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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安馆札记》第七六一则首页

丙午北京寒冬

钱锺书《容安馆札记》第七六一则的开头，提到自己1966年的一场小疾：

丙午正月十六日，饭后与绛意行至中山公园，归即卧病，盖积瘁而风寒乘之也。嗽喘不已，稍一言动，通身汗如濯，心跃然欲出腔子。《明文授读》卷十五李邺嗣《肺答文》云：“风自外干，涎从内塞。”“未发云云，辄闻喀喀。”“积邪大涌，蕴逆上溢。”“胸椎欲穿，背笞不释。”不啻为我言之。如是者十二日，始胜步武，杖而行于室中。今又一来复矣，仍殗殢无生意，杜门谢事。方疾之剧，如林黛玉临终喘甚，“躺着不受用，扶起来靠着坐坐才好”（《红楼梦》九十七回），每夜劳绛卧起数回，真所谓“煮粥煮饭还是自家田里的米，有病还须亲老婆”也（冯犹龙《山歌》卷□［五］）。昔王壬秋八十老翁，终日闷□［睡］，自云“有林黛玉意思”（《湘绮楼日记》民国四年九月廿四、廿五日），余今岁五十七，亦自拟颦儿呻吟气绝状，皆笑枋耳。病榻两梦圆女，渠去年八月赴山右四清，未返京度岁。二月初六日书。起床后阅《楚辞》自遣，偶有所得，率笔之于此。……（商务印书馆2003年7月版，下册，2235-2236页）

其后接写心得数页，不录。友人张治先生指出，上引文字是钱锺书读书生涯心境转折点的写照，因为身体原因，他从此不断重温故书，千头万绪汇于其中，《管锥编》的构思即由此开始。

钱杨两位先生当时五十多岁，住在北京东城干面胡同的学部宿舍。如果步行去中山公园，要花四五十分钟；稍作逗留再回家，就两三个小时没了。钱先生虽言“积瘁”，此时足力似尚健，发病之因大概要归结到“风寒乘之”，我便感兴趣于这天北京的天气。

“丙午正月十六日”是1966年2月5日。我从时人日记中检得两则气温记载。一是周作人，他住在西城的八道湾，离干面胡同六七公里，是日他记：“晴，另八度。”（《周作人1966年日记》，周吉宜整理，载《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6期，第6页）这是指-8℃，“另”是“零”不规范的简写。二是竺可桢，他当时正在协和医院治病，医院距干面胡同不到一公里，且就在从钱家去中山公园的路上，他的气温记录是：“晨七点窗口-2°，户外-5°.5……。下午一点半-1°，NE风力1-2级。”（《竺可桢全集》第十八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0年12月版，31页）二人所记相差不多，看得出这天虽然已是立春后一日，但还是不太暖和。钱先生大概觉得既已开春，便可以好好走走，结果受寒生病了。

根据气象史料，1966年年初是北京最冷的冬天之一。北京历史上的最低气温-27.4℃就是这年2月22日在北京郊区大兴县东黑垡的中央气象台观象台测得的。因为天寒地冻，所以周作人这个年初在日记里常与前一年的天气作比较，还大发感慨说“今年特别寒冷，闻欧美亦然，似全世界如此”（1月28日，《周作人1966年日记》，第6页）。2月25日周作人又记：“阴，另十四度。如此天气昔所未有。”（同上，第7页）这一天，正是钱锺书病情稍复，“阅《楚辞》自遣”稍作札记的“二月初六日”。

洪业为《闭关吟》所写的题辞

孔夫子旧书网挂有洪业写给邓之诚的题辞墨迹小纸一长条，索值钜万，有“凡尔赛”性质，存图备考可也。这个商品的销售页面时隐时现，名字变来变去，价格忽高忽低，图片的史料价值却弥足珍贵。先录文于下：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恶风白浪何嗟及，拟绝天骄拔汉旌。

文如先生与业以同日被执，同日得释。难中知其有诗百馀首，出后写作一卷相示，且命作序。业不知诗，不能文，然又不敢方命，遂乞醯于少陵，得四句，姑作题辞可耳。 壬午七月廿日洪业拜题。（末钤“洪业”朱文印）

壬午是1942年。此前一年冬天到这一年的夏天，邓之诚曾为日军逮捕，狱中得腹稿，出狱后写作一卷的诗集，乃是《闭关吟》。

洪业是研究杜甫的专家，这首杜诗集句很是精彩。还须参照他在《我怎样写〈杜甫〉》一文中的回忆：

有一天我向日军狱吏请求：让我家送一部《杜诗引得》或任何本子的杜诗一部入狱，让我阅看。这是因为我记得文天祥不肯投降胡元，在坐监待杀的期间，曾集杜句，作了二百首的诗。我恐怕不能再有任何学术著作了。不如追步文山后尘，也借用杜句，留下一二百首写我生平的诗。可恨的日军，竟不许可我的要求。（原载新加坡《南洋商报》1962年1月1日，第6版；此文印单行本及收书时多讹脱，文题中的书名号多脱漏，今据原出处引用）

《闭关吟》五石斋铅印本卷首的洪业题辞（此册为王锺翰先生旧藏，撷自《邓之诚诗集三种》）

可见洪业在狱中欲集杜诗而不得，出狱后为邓之诚集了这四句题辞，也算一遂心愿。

邓之诚《闭关吟》稿本、《五石斋吟草》稿本及其清稿本曾在北京泰和嘉成拍卖有限公司2015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现身（为第1227、1228、1229号拍品），拍卖商复由各处商借《槐居唱和》五石斋铅印本等其他各式稿本、印本、照片之类珍贵文献，一并原大影印为《邓之诚诗集三种》二册，共印三百五十部，是富有文献价值的私印本。

《邓之诚诗集三种》

《闭关吟》稿本及其五石斋铅印本均影印收入了《邓之诚诗集三种》。先检稿本图影，未见此题辞。再检铅印本图影，卷首果收入了排字的洪业题辞，但与手迹相比，字句略有改动。手迹“被执”，铅印本作“为日军所执”；手迹“出后”，铅印本省作“后”；手迹“不敢方命”，铅印本作“不能方命”；手迹“廿日”，铅印本作“二十日”。

翻阅《邓之诚诗集三种》，还发现了更有趣的地方。该书后记有云：

又：据旧藏者言，《闭关吟》手稿本中尚有洪业煨莲先生手书题词一纸，去岁某公司拍卖未果，归书时已遍觅不获。洪氏与邓氏为同入狱者，今佚此纸，不无遗憾，特识于此，以状书稿之原貌。

洪业《我怎样写〈杜甫〉》（原载新加坡《南洋商报》1962年1月1日）

看来那个闪烁的销售页面卖的正是这张在拍卖时神秘消失，“归书时已遍觅不获”的题辞。我查到《闭关吟》之前曾登上中国嘉德2014秋季拍卖会（为第2482号拍品），当时流拍，显然题辞恰在那会儿被“不无遗憾”了。更有意思的是，我还查到这张题辞竟然在2021年9月的嘉德四季第五十九期拍卖会上出现了，被胡乱冠了个《杜甫〈戏为六绝句〉》的名字（为第2886号拍品），结果也流拍了，难怪现在还挂在孔网。

《闭关吟》稿本现为友人深柳堂主收藏。我问他：为何不砍个价，合成全璧？他回答：“不能惯着小偷，坚决不买。”其正气令我敬服。

《北大师大清华三校同学整理日文图书纪念册》

周运先生的新著，厚达六百馀页的《乘雁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11月版）后半部分用“开拖拉机的方法”（陈寅恪语）对周作人的买书、读书情况做了初步梳理，还分析了抗战胜利后收缴敌伪图书等连带问题。我为这本书贡献了个别材料和意见，感到非常荣幸。

《乘雁集》第375页提及的敝藏《北大师大清华三校同学整理日文图书纪念册》特别珍罕，在这里补说几句。这本《纪念册》我从孔网买到，是尺寸为一百三十乘以九十毫米的横向小开本，用厚牛皮纸作封面和封底，内文二十页，以丝带系为一册。封面除印有“北大师大清华三校同学整理日文图书纪念册 1949暑期”册名外，右上还有“北平圕日文书库整理图书完成纪念 1949暑期”的徽记。因时日已久，已稍有破损，幸未伤及文字。

《北大师大清华三校同学整理日文图书纪念册》

《纪念册》开头有王重民写于1949年9月14日、贾芳写于同年9月15日的两篇序言，已为《乘雁集》具引。总结两篇序言的意思，是说随着抗战的胜利，虏获了四十多万册颇具参考价值的日文图书，存于太庙，需要清理出一套正副本来由北平图书馆公开阅览，再将复本分配给其他文化机关。于是由华北高等教育委员和北平图书馆制定计划，前后两次共聘请北大、清华、师大三校同学六十九人，临时职员八人，全部工作人员计前后九十五人，利用暑假自7月15日至9月15日连续编制卡片，如期完成。

“国立北平圕日本书库职员通讯录”中的一页

序言之后为“国立北平圕日本书库职员通讯录”，具体记明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别、出身和通讯处。这里按原排序将姓名抄录于下：王立达、李书琴、姜书文、陈霖生、黄希饶、郑颖达、鲍景慧（以上临时职员）、李燕来（助理员）、周丰一（采访员）、袁荣礼（编目员）、张自励（编目生）、张增耀（助理员）、贾芳（主任管理员）、苏瑞成（编目员）、张可贤（助理员）。

之后是“同学通讯录”，亦记明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校别系别年级和通讯处。仍然抄录姓名：丁瑜、于志恒、王述五、王荫先、方平权、吴一飞、邵孋、林元芳、宫森岩、马行汉、孙廷焕、张修梅、张维藩、张竞敏、张鹤龄、陈兆龙、汤人俊、黄厚培、喻喜春、杨虎山、杨季雨、杨振芝、万希芬、万瑞兰、董葆珊、赵相印、赵新月、郑绪昌、蒋维屏、刘中丽、魏宗文、庞宝光（以上北大）、于本墀、王家彦、王爱昆、王淑彤、宋文珊、杜怡斌、李淑芳、李铁藩、武尚清、周启宇、高竞一、许炳川、张玉芝、梅树民、常梦九、冯家驯、曾祥发、贺士元、傅铁麟、陈安国、贾惠君、贾懋谦、董春泉、端木慧、赵芳兰、郑云英、郑慧斌、蔡世霖（以上师大）、王宾、宋万里、李基天、施永锡、敖平、夏传瑞、赵龙、刘诚权（以上清华）、许宗海、何士恒、孙仲明、孙文亮、苏惠、王振升、杨仲仁、赵启元、蔡文彬、路恒发。末尾这十人很特殊，没有所属学校，年龄也不像学生那样年轻，籍贯却都是北平市，或许是平馆职员以外的其他工作人员。

综上，此册共记录职员十五人（内临时职员七人），有明确校别的同学六十八人，及末尾特殊的十人。数字与序言所说小有出入。

不厌其烦地抄录人名，是因为其中也隐含着许多沧桑人事。平馆日本书库的职员中，周丰一之名最为大家熟知，我却更关心就读北大东文系日文专业时高他一级的编目员苏瑞成。这个专业抗战前仅毕业七人，苏瑞成和周丰一是其中之二，分别毕业于1936年和1937年。苏瑞成后在伪北大任教，1943年且曾陪同知堂老人南游，再后来与周丰一一样到北京图书馆工作。

临时职员郑颖达也引起我的注意，他籍贯填的是福建闽县，出身填的是“庆应”，一看就不一般。一查，果然是郑孝胥的文孙，多年后到北大东语系工作。他的父亲郑禹曾任伪满的奉天市市长，抗战胜利后一度隐匿行踪，1954年被逮捕处决。友人孟繁之先生见告，郑颖达还是历史学家邵循正的内弟。

再如学生中有位林元芳，性别男，时年二十六岁，就读“北大政四”，籍贯台湾台北，很惹人注目。细检资料，方知此人后于1950年离开北京，在香港滞留半年后回到台湾（参见郭培明《250年头一回——台湾林元芳先生回泉寻根记》，载其著《访在世纪边上》，远方出版社1999年10月版，178页），这种经历在参与此次整理日文图书的成员中应是绝无仅有的。

纪念册同人签名中的一页

《纪念册》最后留有好几张白页，当时参与整理的不少同人在上面留下了手迹。二十几个签名中，苏瑞成、郑颖达、林元芳等人的名字赫然皆在，实在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