替燕大图书馆买中文、日文或韩文的书时，也替哈佛买一份。碰上善本书，因为哈佛钱比较多，便替哈佛买了，而影印一份给燕大收藏。有研究价值而市上买不到的书，他则千方百计借来影印，一份给燕大，一份给哈佛。”有一次，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书架上，发现一册晚清福州学者林昌彝的笔记《砚耕绪录》的稿本。也许这部稿本入藏哈佛燕京图书馆，就与洪业有关系。

1996年秋天，我结束访学回国，不久便买到了是年初出版的《洪业传》。寒假返乡省亲，坐火车旅行，我带了《洪业传》在途中阅读。读到洪业临终神志昏迷向身边孙辈讲福州话一段，我不禁为之动容。

（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