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愚园路地处上海中心城区12个历史风貌区内，位于城市东西中轴线西段，东起静安寺，西迄中山公园，全长2775米，为上海市64条永不拓宽的马路之一，沿途洋楼错落，弄堂毗连。该路始于1860年所筑的一段军路，1911年以路东端赫德路口著名园林“愚园”命名，后不断西延，至1918年成路。除东边一小段划入租界外，大部分路段在当年属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地区。

地方感一词最早出自赖特的“敬地情结”（Geopiety），著名人文地理研究学者段义孚将之改造为“恋地情结”（Topophilia），指人与地之间的情感纽带。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分析框架的逻辑是感知、态度、价值观和世界观。所谓感知既是对外界刺激在感觉上的反应，也是把特定现象主动而明确地镌刻在脑海中，而把其他现象忽略或排斥。绝大多数被我们感知到的事物对我们都是有价值的，或为了生存的需要，或提供某种从文化中衍生出的满足感。态度首先是个文化的范畴，是一个人与世界面对面的方式，它的稳定性比感知要强得多，也是在一个很长阶段的感知或者说经验中形成的。态度隐含着经验，以及对兴趣和价值的某种牢固的看法。世界观是概念化的经验，它一小部分是个性化的，更多的是社会化的。它是一个态度或信仰的系统。简单地讲：当我们熟悉一个空间，或将空间赋予意义后，空间就变成了地方，地方感油然而生。形象地讲：“人对环境的反应可以来自触觉，即触摸到风、水、土地时感受到的快乐，更为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则是对某个地方的依恋，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的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也是生计的来源。”地方感包括地方依恋、地方依赖、地方认同等维度。

作家的创作和他的地方经验之间往往会有联系。只要是具有现实主义特征的小说，小说家的创作必然与他的生活环境和地方经验有某种直接、间接或者隐曲的反映关系。当然，比景观符号更重要的是小说借此所烘托的故事氛围。在历史小说中，小说家为了可信度，更会选择一些真实的地方场景和标志，借此体现所述历史的真实和地域性。无论是“空间中的文学”还是“文学中的空间”，无论是“经验空间”还是“想象空间”，无论是出于对现实世界的熟稔，还是对历史场景的嗜好，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出生地、生长地作为关联点对作家，自始至终都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文学作品或多或少揭示了地理空间的结构，以及其中的关系如何规范社会行为。对作家地方经验和文本场景进行还原，不仅可以证明艺术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创作规律；通过寻找作家叙事的“外层空间”，还可以深入到其“内层空间”进行精神探原：他们为什么如此“迷恋”一个地区，产生“恋地情结”的玄机又是什么。

本文试从城市文化地理学视角，将愚园路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学场域样本，通过对部分作家书写文本的采样解读，分析“地域特征”如何通过作家的地方经验转化成文本中的“地方感”，这些历时性的文学书写又如何进一步形塑愚园路的“地域特征”，以此探寻愚园路“地域特征”与“愚园路作家群”的“地域想象”之间的互文关系。

一、愚园路的地域特征

综合相关学者的深入研究，愚园路的地域性可概括为：近乎郊野、越界筑路、沪西歹土、新里文化、街区商业。这五个方面构成了愚园路独特的、历史的、丰富的“地域特征”。

1.近乎郊野。一篇落款为二十一年（1932年）十月二十八日夜静，题作《愚园路之夜》的随笔描写道：“这是一条躺在沪西的几乎被娱情声色的沪人所遗忘的幽倩的道路。那儿有令人窒息的幽静。也有蝉蛙争鸣般的喧嗔，尤其是到了这醉人的夜晚。那些都市的爬蟲都睁大着眼睛出来的时候。首尾衔接常常绵亘下两三里路，然而这呼呼的声音，和难以使用到的一两声喇叭，总冲不破两旁美妙的甜静。”由此可见，即便到了1930年代初期，东边地标百乐门（1933年）未建之前，愚园路，尤其是地丰路（今乌鲁木齐中路）以西地区，当年仍近乎岑寂的郊野。静安寺以西区域原来都是城市化不充分的江南水乡，附近流经的水系有西芦浦、田鸡浜、涌泉浜、诸安浜等十多条，可谓蛙声一片，水网密布，故西人常以为郊游之地。

2.越界筑路。顾名思义，就是租界当局越过原有租界界址修筑的道路。从1860年代起至1930年代，两租界或以军事原因，或以开设和维护公园、跑马厅等休闲场所名义越界筑路。工部局或公董局设置巡捕对这些道路进行管理，竖立电杆，钉定门牌，维护治安，向沿路居民征税，使这些地方成为租界的附庸。除东边一小段划入租界外，愚园路绝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地区。熊月之先生概括道：越界筑路是近代上海所有、其他城市所无的奇特历史现象。因越界筑路而生的越界筑路区域是近代上海特有、其他城市绝无的诡异区域。——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每每介于租界、华界之间，又往往兼而有之，其人事常常较租界、华界更加复杂。愚园路是近代上海诸多越界筑路中尤为奇葩者。

3.沪西歹土。“歹土”一说最早见于《大美晚报》。从1939年起，日伪势力进入沪西越界筑路地区，不到半年时间，在这块不足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舞厅、毒窟、赌场、淫窝、夜总会，加上军统、悍匪，特别是汪伪特工组织“76号”带来的暗杀、抢劫、绑票、勒索，生生把这里变成了魍魉世界。《大美晚报》在列举大量事实后，将此称为“沪西歹土”。愚园路无疑是沪西歹土中颇具代表性的一条。美国学者魏斐德高度概括说：沪西无主地带——歹土的非法娱乐，既是对无法摆脱的社会紧张感的暂时逃避，又是一个分裂城市在外人统治下溃烂的持续标志。

4.新里文化。上海早期的典型住宅建筑形态是石库门，但1930年代后，在一些后发的城市化地区，旧式石库门建筑演变为新式石库门建筑，乃至为新式里弄住宅所迭代。愚园路因属越界筑路地区，最初地价较租界低而较华界高，治安较租界差而较华界优，因此吸引了许多人买地造屋，逐渐形成风格不一的建筑和毗连状弄堂，最终成为以具有现代居住条件的新式里弄为主、间杂公寓和花园别墅的住宅区，其密集的新里弄堂景观以及内涵的市民社会使之成为上海里弄住宅区和弄堂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

5.街区商业。愚园路处于城市东西向发展的中轴线上，但并非南京路霞飞路那样的繁华中央商业区。因人口逐渐增多的住宅区的缘故，愚园路的商业主要是配套的街区商业。1949年后，街道两边仍是小店林立，服务齐全，弄堂口有许多流动或基本固定的小商小贩，烟火气、商业气、居家气浓郁。从愚园路及其周边的商业业态看，几乎囊括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所有环节。卢汉超先生认为：“对于上海人而言，与日常生活最息息相关的是在步行可至的街区内那些微小却又充满生机的商业和活动，而不是以外滩和南京路为代表的那种令人目眩的生活。”

二、现代文学中的愚园路：以林语堂、张爱玲为例

愚园路堪称一条文学中的马路，在此区域居住或将此作为书写空间的作家，有周瘦鹃、林语堂、茅盾、庐隐、张爱玲、施蛰存、王安忆、金宇澄、小白等。福楼拜为创作文学场景实地远足，其小说地图如同一架工艺精湛的地震仪，反映了巴黎令人困惑的震动；狄更斯小说的细节精确性可和同时代泰晤士河沿岸场景照片相对应，反映了转型之中的雾都伦敦的剧痛；巴尔扎克用他指南般的地域描写揭示了巴黎的“金钱和快乐”，雨果的地理景观则勾勒出巴黎黑暗迷离的“另一面”，乔伊斯的思考街道映射出“被印满了文字的文本糊起来”的都柏林。伍尔芙的明快街道则隐喻了一个“正脱去印花裙子，用蓝色和珍珠打扮自己”的伦敦。作为文学资源，愚园路的“地域特征”通过作家的地方经验化为浓郁的“地域意识”，并在作品中表现为独特的“地方感”。这种“地方感”可能是早年近乎郊野的自然与岑寂，可能是越界筑路的吊诡和离奇，可能是沪西歹土的逃避和溃烂，可能是马路两旁大雅大俗的市民气，可能是弄堂深处日常生活的烟火气，在最近的当下，还可能是在急速城市化、商业化进程中的紊乱和尴尬。当然，表现在某部作品文本中的“地方感”既可能是历时性的，也可能是共时性的；既可能表现为统合，也可能表现为并置。愚园路作家群丰富的“地域意识”共同建构出一条“文学中的愚园路”。

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曾真实地描写过某天清晨在愚园路寓所醒来时所“领悟”到的各种声音。笛声，马蹄声，百灵鸟、喜鹊、啄木鸟、鸽子等各种细碎的鸟鸣声，甚至是野鸭悠扬不绝的长唳。这些“鸟鸣声悦耳异常，除于音乐比拟之外，实在不能用字句形容”。林语堂随后还专门细腻描述了他最爱听的一对鹧鸪的鸣声，兴致勃勃地进一步展示他的“抒情哲学”：

最有趣的是，每天清晨，一只雄鸟必先在我的寓所附近的树上叫起来，随后雌鸟即在离开约百码以外之处以鸣声相答，他们的鸣声的快慢有时也若有参差，似乎是因为心境的变迁。有时则末一短音不叫出来。

可以想象：当年的愚园路还是一个自然生态非常良好的近郊，使对声音特别敏感的林语堂感叹“在寂静中，我所享受的美的愉快更胜于勃拉姆斯的交响曲”.

这篇1936年写于美国的散文，几乎可以纳入当下正发展着的“生态文学”。而弄堂里扫帚的“刷刷”声、小孩的啼叫声、开窗和铁钩插上去的声音、轻轻的咳嗽声和足声、杯盘碗盏声和小孩呼妈妈声等市声，则可以烘托出林语堂家里以及附近弄堂里市民的居家生活，这些日常的声音仿佛生活的象征，最为悠长不变。马蹄声可能来自几个骑马的印度巡捕，敲门声则可能来自通宵狂欢回来的外国青年，点出了这一片区域虽属于越界筑路地区，但沿途的马路由巡捕房的巡捕负责治安。“沪杭甬火车隆隆之声自远而来，到极司非而路车站停止。”指的是1990年代才拆除的中山公园附近的上海西站，虽然还隔着电车的两站路，却“隆隆可闻”，也证明了所处空间与时间的“寂静”。看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感叹林语堂先生的敏感和耳朵之尖。他早晨醒来“在上海寓所听到的音乐会之《协奏曲》”也可以称之为“愚园路的声音”。

通过声音的隐喻，我们不仅对1930年代作为作家和翻译家的林语堂的居住空间，也对他所描述的近乎郊野的愚园路地域空间有了十分真切的感受。而林语堂也无疑在他充满“地方感”的散文里寄托了他的“恋地情结”，且很好地诠释了段义孚分析逻辑的第一步：感知。林语堂寓所的确切位置在当时的忆定盘路(今江苏路)四十三甲，但因为几乎就在愚园路边上，且愚园路为当时东西向马路的主干，故一般人都称“林寓”为“愚园路上的住宅”。从充满感情的文笔中可以看到：这一阶段的林语堂对住宅附近的环境是颇为满意的。声音犹如音乐，比其他的感觉更能打动到人，林语堂先生对声音尤其敏感和重视。在另一篇散文小品里，他曾经愤愤地写到，因为不堪邻居家买了个无线电收音机，整天无休无止地播放，而不惜“出租”别墅暂避“公寓”。他1934年最后卖掉愚园路上的房子可能也与对环境的态度有关。从林语堂的散文中可以看到，此期间愚园路的地域环境和居民正在逐渐发生变化。

张爱玲似乎同样对声音有特殊的感情，譬如电车声，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

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觉的。——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驶着的电车——平行的，匀净的，声响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识里去。

张爱玲之所以喜欢听电车声，是因为她在上海所住的爱林登公寓附近有一个电车厂。这家英商电车公司当时经营着全市大部分电车线路。日夜相伴的电车声已让城市居民张爱玲习以为常，以至于感叹“长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张爱玲有好感的“声音”还有当地军营的喇叭声和各种叫卖声。她早年上学的地方在愚园路西边白利南路上的圣玛利亚女中。从1931年入校，到1937年高中毕业，在这里度过了6年少女学习时光。最初的写作，如短篇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和散文处女作《迟暮》等都在圣玛利亚校刊上发表。张爱玲后来住的地方在愚园路东头一拐弯的赫德路爱林登公寓，其址正在早年所废的愚园内。张爱玲于公寓落成三年后的1939年，与母亲黄逸梵、姑姑张茂渊第一次住在常德公寓5楼51室，后去香港读书，1942年返回上海后与姑姑第二次住在6楼65室，直到1947年9月，先后在这座公寓里生活了六年多时间。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几部作品：《封锁》《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记》《倾城之恋》均在此完成。这也是张爱玲与胡兰成恋情开始的地方和结婚的时候。在圣玛利亚女中读书，加上两次在爱林登公寓居住，张爱玲在愚园路两头一共学习生活了将近13年，而这13年正是她青春、恋爱并形成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重要时期。

张爱玲对愚园路无疑非常熟悉。在1950年创作的小说《色·戒》中，王佳芝最后上了黄包车，要去的地方是愚园路（李安拍《色·戒》时改成了“福开森路”）。小说也隐约以郑苹如美人计诱杀丁默邨的真实故事为蓝本。据考：丁汉奸曾居愚园路1010号，张爱玲此时所恋的胡兰成也时常出没于愚园路1136弄汪精卫公馆和749弄李士群家中，胡最后一任太太即是汉奸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色·戒》的创作灵感很可能来自于张爱玲的现实生活遭际。不问政治的张爱玲虽然戴不上汉奸文人的帽子，但她与汉奸胡兰成的密切交往也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张爱玲抱有不问政治的态度，也没有资料表明她结婚后是否和胡兰成一起经常外出活动，但她对周边汪伪生活的区域不可能视而不见，胡兰成对她的影响必然也会在她的作品中有所流露。她的文学创作并没有脱离她自己的生活，相反很喜欢从自己身边的生活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和原型。恰如她自己所说：“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

1988年，远在美国的张爱玲在随笔《谈吃与画饼充饥》中，还念念不忘愚园路上“离我学校不远，兆丰公园对过有一家俄国面包店老大昌（Tch-akalian）”，怀念里面的十字面包和肉馅煎饼。可见其对愚园路的记念之深。据考：兆丰公园对面的老大昌实有其店，在愚园路1402号。

不要以为高高瘦瘦的张爱玲真那么孤高傲世，她为了成名，也是可以低到尘埃里去的。1943年初春的一个下午，23岁的张爱玲怀揣推荐信和自己的两部中篇小说，来到愚园路608弄94号“鸳鸯蝴蝶派”主将周瘦鹃的“紫罗兰庵”。文学青年张爱玲谦卑地自我介绍，并拿出两部中篇小说请周老前辈审阅赐教。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分别时，周瘦鹃请她一周后再来听回音。一星期后，张爱玲如约而至，周瘦鹃坦率地谈了看法，语多褒奖。张爱玲回去后，大概和姑姑商定，准备择日请周瘦鹃夫妇去家里喝茶，以表达感激之情。于是，当天晚上又赶到周家，向周瘦鹃发出邀请。届时，周瘦鹃独自带了刚出版的《紫罗兰》杂志样刊，去张爱玲家做客。参加张家茶会的其实只有三个人，即张爱玲姑侄和周瘦鹃。据分析，张爱玲为了发表作品，至少和周瘦鹃见了四次。张爱玲的成名离不开周瘦鹃，尽管她不喜欢此人，并在《小团圆》里，对此事有过几近真实的描写。而周瘦鹃在《写在紫罗兰前头（三）》一文中也曾经传神忆及当年张爱玲前来拜访的经过。仅仅数月后，《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先后发表，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张爱玲，即以这两篇作品掀起“张爱玲热”，20岁出头的她迅速蹿红。现实生活中的愚园路一定让张爱玲又爱又恨，印象深刻。

张爱玲曾认为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而她所谓的“行万里路”指的是“逛马路”。她所逛的马路很多都在愚园路附近。那么，张爱玲在漫步行走时又见到了些什么呢？《道路以目》写于1944年，应该是张爱玲居住在爱林登公寓的时候，她所看到的街上的情景应是愚园路区域周边的场景：

街上值得一看的正多着。黄昏的时候，路旁歇着人力车，一个女人斜签坐在车上，手里挽着网袋，袋里有柿子。车夫蹲在地下，点那盏油灯。天黑了，女人脚边的灯渐渐亮了起来。

烘山芋的炉子的式样与那黯淡的土红色极像烘山芋。

小饭铺常常在门口煮南瓜，味道虽不见得好，那热腾腾的瓜气与“照眼明”的红色却予人一种“暖老温贫”的感觉。

寒天清早，人行道上常有人蹲着生小火炉，扇出滚滚的白烟。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煤炭汽车行门前也有同样的香而暖的呛人的烟雾。大多数人不喜欢燃烧的气味——烧焦的炭与火柴，牛奶，布质——但是直截地称它为“煤臭”，“布毛臭”，总未免武断一点。

坐在自行车后面的，十有八九是风姿楚楚的年青女人，不然就是儿童，可是前天我看见一个绿衣的邮差骑着车，载着一个小老太太，多半是他的母亲罢？此情此景，感人至深。然而，李逵驮着老母上路的时代毕竟是过去了，做母亲的不惯受抬举，多少有点窘，她两脚悬空，兢兢业业坐着，满脸的心虚，像红木高椅坐着的告帮穷亲戚，迎着风，张嘴微笑，笑得舌头也发了凉。

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红灯，骑行时但见红圈滚动，流丽之极。

深夜的橱窗上，铁栅栏枝枝交影，底下又现出防空的纸条，黄的，白的，透明的，在玻璃上糊成方格子，斜格子，重重叠叠，幽深如古代的窗槅与帘栊。

店铺久已关了门，熄了灯，木质模特儿身上的皮大衣给剥去了，她光着脊梁。旋身朝里，其实大可以不必守礼谨严，因为即使面朝外也不至于勾起夜行人的绮思。制造的实在是因陋就简，连皮大衣外面露出的脸与手脚都一无是处。

不同于本雅明喜欢逛巴黎拱廊，张爱玲爱去的是小菜场。在1947年的纪实性散文《中国的日夜》中，张爱玲淋漓尽致地使用各种比喻，充分“感知”去小菜场路上的见闻：有清湿气味的空气，像碎切腌菜，或是像酱菜的小孩，穿着中国“国色”蓝布衫的行人，深深浅浅，都是像雨洗出来的，清翠醒目。接下来还兴致勃勃地描写了“仰着头，面如满月，笑嘻嘻张开大口吆喝着，像外国人画的漫画里乐天中国人”的卖桔子小贩。“黄脸上的细眼睛与头发同时一把拉了上去”，到五金店烟纸店化缘的道士。“菜篮里一团银白的粉丝，像个蓬头老妇人的髻”的女佣。拎着两边绊子里穿着便于提携的蓝布条锅子的小女孩。肉店里橐橐剁肉的学徒和前来买肉的衰年娼妓，以及正向乡下亲戚宣讲小姑劣迹的肉店老板娘。“无线电里娓娓唱着申曲”的店面以及“街道转了个弯，突然荒凉起来，迎面一带红墙，红砖上漆出来老老大的四个蓝团白字”的小学校。这些生活场景，是赫德路、愚园路附近司空见惯的日常市井生活。

城市意味着陌生人的世界。城市生活包含了双重特性：一方面使人产生孤独感，一方面又使人产生新奇感。紧张、刺激、碎片化导致人与人的疏离。本雅明在阅读城市的过程中着迷于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分钟，其作品善于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读日常生活的边缘细节，表现都市生活的真实性和物质化体验。张爱玲在这些方面与本雅明有相似之处。但喜欢拎着菜篮子“逛马路”的张爱玲与本雅明笔下作为城市观察家，具有男性、超验、他者内涵的“浪荡子”显然不同，张爱玲的闲逛和视角是女性、世俗、代入，有时候似乎是故意带点喜欢的。但如果将“暖老温贫”的日常生活景象放在那个特定的烽火年代和歹土区域，放在上海沦陷、民族存亡的大时代背景下，让我们看到的则不仅是六楼公寓上换衣服也没人管的超然，更是一种不问青红皂白的“冷”。张爱玲明显地在刻意淡化国家、民族概念，试图以小化大，以个体立场消解爱国立场，以沉到底的历史时间摆脱迫在眉睫的战争空间，用千百年来亘古不变的日常生活来排遣眼前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仇恨。张爱玲并不一定就没有过内心的挣扎，但她自私而奇特的个性，她暧昧而古怪的交往，她独特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决定了她要做一个民族斗争的旁观者，起码是视而不见的回避者。用超阶级、超时代的“暖老温贫”来掩避、消解残酷的政治和战争，深刻地揭示出张爱玲自我放逐、自我逃避、自我安慰的人生态度。这同那个时代地点有关，也同她自己独特的地方经验和“地域意识”有关。正如香港的沦陷成就了范流的爱情。上海的孤岛时期和最终沦陷也成全了张爱玲奇特的文学创作心态。本雅明将城市边缘性的事物视为理解城市最重要的线索，将都市文化昙花一现的象征表现为一个整体，试图“复活”与时间有关的空间价值。相比之下，张爱玲没有那么多哲学抱负和形而上，她形而下表现的城市经验和想象看上去是世俗的、琐碎的、现实的，所表达的都市现代意识以传统性和地域性面目出现，看似“无时代性”的超然价值观，恰恰是现代性的一种逆视。用段氏范式分析，张爱玲的“感知”中其实是有态度、有世界观的。

三、当代文学中的愚园路：以王安忆、金宇澄、小白为例

王安忆的《长恨歌》讲述了上海弄堂女儿王琦瑶的一生，主要年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王琦瑶的个人生活虽然始终没有进入历史主流, 她的故事却呈现在真切的历史纪年之中。《长恨歌》开头第一句是：

站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

上海的地域特征呼之欲出。开场的弄堂意象一下子为关于上海小姐的叙事打开了隐喻性的空间。在对上海弄堂进行了经典性的“诗意”描画后，王安忆接下来细数了1990年代空中俯视下的四种上海弄堂：石库门弄堂、新式里弄弄堂、公寓弄堂、棚户区弄堂。这些弄堂尽管形形色色，但在王安忆的理解里，其底蕴却是形变神不变的一桩事体，一语道破即是“千人千面，又万众一心的”。王安忆随之生动而形象地描写了四种不同弄堂的细微特色和肌理味道。王安忆的视角从空中到地面，笔触从水墨大写意，慢慢变成细致的工笔：绘出了老虎天窗、屋披、晒台、新式里弄铁栏杆的阳台和落地长窗，充分地体现了她的“感知”能力。要描写上海的里弄生活，尤其是包括公寓和花园在内的新式里弄，愚园路所形成的生活场景和社会关系无疑构成了创作 “富矿”。虽然小说中设计的王琦瑶解放后的主要居住地是淮海路上的平安里，但解放前所居的“爱丽丝公寓”在静安寺“百乐门斜对面一条僻静的马路上的短弄里”；文中还提到王琦瑶好友蒋丽莉的父亲与其母亲离婚后，“在愚园路租了房子住”，也出现了实际路名；更重要的是弄堂场景气息的描述很可能源自包括愚园路的居住经验，这也应该是适合王琦瑶们和张爱玲们生存的地方。

王安忆的身份虽然是随父母进城的南下干部二代，但毕竟在上海出生和长大，从《长恨歌》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她对这座城市的熟悉和了解，以及认同程度。王安忆早年与父母同住在淮海中路一条新式弄堂里，她的上海经验应该说大部分来自于此。20岁那年搬到愚园路上的愚谷邨，虽然因知青插队居住时间不是很长，但后来分配给她的镇宁路房子、购买的云阳花苑住房也都在愚园路附近区域。这里的马路，这里的弄堂，这里女人的生活，应该都是她所熟悉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一定是有的。尤其是当她提起笔来写弄堂的时候，介乎新式里弄和公寓里弄之间的愚谷邨及其附近的弄堂自然会浮现在她眼前，调动起她的思维。王安忆很关心弄堂里发生的故事。《长恨歌》的灵感即来自于美丽牌香烟壳上的美女蒋梅英被害案，王安忆曾回忆：大概十多年前，我看了一个小报，上有个新闻，是个案例，我也看得很马虎，一眼而过，它让我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它说的是一个上海小姐，最后被一个城市社会青年杀掉了…… 蒋就住在愚园路江苏路街道，离王安忆住过的两处住宅都不远。尽管王安忆的创作风格具有虚实交错、明暗掩映的模糊风格，想象和虚构也是小说的本质，但作为现实主义小说，经验世界的生活积累也是不可或缺的。对于王安忆来说，“爱丽丝公寓”“平安里”的故事场景，王琦瑶赖以生存的地域空间和社会空间，她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回忆驾轻就熟地加以表现，作为潜在的意识，地方经验在创作中若隐若现，足够她应付自如。

卢汉超先生曾评论：“在上海，没有什么能像那些比比皆是的弄堂使人能更了解这个城市人们的日常生活了，这些邻里社区是上海绝大多数市民的居家住所。他们不仅仅住在里弄社区，这儿也是他们工作、娱乐、社交以及日常购物之地。总之，弄堂就是这些居民的城市。……里弄才是显示了大部分上海人生活的真正的世界”。王安忆对弄堂的认识更为感性，更入肌理：“上海弄堂的感动来自于最为日常的情景，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而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这是有烟火人气的感动。——上海的弄堂如果能够说话，说出来的就一定是流言。它们是上海弄堂的思想，昼里夜里都在传播。上海弄堂如果有梦的话，那梦，也就是流言。” 这种深入骨髓的认识，不可能来自王安忆的知青生活，也不可能来自她以后住的新式小区生活，只能来自她在愚园路附近以及他处所接触和浸润的弄堂生活。如段义孚先生指出的那样：“当这种情感（指恋地情感——引者注）变得很强烈的时候，我们便能明确，地方与环境其实已经成为了情感世界的载体，成为了符号。”

当然，王安忆的所恋之地未必就只是淮海中路或者愚园路，而是上海普遍的弄堂，但她对弄堂的态度无疑与她的地域经验有关。王安忆曾经说过：“我在虚构的时候往往有一种奇妙的逆反心理，越是抽象的虚构，我越是要求有具体的景观做基础。”她曾经谈到成长中的某个“瞬间”：“我永远难忘……有一日我走过后弄，从厨房的后窗里，看见阿大母亲的情景。她正在红卫兵的监视下淘米，这已经使我很惊讶了，他们竟然还正常地进行一日三餐。更叫人意外的是她安详的态度。她一边淘米，一边回答着红卫兵们的提问，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并且她的衣着整齐，干净，依然美丽……”评论家陈惠芬深入分析道：“这一经验给予王安忆的印象想必深刻，以至几十年后依然记忆犹新，而同时，却也未尝不是一种‘建构’或 ‘认同’的努力。”这个“瞬间”可能属于淮海中路弄堂，但愚园路应该也有不少这样的“瞬间”。

王安忆在充满灵性地描写黄昏时分鸽群盘桓、屋脊连绵起伏的上海弄堂后，忍不住说——“它们实在是极其美丽的景象”。可见“感知”最终变成了她发自内心的态度和历史价值观：“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它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日子。”在她看来，历史与其说是演变的结果，不如说是坚韧的日常生活的累积，尤其是在一个激烈的时代里，那种执着于每一个日子的抉择，更有可能构成历史的“底子”。王安忆曾经坦言，《长恨歌》的目标是写出一个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只有“格外地将这日月夯得结实，才可有心力体力演绎变故”。张爱玲在纪实性散文《中国的日夜》最后，从菜场回来，也用诗句表达过和王安忆几乎同样的思想：

我的路/走在我自己的国土/乱纷纷都是自己人/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补丁的彩云的人民/我的人民/我的青春/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谯楼初鼓定天下/安民心/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沉到底。……/中国，到底。

无论是张爱玲的“公寓”，还是王安忆的“弄堂”，一脉相承的是这里的日常生活。历史都是过眼云烟，日常生活才是沉到底的底子。愚园路的弄堂市井生活带给不同时代的作家同样的体悟，殊途同归的文学价值观，证明这条路的人地联结具有很强的文学情绪，并触发由“感知”而产生的段义孚先生“恋地情结”的后两个逻辑环节：态度和价值观。

金宇澄的《繁花》叙述年代跨入了1980～1990年代，有意思的是，这部用独特的语言风格叙述上海日常风俗的小说居然也写到了愚园路，而且直接将人物故事和关系嵌入 “长宁电影院着火”的社会新闻，借助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将男女私情描写得绘声绘色。陶陶和潘静买大碟相识后，第一次约会在近中山公园的愚园路“幽谷”餐馆，夜饭吃过后经过附近长宁电影院，进去喝咖啡。作者描述了当时电影院的布局：二楼有咖啡吧、小型舞厅，三楼为招待所。二楼霓虹灯闪烁，走廊边有小舞厅，另扇门开进去是车厢座位。

位于中山公园20路电车终点站附近的长宁电影院，地处车来人往的交通要道，在1990年代谈不上俗气，也未见得高雅，其转乘的“临时性”很适合陶陶和潘静的匆匆相识，露水相逢。电影院的格局也颇合两人的生意人身份和有些尴尬的暧昧关系。但金宇澄要的明显是那一场大火。正在两人尴尬聊着时，突然电影院着了火。烟雾中众人狼狈不堪，人人如热锅上蚂蚁，方向不明，情急中陶陶拖了潘静逃生，终于通过三楼走廊尽头老伯伯打开的铁门获救，潘静因生死关头陶陶的不离不弃大生好感。

陶陶与潘静离开，顺愚园路朝东走了一段。潘静说，陶陶是好男人。陶陶说，开钥匙的老伯伯真正好男人。潘静说，老人家可没拉我呀。陶陶说，我胆战心惊，潘静靠近陶陶肩膀说，最艰难的时刻，谁一直拉着我不放，从来不松开。陶陶说这是起码的。潘静说，是好男人就送我回家。陶陶看表，半夜一点，叫了车，潘静贴紧了就坐。车子开到香花桥一个公寓门口。陶陶对潘静说，我跟车回去，不送了。潘静醒过来，从口袋里摸出信封，倒出一把钥匙，潘静贴紧桃桃耳朵说，我住此地——你随时可以来，钥匙坚定塞进陶陶手心，用力一揿，泫然泪下，关了车门，不回头奔进公寓。

我们不得不佩服金宇澄讲故事的水平，貌似短句白描木刻，朴素简单，又分明细腻灵动见性，栩栩如生，把面临生死考验时的男女私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至于金宇澄为什么要把故事发生的场景设置在愚园路上的长宁电影院，并不清楚，但相信这不会是随意的安排。至少，金宇澄对那里的地理环境有相当的熟悉，才能略带真实感地加以描述。经此生死劫，捅破了一层纸，陶陶和潘静关系由若即若离的暧昧陡转为没有距离的明确。吃饭，喝咖啡，然后“狼奔犬突，左怀右抱，现在亲密如此，压缩于短短几小时，陶陶心乱如麻。潘静满面欣慰，女人可以简单，男人是饱经沧桑”。一场火使两人的关系更加微妙，空间有了意义就变成了“地方”。

当年长宁电影院的那场“天火烧”，是一条真实的社会新闻，尤其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对此都记忆犹新。王安忆利用一则愚园路的社会新闻衍生出一部长篇名著，金宇澄则利用这条有场所感的社会新闻创造了一个“天火烧”的幽会场景，由此来展示特殊情景下的人物性格，发展人物关系。全球化对地域性造成很大冲击。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在现代世界中，地方含义的深化和丰富过程遭到了破坏，其结果是地方的“真实性”遭到毁坏，城市空间变得不真实和“无地方特色”。加拿大学者雷尔夫认为“地方”的本质在于其“本真性”，具有本真性的地方，是同人自身有着真真切切紧密联系的地方，包括出生的地方、成长的地方、有过特殊搬迁经历的地方，总之是人们深深关切的地方。莎朗·佐金说得更形象：“原真性是一种生活和工作的连续过程，是一种日常体验的逐步积累，一种人们对眼前房子、身边社区每天依然如故的期待。当这种连续性中断，城市就失去了灵魂。”无论是海德格尔的“真实性”还是雷尔夫的“本真性”，或者佐金的“原真性”，都表明了一个意思：人们需要原汁原味的生活、真实的生活、有烟火气的生活，而突飞猛进的全球化、现代化、技术化和大拆大建的城市化很可能破坏这种地域生活。金宇澄所描述的中山公园地区作为交通枢纽地区，在上世纪的城市化运动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愚园路西尽处的长宁电影院被以建造地铁的名义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体量不小的三层现代商业建筑，先后变脸为百思卖、米域等品牌，现在几乎变成了一家口腔企业的广告楼，沦为愚园路历史风貌区内一个没有历史风貌的普通建筑，一个千篇一律“无地方性”的商业景观。金宇澄借用电影院着火的“历史新闻”所虚构的文学故事，用文学记忆为大规模城市更新所造成的“无地方性”保留或者说想象了一段逝去的“烟火气”。

作家小白写过一篇与张爱玲小说同名的《封锁》。张爱玲从亲历（起码是共时性的经历）中获取灵感，小白则从文献档案中获取历史的灵感。但无论是张爱玲分析电车中两性的微妙爱情心理，还是小白刻画公寓里极限人物的跌宕心理，“封锁”都是小说叙事的重要时限。

回到历史，“封锁”也确实是1940年代初上海一个耐人寻味的“意像”。愚园路恰恰是频繁发生“封锁”之地。当时的报纸，如《申报》《新闻报》《大晚报》，以及披露的美国国家部门中心关于中国内部事务的机密文件，都证实了沦陷时期的愚园路遭到过多次真实的“封锁”。如镇宁路口608弄、钱家巷一带和汪家弄一带都曾被日本宪兵长时间封锁，饿死平民无数。

《封锁》讲述孤岛时期的上海，汉奸头目在寓所的爆炸中身亡。为追捕刺客，日军封锁了甜蜜公寓，日本宪兵队林少佐展开一场封闭式恐怖调查，饥饿和恐慌笼罩着所有住客。鸳鸯蝴蝶派作家鲍天啸为了自救，将笔下的神秘女人作为诱饵和日本人周旋，却不料越陷越深，最终不得不接受一场真正的人性考验，完成第二次爆炸，成为一个平民英雄。

故事发生地点是愚园路。审讯时表明主人公鲍天啸住愚园路219号甜蜜公寓二楼202室。小白设想的故事发生地点是在越界筑路地区。他对该地区的来龙去脉和逐渐演化十分清楚，下面的一段几乎是一份准确的历史地域介绍：

越界筑路地段，管辖权争执由来已久。从前日本人没打进来时，租界工部局一段一段租买地契，一段一段往中国地界修路。修好路就造房子。造好房子就有租界居民住进来，租界再派驻警察管治安。国民政府有心争，无力抢。终于达成默契：工部局修成道路上治安归租界巡捕房管，道路两侧治安归中国政府。但这一片发生刑事案件，中国警察向来不管不顾。工部局正好步步蚕食。等日本人打进来，南京政府逃到重庆。租界当局就硬不起来。母国打仗自顾不暇，在租界，能维持体面就不错。越界筑路地段发生治安事件，租界偶尔也要争两下，弄到最后往往是丢光面子。西区就此变成外国报纸上所谓BAD LAND——歹土。

据作家孙树棻回忆，原来越界筑路的“准租界”地区和正式租界有所不同，马路两边新造起的弄堂和洋房都归租界巡捕房管辖，但马路边那些腹地的原来居民却仍旧归中国地方政府管辖。唐振常先生主编的《上海史》里说：甚至奇怪到在这些“越界筑路”地区，“租界当局只负责马路治安，对马路两侧无权过问。特务在这里作案，只要往路旁弄堂里一钻，租界捕房便无奈他何。正是这种畸形的行政划分，为特务们为非作歹提供了方便”。研究愚园路的“地域性”，“越界筑路”是绕不过去的一个特质。特殊地理成就了特殊文化和社会活动。熊月之先生分析说：“这种租界与华界结合、交错之处，本来就是治安管理相对薄弱的缝隙，再加上公共租界与汪伪区域的结合、交错，于是，这里的文化内涵、历史文脉便与别处大不一样，众多人事在别处必遭‘岂有此理’之讥，在这里便‘竟有此事’。于是，人们在这里，既能看到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维新志士的激昂慷慨，外国侨民的奇异身影，爱国志士的锄奸壮举，也能听到商贾政客的匆忙脚步，舞厅赌场的特有喧闹，共产党人的爱国宣传，还能感受到上海演变在这里反映出来的阵阵脉动，历史沧桑在这里留下的串串印痕。”愚园路正是如此，成为一个被多方势力利用和中外政治角逐的复杂空间。汪伪时期更是城市软肋。因为越界筑路带来的警权模糊，多管多不管，所以愚园路一带既是沪西歹土，又是谍战乐土。愚园路上的1136弄、668弄和749弄三条弄堂成为汉奸高官盘踞的“巢穴”，1136弄31号大宅更是汪精卫官邸和汪日密约的谈判处。毫无疑问，小白为了写《封锁》，对上海史和愚园路区域是下过一番研究工夫的，他对越界筑路地区和西区歹土的“历史感知”符合基本事实，在此扎实文献基础上进行博尔赫斯迷宫式的精彩虚构和地域想象，完美地融合了历史真实和空间想象。小白之所以将故事地点设计在越界筑路地区，且以此来营造小说的整体叙事场景，是因为愚园路所具有的“地域性”可以成为场景设置的最佳选择。

愚园路沿线和周边区域的建筑、弄堂、马路、街区是市井的、日常的、便捷的、小尺度的；同时也是传奇的、冲突的、故事化、场景化的，因此很能得到文学家的青睐，无论是居住还是书写。林语堂的散文从奇妙的“声音”角度来反映早年“郊野时代”愚园路的自然生态。张爱玲的文本充满了沦陷时期的市井文化、街区生活和汪伪政权的暧昧气息。小白《封锁》发生的时间正是日伪盘踞在越界筑路地区的时候，之所以把故事发生的场景设置在愚园路上，正是看中了沪西歹土的地域特殊性，可以为人物设置复杂的社会关系，并提供足够斡旋的叙事空间。王安忆的小说充满历史跨度的弄堂文化和愚园路人家日常生活的底子，正好为王琦瑶的一生找到了合适的地域呈现舞台。金宇澄的愚园路时代已经跨入了城市化，与其他历史时间更往前的作家相比，虽然没有体现出典型的地域性，但也不脱离愚园路作为重要城市节点和活动舞台的历史脉络。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记录了1990年代“有地方”和“无地方”过渡时期的地方经验，从文本上留存和创造了长宁电影院的城市记忆和地域想象。该电影院没有被大火烧掉，却在1997年被拆除了。林语堂在寂静中感觉“隆隆可闻”的火车西站，如今也已荡然无存（1997年拆除）。我们城市的地域特征正在日新月异中被逐步削弱，这对艺术创作来说并非好事。也正因此，我们要感谢这些文学书写为我们保存了愚园路穿越时空的“地方感”。王安忆和金宇澄有愚园路痕迹的长篇小说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小白以愚园路为故事发生地的中篇小说获得鲁迅文学奖。愚园路堪称文学创作的“福地”，也证明“地域意识”是重要的文学资源，不能被随意抹杀。

四、结语

文学作品具有内在的地理学属性。它们往往由位置和背景、场所与边界、视野与地平线组成，成为地域意识的表达。文学作品当然不只是简单地对客观地理进行深情的描写，同时也展示了情绪景观、阅历景观、知识景观，提供了认识地方的不同方法。按照段义孚先生“恋地情结”的研究范式，从“感知”到“态度”，再到“价值观和世界观”，“地方感”必然会投射到作家文本中。文化地理研究学者迈克·克朗睿智地指出：“人文地理学的学者们很快意识到，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同样涵盖了对地区生活经历的分析，在这一方面，我们可借助小说研究描述中的地方的感受，或领略用文字描绘出的地方。这些充满想象的描述使地理学者认识到了一个地方独特的风情，一个地区特有的‘精神’。”作为被选择的城市地域空间，林语堂凝神的声音场所、张爱玲游荡的周边街道、王安忆有虚有实的弄堂、金宇澄的“火灾”电影院、小白的“甜蜜公寓”，都生动再现了愚园路丰富的“地域性”和“场所感”。居住于此的地方经验和沉浸于此的地方认知所培养的地方感对作家书写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地域性也有赖这些文学书写的隐喻空间得以非遗性保存，并构成值得回味的互文关系。从城市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对作为样本的愚园路地域特征呈现在作家文本中的地方感进行分析，不仅可以感受到社会空间如何通过地方意识投射到作家文本中，而且可以发现这些历时性的文学书写又如何回过来为愚园路形塑了层次丰富的地域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