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海飞：这是我跟蔡骏第二次对谈，我记得上一次还是在三年前，那时候是在你《无尽之夏》的杭州发布会上，从小说谈到影视。这一次，我策划的“故事海”系列《神探华良》刚刚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想和你探讨和讨教关于悬疑小说的种种，我想知道蔡骏和悬疑小说的渊源？

蔡骏：我很小就开始读那些被认为适合大人阅读的文学及历史作品，老师和同学觉得我与众不同。2000年，我在“榕树下”第一次发表短篇小说《天宝大球场的陷落》，那是我最早开始写小说。刚开始都是些中短篇小说，现在来看更像纯文学，而不是悬疑小说。2001年的春天，我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病毒》，那是因为2000年底，我与在“榕树下”网站结识的一位名叫“23”的女作者网络聊天，“23”建议我写一些可读性更强的作品。于是便写下了《病毒》，那可能也是中国互联网上的第一部长篇悬疑小说。

海飞：我最早接触到悬疑侦探小说的概念，是通过程小青的《霍桑探案集》，主人公霍桑也成为了我那个时期心目中神探的代名词。后来读你的作品，我曾经形容为“上一秒平和如常，下一秒就全身冒鸡皮和冷汗”。

蔡骏：谢谢。你策划的《神探华良》系列，也让我有了久违的阅读的舒畅感。后来我说华良是城市的巡行者，他在以利刃般的推理切割真相。很多人提到类型文学，会先天地判定这个作家很会写故事，很擅长用技巧，然后忽略了类型小说内在的表达。在《神探华良》这套书中，我觉得读者难以忽略小说中书写的人性和社会深处的疼痛、现实等。

海飞：你觉得悬疑小说要以纯文学作品为基础吗？你眼里的纯文学写作和悬疑小说写作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蔡骏：我觉得不论是悬疑小说还是纯文学作品，核心都是人物。人物是作品的灵魂。如果一部小说人物塑造得不好，故事会逊色很多。纯文学写作和悬疑小说写作，在我这基本上是并行的，当然相互也有一点影响。我的纯文学写作里也有悬疑小说的影子，比如我的纯文学写作《春夜》，就设计了一个托梦的情节。这在中国人的传统中很常见。同时，这个情节在这部小说中也起到了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这部小说是一部现实题材作品，并不是一部灵异小说，只是利用了这样一个文化背景，那么这样处理可以增加小说亦真亦幻的悬疑气氛。

海飞：作为标杆性的悬疑类型作家，在你眼中，国内的悬疑类小说存在什么问题？

蔡骏：首先，自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面世以来，拍档探案模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推理小说家，然而我越来越发现许多悬疑推理小说只有情节，没有人物，人物沦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奴隶，昙花一现，尤其是短篇。这一点我觉得陈东枪枪的《神探华良》做得不错。虽然也是拍档探案模式，但破案过程像一出上海孤岛时期的罪案浮世绘，黑白不断闪现，光暗来回对决，更惊喜的是主线之余衍生出委婉辽阔的感情，罪愆与温情共存。再者，小说背景设置在民国的上海，更赋予了人物非常时期的非常魅力。三个主角从有弱点、有害怕，到站在家国立场有血性地对抗，张力十足的人物弧光霎时变得亲切异常、真实异常。

海飞：你提到小说中非常环境的非常魅力，我深感认同。我审美中的好的悬疑小说除却要行走在诡计当中，也是走在细雨凄迷与霓虹辉煌的交错之中，让人意识到涉案小说可以写得比散文还美。人说上海城孕育着半部民国史，这样风云际会、各方交汇、风光旖旎的地方最适合上演英雄主义与摩登传奇，沧桑的传奇和美丽伴着《上海滩》的旋律“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似乎可以生生不息地流传下去。你的书里就常常有这样特殊的设置。

蔡骏：的确，我写的《镇墓兽》时代背景就在民国，《春夜》故事也发生在上海。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桩大事件是发生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可以用非常宏大的历史叙事视角，生出独属于中国的气息。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这是中国悬疑小说本土化的途径之一。欧美悬疑小说有一百多年历史，日本悬疑小说有将近一百年历史，中国是最近这不到二十年发展起来的。某个层面上可以说，我国近现代的悬疑小说是舶来品，从模仿欧美古典解谜、黑色悬念、哥特、日本社会派、新本格等，到形成本土化模式是必然的。

有一点很有意思，无论是我的《病毒》《镇墓兽》，还是陈东枪枪的《神探华良》都采用了中国民俗、民间文化、知识元素、盗墓等东方元素的添加，而最后又都归于同一河流，融入中国传统道德和传统价值观。而这些我认为都是悬疑类小说本土化植根的土壤。另外，中国本土悬疑小说还有一个得天独厚之处，就是传统文学作品的有力引导，如《山海经》《搜神记》《聊斋志异》以及众多的公案小说都为本土的悬疑推理小说家提供了不竭的灵感源泉和取材富矿。

海飞：你从2011年的《谋杀似水年华》开始，就转向了“社会派悬疑小说”领域，更加关注人性和社会现状，有人说你变得“不那么吸引人”了。如果悬疑小说不吸引人了，还剩下什么？

蔡骏：还有更真更深的东西。反而我觉得我是在寻求自我的突破和变化。现实中的案件大多时候并没有那么复杂，反而是人心更加幽微可怕，我觉得不应该为了悬疑而悬疑，我有很多现实主义作品，现实主义永远是文学的主流。如东野圭吾讲，“这世界上不能直视的，一个是太阳，一个是人心”。我逐渐意识到，悬疑不仅是一种寒噤彻骨的感受，而是生活现实的另一种可能。而类型划分只是一种叙述容器，在极端情境的构造下展现善恶的交锋。比如我再阅读到《神探华良》第二卷《狼人》，其中故事之外痛诉了比真正的狼人更残忍的是，用病毒将人感染成狼人的日本兵。理应如此，作家应该更加关注现实世界、干预现实世界，这是作家的责任。

海飞：这也是悬疑小说作为类型小说和纯文学之间的平衡点吗？你曾把自己定义为“闯入者”：“在类型文学的圈子里，我太文艺；在纯文学的圈子里——也许还只是在门口晃悠，我又太类型。”那么你认为未来悬疑小说的道路是宽阔还是狭窄？

蔡骏：类型小说如若能深刻地刻画人性、反映真实，也可以成为不朽经典，担起文学的重任，用文学的语言，写文学的境界。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摆脱外界将“悬疑小说”等同于“感官刺激的惊悚故事”的偏见。悬疑这个命题是多元化的，不是大家常说的狭义的定义，它除了有逻辑思维、人性升华，它浑然天成的抽丝剥茧、发现真相的魅力更像是人性的探测器。很多时候，悬疑只是外壳，如《肖申克的救赎》《闪灵》都是借了悬疑的外衣，助力其取得更大的成功。同时，类型小说中的特色、技巧，也可以融入到纯文学之中。尤其是悬疑小说中人文环境影响下的犯罪动机和人际关系问题，这既是对现实的重现，也是对当下的警醒。并且你会发现，最近很多热门大IP，都是改编自类型小说，类型小说将会是大势所趋，而类型小说需要好的故事。这与你一直在提的“故事海”的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

海飞：越来越多好的作品不仅在经历时间的检验，也在经历IP改编的检验。我知道你的很多作品都在进行影视、游戏领域的拓展合作。珠玉在前，《神探华良》也在IP开发的路上，以八卷本的完结以及番外《千灯镇》、“古代华良”的陆续创作来看，可以说“神探华良”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侦探小说和影视剧体系。但同时有另外一种声音，作为一种走向成熟的模式，你怎样看IP改编的未来？

蔡骏：“内容为王”依旧是我奉行的准则。我时常想起20年前，国内悬疑小说刚刚兴起，20岁出头的我，和许多的年轻文学爱好者一样，敲击键盘，让自己的文学梦想随着闪动的光标缓缓流出的年华。所以，在我看来写作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写出优质的小说永远是我的第一目标。而IP延展则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可能市场上有些IP是过热，有些是被高估，但真正优秀的作品，可能不太容易被埋没。我觉得内容创作者没必要过于纠结受众的口味变化，小说本身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扎扎实实把内容做好，才有可能被锦上添花。但同时，不可低估影视改编对当下文学作品的正向引导，希望未来在IP改编之路上，文学与影视能够更加相得益彰，相互璧照。

海飞：当下，视听媒介无疑是把小说原著传达得最深广的途径，希望不断涌现的悬疑小说在影视化的呈现下，可以开出簇新的悬疑之花。在我所知，2004年《达·芬奇密码》开启了中国图书悬疑年。只是现在悬疑小说市场逐渐趋向浮躁、血腥、暴力、怪力乱神等元素，好像这样似乎更具吸引力。但我依然相信，不变的是作家的责任，不变的是每一位认真的读者都想经由真实、沉重，走向美好、希望的期望，相信这也给所有内容创作者指引了方向。

蔡骏：中国本土悬疑小说已经用十几年时间走过了西方上百年才走过的路，但悬疑小说的发展水准归根结底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水平影响，我觉得这个发展是相对迅速的，这正是中国社会经济飞跃进步的表现。如今中国本土悬疑小说创作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青年读者逐渐成为本土悬疑崭新的正向推动力，接下来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不断涌现，一波一波形成优良的循环，中国悬疑小说无疑有一个空间巨大的未来。

海飞：在你看来，中国本土悬疑小说未来的发展趋势会是哪个方向？应该在哪个方面更有突破？

蔡骏：中国毕竟是一个人口大国与文学大国，大国意味着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人才，多元化的类型和风格，可以囊括西方的犯罪小说、惊悚小说和哥特小说，以及日本的推理小说，只要我们的创作者有足够的耐心，市场和大环境足够宽容，自然就会有优秀的作家和作品问世。如果在哪个方面会有大的突破，我看好两个领域，一是直面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题材，中国仍然处于社会转型期，呈现出光怪陆离的风俗画面，各种矛盾与冲突会给小说家们提供天然的素材，大时代就会有大作品问世。二是植根于中国本土历史文化背景的作品，历史相当于中国人的信仰，数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以及传统文化是取之不尽的文学资源，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狄仁杰系列小说也是从中国文化中取材，还有太多的历史和文化盲点没有被我们关注到，值得深入挖掘。

海飞：近年来，类型小说出海逐年增加，你的《诅咒》系列、《荒村公寓》系列等作品很早都译介到了海外，类型文学在讲故事优势和全球性话题背景下是否更顺畅收获国外读者市场？

蔡骏：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目前我的作品《生死河》已经被翻译为英、法、德、韩、日等多个语种，最近《宛如昨日》的法语版即将问世。我也接触过许多欧美的评论家和媒体，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有许多奇怪的先入为主的意见。但类型文学的叙事，或者说“好故事”正是全球通行的语言。虽然我们仍然必须克服许多的文化障碍，比如我的作品翻译过程中就有部分的损失，但路总是人走出来的。

海飞：在这个资讯如此发达，几乎是人人自媒体的时代，小说家如何保持创作的“真”与“新”？

蔡骏：“真”与“新”是文学永恒的难题，因为文学上的“真实”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有时候看起来的真实并不经得起现实的考验，有时看起来天马行空的荒诞却又抵达了另一种“真实”。“新”也是同样的问题，尤其是类型小说经历了上百年来的大师作品，如何创新如何不重复前人，成为一项巨大的挑战。目前国内的推理小说创作就在这方面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所以每一代作家都会要求“真”求“新”，这取决于你有没有一双敏锐的眼睛，有没有一颗与大地紧紧相连的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