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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家、北大教授费振刚先生是我的恩师，亦是我的朋友，去年3月他走完了86年的人生历程。

在北大中文系上学期间，费先生是唯一一位大家可以直呼老费的教授。一是因为同其他老先生相比他要年轻得多；二是因为他多年做学生工作，心胸开阔，谦虚随和，待人敦厚，深得同学们拥戴。这些年来，我回北大差不多每次都能见到他，前几年，特意到他的府上做了拜访。

费老师1994年出任中文系主任，脾气非但没长，而且越发谦和了。毕业留校任教的同学不止一次对我说，费先生是担任系领导时间最长、人缘极好的老师。他是辽宁省辽阳人，1960年北大中文系毕业，历任该校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1961年他就同他人合作主编了《中国文学史》，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特别奖，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红皮文学史。他也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撰稿人兼编委会委员，秦汉魏晋南北朝分类编写组副主编，他领衔撰写的《全汉赋校注》，极大推进了对汉赋的研究。

1970年初冬，北大组织全校师生进行千里拉练。我和费老师分在一个排，背着行李，沿怀柔、顺义、密云，奔延庆、八达岭，环北京绕了一大圈。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常常躺在老乡家的土炕上，天南地北地唠嗑，一聊就是大半夜。我喜欢写诗，把自以为得意的拉练诗草念给他听。他听了之后，说了三句话：“感受尚深切，诗味不浓郁，表达欠含蓄。”关于诗的问题，我们时有争论，最终，我不得不承认，费老师是对的。坦率真诚，直抒己见，这不是容易做到的。

我没有把时为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的费老师当成领导，什么话都敢和他说，不设防，有一种实实在在的安全感。聊起系里的人和事，费老师和同学们没有师生之分，促膝畅谈，其乐融融。他说中文系有两大难，一是青年教师找对象难，条件不高，简明扼要：政治可靠，读书看报，自带饭票。尽管如此，人家一听，还是免谈。二是结了婚生了孩子起名难，怎么起都不满意。我那孩子叫燕梅，在燕园出生的，许多人一听便知其意，这之后起名就难了，不能土又不能洋，不能俗又不能晦涩。后来有人想出个办法，铺开一张报纸，让孩子用笔在报上点，点到哪个字，就用那个字做名。听了费先生的一席话，我在系里逐一进行对号，还真是起单名的居多，不知其意。由此想到，现在无论大学还是中小学的学生，单字名的实在太多，不知何故，但可以肯定，家长们不会让孩子用笔去点报纸起名，而是另有深意在焉；研究语言文学的学者给孩子起名尚且顺其自然，不去苦思冥想，而众多的家长何必绞尽脑汁，一味起单名？

迎北大百年华诞，我曾和费老师通过一次长途电话，问问学校和系里的情况。得知校庆期间，将举办规模宏大、硕学云集的“汉学研究国际会议”，中文系的林庚先生是本次会议顾问之一，袁行霈教授担任会议主席。我们不无感慨地说，系里的老先生差不多都不在了，杨晦、王力、魏建功、吴组缃、朱德熙、川岛、王瑶、季镇淮……而吴小如、严家炎、陈贻焮、谢冕、孙玉石、马振方等诸先生，年纪最小的也过了花甲之年。在电话里，我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但愿人长久”，费先生几乎和我同时吟诵出下一句——“千里共婵娟”。

我深知，费先生有浓重的难以释怀的故乡情结，常回辽阳老家。他如愿以偿在老家走了，终于叶落归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