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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大学校刊，有广义狭义之分。所谓广义，即大学所办的刊物都为校刊，既包括校方所办公报型刊物，也包括学术刊物、校友通讯，以及各院系、社团所创办的院系刊物、同人杂志、文艺期刊等。所谓狭义，即专指由校方主办，主要登载校闻、布告等各类校务文件的刊物，一般为日刊、周刊或旬刊。

关于民国时期的校刊，蔡元培先生《华北大学校刊发刊词》（《华大校刊》第1期）曾有过总结：

现今我国中等以上之学校殆无不有校刊，其为研究学术发表思想者，大抵为年刊，或季刊，或月刊，以学理奥赜，非历时稍久，不能有新著作也。其为揭载本校布告、记录本校事实者，大抵用日刊，以其亟于公布也。在人数较少、事务较简之校，则往往合上述之两作用而为周刊、旬刊或不定期刊。我华北大学建设以来，已历半年，内之图教职员间、学生间交换意见，外之图学生家属、其他学校及其他社会，能了解本校真相，有一种机关报之必要，先取其简而易行者试之，乃有旬刊。他日同志益增，材料益富，则将择其关乎学术思想之作而汇为月刊；校闻渐繁则亦将别其记录之一部而扩为日刊，随吾校之发展而校刊亦以进步，以兹刊为知嚆矢焉。

蔡元培先生在《发刊词》中秉承的是广义的校刊概念，并将其按照出版的周期、内容进行了分类：年刊、季刊、月刊主要发表的是学术文章，日刊主要登载学校布告、记载学校事实，周刊、旬刊或不定期刊则兼而有之。

校刊的出版周期和内容

蔡元培先生的论述，实为概而言之，大学校刊的出版周期和出版内容之间并无必然的关联。就出版周期而言，即便作为狭义校刊代表的日刊，内容也并不完全仅是布告和记录，还往往有演讲、论著等栏目。著名的《北京大学日刊》，初期曾声明不登载政治、宗教类稿件，但此后逐渐由公报型向学术类拓展，增设了“文艺”“杂录”等专栏，在五四运动时发挥了宣传新思想的重要作用。

而有相当一部分周刊或旬刊都是公报型，如著名的《燕京大学校刊》即为周刊，类似的还有《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周刊》《北洋周报》《国立同济大学旬刊》《国立上海商学院院务半月刊》等，登载学术文章都较少。

民国时期的大学校刊（这里指狭义校刊），主要登载法令、公文、布告、通讯等校务消息，但在内容和栏目设置上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燕京大学校刊简章》即规定“本刊专纪事实，内容分法令、公文、布告、要闻、通讯、讲演录六栏，不着论说批评，不载个人私事”，与其他公报型校刊较为类似，然而该刊“演讲录”栏目登载演讲内容较多，特点比较鲜明。而《西安临大校刊》在第一期《发刊辞》中则明确将“学术言论思想”作为校刊发布的重要内容。《国民大学校刊》也登载有一定数量的论著，该刊第2期刊载了《社会改造基本问题的商榷：下》，并帮助“本文上篇曾在本校《民风半月刊》第3期刊出，现该刊暂停出版，特将下篇移载于此”。《同济旬刊》则一直希望多登载学术文章，该刊第94期《本刊启事》即有明确表示。

校刊的编辑和出版

民国时期大学校刊的出版，得到了学校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其中的日刊，更是大学历史和实力的代表，时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的孙科即指出：“欲知一学校员生之精神活动为若何，盖可于其所出刊物而觇之。一学校而有日刊发行，则其学校必有相当之历史与进展，又显而易见者矣。”（《交通大学日刊》创刊号《发刊词》）

而校刊在培养校风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有了日刊，每天把各种事情详细登记，虽然不必说着校风，而校风却在事实中间自然流露，到底我们是否走着一条对的道路，更容易观察明白。日刊好比一面明镜，教职员可以借鉴，同学可以借鉴，就是毕业同学也可以借鉴。”（程孝刚：《我们应该怎样利用日刊》，《交通大学日刊》创刊号）

校刊的编辑者和出版者，一般是本校的教务部门和出版部门，体现的是校方意志，相较而言，由学生会编纂的校刊较为少见。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国立清华大学校刊》主办者的变更窥见其中端倪。在《国立清华大学校刊》创刊前，清华学生会主办的《清华周刊》已发行多年，1926年6月18日“校评议会议决：拟出清华校刊，专刊登学校所公布及各机关之正式新闻，将《清华周刊》改为领受津贴之学生刊物”。即便如此，《国立清华大学校刊》创刊时仍由《清华周刊》编辑部编辑，然而同年十月七日在校评议会上，训育委员会主席梅贻琦报告：“本年周刊（即《清华周刊》）所编辑之清华校刊，已出数期，言论多偏激失当，且与原定专载新闻不登言论之办法不合。讨论结果：校刊应由学校编辑主持，不应属之学生，学生只能为访事报告新闻（周刊可完全由学生编撰），以后当按此途进行，以求改良。”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清华校方对校刊的定义是“专载新闻不登言论”，秉承的是狭义的校刊概念，且明确“由学校编辑主持，不应属之学生”。

大学校刊的材料主要来自各教务机关、院系，也包括学生投稿，出版后以赠送本校教职员、学生及校友或相关机构为主。《国立清华大学校刊》“学生宿舍每屋按期分送一份”。《燕京大学校刊简章》也规定“本刊为非卖品，凡本校各机关、本校教职员学生，本校国内外毕业生及其他有关系之个人或团体一律赠閲”。在赠送之外，校刊也可对外销售，但是数量有限。

校刊的价值

民国时期的大学校刊是研究大学校史的重要资料。校刊一般都有“布告”“会议录”“通讯”等栏目，全面反映了大学的各种行政命令和动态信息，涵盖了教学实施、课程设置、同学录、毕业纪念、图书馆业务、校园体育、学生社团、薪资休假制度等全方面的信息，对研究大学校史而言极为重要。如在《国立北平大学校刊》“招考新生专号”中，就详细记载了本年度招生简章、考场规则、监试委员及监场员姓名单、初复试各科目试题、各院系科录取新生名单、录取新生占考生之百分比、录取新生籍贯统计、录取新生学历及毕业年度、录取新生家庭职业状况、录取新生考选状况表等，为研究民国时期的考试制度及大学生的学历、家庭状况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和统计数据。

在部分校刊中，还有对本校历史的直接描述，如在《朝大校刊》23年度第35期（欢送毕业同学特刊号）上，有王郁骢演讲之《校史志略》，为研究朝阳大学这所私立法科大学的校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辅仁大学的现在和将来——刘教务长的谈话》（《辅大校刊》第八号）、《创立华北大学之旨趣》（《华大大学旬刊》第一期，该校理事陈庆麒着），也是研究这两所私立院校的重要史料。《暨南校刊》第17期《本校收复记：学府精华，摧毁殆尽；日军退出，国旗高扬；谨慎门禁，加紧整理》则记录了暨南大学在一·二八抗战后复校的特殊经历。

有些创办时间较短或后来被拆并的院校，其校史资料也有赖于校刊得到保存。如抗战初期创办的西安临时大学，1937年9月由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现北京师范大学）、北平研究院和国立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等迁往西安的平津院校组成，次年又迁往汉中，改名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7月，又改组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五所独立的国立大学。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前后存在的时间不超过一年，辗转多地坚持办学，这一时期的《西安临大校刊》《西北联大校刊》为研究该校的校史保存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大学校刊还为我们研究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参考。《国立中山大学日报》第2404号登载有《社会学系昨会商推行导师制——傅、朱、言三教授分任各组导师》，记载了国立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傅尚霖、朱亦松、言心哲三位教授与一年级同学举行谈话会，就导师制与学生们交换意见，并进行分组的具体情况，对研究导师制的推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国立清华大学校刊》则记载了罗家伦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期进行校务改革的具体情况，包括“校长就职”时要求清华廉洁化、学术化，不当有派别之分，兼聘外国学者，努力实现平民化、纪律化；定期在《国立清华大学校刊》上公布每月收支对照表；每星期一至六上午接待学生等。其中第一期的《校长布告》，为催缴学费，用语直白恳切，体现出新的时代风尚。

大学校刊登载有大量的演讲录、论著，是我们研究民国学术史和学术活动的重要史料。《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周刊》发表有《京兆中等教育之现状及改进意见》（张峥漪、陈璧如）等教育学论文，《北洋校刊》发表有陈荩民的《五四运动的回顾与前瞻》，都是较为重要的论文。《燕京大学校刊》中的“演讲录”栏目，有罗志熙的《我们对于中国现代史应有的认识》（第3期），将中国“现代史”（即1840年后的近代史）分为对抗时期、屈伏时期、乞怜时期、革新时期。《国立中央大学日刊》则登载有《唐人小说内容的分析及其整理方法——汪辟疆先生在中国文学系同学会讲演》（第1663号）、《汉代南北两派文学——朱遏先生在中国文学系同学会讲演》（第1676号）等讲演。这些讲演有些曾有单文发表，有些则较少为后人所知，因此是梳理中国学术史的重要素材。

大学校刊还为名人著述的辑佚工作提供了线索。1929年12月4日鲁迅先生到上海暨南大学进行了演讲，此事载于《鲁迅日记》，但讲题、内容淹没了半个世纪之久，后被研究者在《暨南校刊》中查到。《暨南校刊》第28至32期合刊（1930年1月18日）上发表有“周鲁迅先生演讲，郭博如策（笔）记”的《离骚与反离骚》，虽然该文记录有错漏之处，但仍保留了重要的信息，后被收入《鲁迅佚文集》。

除此之外，大学校刊还保存有学术机构、文学社团活动的资料，都是研究民国时期校园文学的珍贵素材。

《民国时期大学校刊汇编》出版

近年来，利用校刊研究大学校史、民国高等教育史、学术史的论文日渐增多，而民国时期大学校刊的系统整理则尚未开展。有鉴于此，《民国时期大学校刊汇编》以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为基础，并从其他图书馆进行补配，系统收录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朝阳大学、华北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山大学、广州大学、岭南大学、北洋大学、东北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重庆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华大学、山东大学、齐鲁大学、厦门大学、西北大学、山西大学、安徽大学、河南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等60余所高校的校刊近百种，为首次对民国时期大学校刊文献进行集中整理。

本项目从启动到完成出版，共历时数年，然而因丛书规模的限制，部分新搜集到的校刊此次未能整理出版；因底本搜集较为困难，部分校刊存在缺期问题。对于上述缺憾，我们将在《续编》中进行弥补，希望能够将相关文献合成完璧。本书的出版，得到国家图书馆的大力支持，并被列入“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在此郑重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