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九三五年二月九日鲁迅给萧军、萧红的信中说：“你记得去年各报上登过一篇《敌乎，友乎？》的文章吗？做的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今年就要将‘一·二八’‘九一八’的纪念取消，报上登载的减少学校假期，就是这件事，不过他们说话改头换面，使大家不觉得。‘友’之敌，就是自己之敌，要代‘友’讨伐的，所以我看此后的中国报，将不准对日本说一句什么话。”

这篇当时各报都刊登的文章作者是谁？这里说是徐树铮的儿子徐道邻。因为文章的署名确实是他。徐道邻（1906-1973），德国留学生，那时在军事委员会任职。这篇文章在向日本传递一个官方的信息，不像一个年轻人的作品。所以鲁迅说是“现代阔人的代言人”。鲁迅没有想到的是，作品其实就是现代阔人的作品，徐道邻不过是代为出面署名而已。

这个“现代阔人”就是蒋介石。蒋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的日记说：“下午布雷来此为之畅谈对日外交与中倭之利害关系，属其撰稿以促倭方之醒悟甚详。”说的就是给陈布雷布置写作任务。一月二十二日的日记：“看敌乎友乎篇。”可知文章已经写好了。

日记的记载很简略。可以参看一些另外的材料。

《陈布雷回忆录》：“民国二十四年乙亥四十六岁一月去奉化溪口住旬日，撰《敌乎，友乎？》的长文携至上海，即以徐道邻君名义发表于《外交评论》杂志，此文之作，盖欲暗示日本以中国决不可屈服，日本决不可不认识东亚安危之至计，为日本彷徨无主之国论辟一新视野，而痛斥其野心军阀之无知，即或未能打消其侵略之妄念，亦冀稍缓其凌逼之气势也。”（见台湾《传记文学》第四卷第五期第49页。）

又，杨玉清《我所知道的陈布雷》：“嗣后，每逢政治上发生重大事件，就一定有陈为蒋所写的文章发表。例如一九三五年一月所撰《敌乎，友乎？》的长文，即以徐道邻名义发表于《外交评论》上。那是陈在浙江奉化溪口住了十多天，在蒋的直接授意之下写的。写这篇文章的用意，在于当时中日关系紧张，蒋欲以此文向日本帝国主义送一瞥‘秋波’。”（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一辑第165页。）

《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一辑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7月出版

又，此文收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三卷书告类》文前有蒋本人所作的说明：“民国二十三年秋，中日局势更趋危急，正进入最后关头，极想设法打开僵局，乃在病榻分章口述，而嘱布雷同志笔录其详，以此为中日两国朝野做最后之忠告，期其警觉，克免同归于尽之浩劫，惟以当时政治关系，不便以布雷名义出之，乃托徐道邻君印行。近阅是编，抚今思昔，不禁感慨万千！特付重刊，以备自反，或仍有助于将来东亚民族之前途乎！中正。三十九年九月。”

原来，徐道邻只是《敌乎，友乎？》的名义作者，此文由蒋介石口授、陈布雷笔录，陈布雷死了以后，蒋介石说明了自己对此文的构思，也讲明了刊印时署名的原委，这确认了他自己的著作权，不能算作现代阔人们侵占秘书著作权之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