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金宇澄 (1952～)，原名金舒舒，上海人。1969年赴黑龙江农场务农，1977年回沪。1988年起任《上海文学》杂志编辑、编辑部副主任、副主编，编审，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200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中短篇小说集《迷夜》，随笔集《洗牌年代》等。长篇小说《繁花》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长篇小说《繁花》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勃兰兑斯用“德国的浪漫派”“法国的反动”“英国的自然主义”“法国的浪漫派”“青年德意志”等概念去定位和呈现他那个时代的欧洲文学在自己眼中的来龙去脉，并且将它们归结为《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他的这个认知和方法显然是有效的，而且影响力巨大。某种意义上，勃兰兑斯的这种影响波及甚至主导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进程及其表述，以至于今天的文学教科书或者一般文学常识性传播，都在借用勃兰兑斯。

肇始于19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至少在形式上与勃兰兑斯的描述有不少相似之处。“朦胧诗”以及稍后的先锋小说，是对“狂飙突进”的德国浪漫派的致敬与响应，尽管它们使用了“凌波微步”和“隔山打牛”的手法，身形飘忽不定，但它们解构历史并希望借此重建历史叙事的隐形冲动，让它们在很多时候更像是“青年德意志”的翻版。“寻根文学”很像是讲究“内练一口气”的历史逆行者，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在“法国的反动”行列中发现他们的影子。而势大力沉的“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以及各种现实主义，靠着“外练筋骨皮”的硬功夫，在“法国的浪漫派”那里找到了如巴尔扎克、司汤达这样的大宗师。

以上的比附很可能是不伦不类的，读者诸君姑妄听之。我想说的是，在很多写作者都有自己“套路”的意义上，可以把中国当代文坛比喻为一个“武林江湖”，各个高手都在寻求自己的“文学主流”。而在事实上，无论凌波微步、气定神闲还是势大力沉，其间并无绝对界限。虽然他们声称自己才是“走向未来”的主流，都摆出了与对手势不两立的架势，但是究其根本性质，他们的社会政治历史诉求都直接或者间接关乎现代性表述。

这个统摄性格局让虚构文学曾经大致形成了自己的“流派”和传统。自1980年代迄今40余年，如今这个格局的支配性能量已经被消耗殆尽。其实这个消耗与破散很早就开始了，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告别”“淡出”“市场”到新世纪初期大众文化、网络文学写作的旋风级崛起，这不仅是迟到的现代性叩门，也是文化变迁的宿命。只不过当它们以某种粗鄙的形式莅临时，大部分精英人群都不认识或者不愿意认识他们。这种“承认的政治”也非常好理解，毕竟大众文化、商业文化或日常审美常被认为是一种消费主义至上的文化制品，或者说，它们是一种受一部分人群欢迎而被另一部分人群厌憎的事物。严肃文学（或者精英文学、纸质文学、纯文学）尽管面临困局，但这个局面仅仅依靠大众文化还不足以看到文学更为内在的生机。当代文学需要获得自己内部的成长空间与可能性，也在等待这个机遇。

很难说金宇澄和他的《繁花》究竟是不请自来还是如约而至。他的写作方式及其骤然“出现”，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非常特殊而有趣的现象。这位事实上的老作家，在2012年以一个“文学新人”的姿态写作并出版了长篇小说《繁花》。文学界和读者猝不及防之后，对于金宇澄及其《繁花》的欢迎，几乎到了一个“白热化”的程度。小说面世之后，相继收获了当年的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排行榜第一名、中国图书评论学会2013年中国好书第一名、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第二届施耐庵文学奖、首届鲁迅文化奖年度小说奖等各项荣誉，更于2015年不出意外地获得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这种现象和成绩，在新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坛，至少可以说是很难复制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个更值得玩味和深究的层面上看，金宇澄不是19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文学格局的自然顺位继任者，尽管他与这个传统纠葛甚多，尽管当代文学以前所未有的热烈程度接纳和欢迎了他，他仍然在勃兰兑斯的意义上游离出了这个传统。

他是一个破局者。

作为破局者，金宇澄是个职业的文学编辑。他在这个行当里干了30年，所见所闻应该多多。从1980年代他曾经写过的一些作品来看，他是有“文学梦”的。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常见的剧本是，编辑与作者打成一片彼此援引同气相求，但从现有的资料看，他似乎很少利用这个身份与声名显赫、炙手可热的任何“大作家”或者大潮流亦步亦趋。这个耐人寻味的动作肯定有金宇澄性格气质方面的个人原因，很可能他不是个热衷于个人交往的人，但我还是难免揣度，更大可能是他在对潮流的文学认同方面，一直保持着相当独立的个人态度。在《繁花》之前，鲜有人知道他是谁，也正因为如此，《繁花》写得行云流水，在结构与表现方面毫无焦虑感，就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它不在“新时期”的传统中，不是那种可以被稳定定义的凌波微步、气定神闲，也不是势大力沉。当然，《繁花》也不是“英国自然主义”的。如果一定要在比喻意义上找到某种可理解的渊源，它大概是“法国自然主义”的，因为除了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之外，《繁花》更容易令人想到福楼拜和他的《包法利夫人》。

《繁花》这部小说，从内容上看似乎算不上新奇。借用一句通俗到接近套路的话说，它是一部个人史，同时也是一部浓缩的时代史。应该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这40年来，有此种趣旨和立意的作品层出不穷，然而也只有《繁花》能脱颖而出，成为文学界与读者群喜闻乐见、影响巨大的作品。小说既没有强烈的戏剧性冲突和传奇故事，也放弃了对哲学精神、秘籍奥义的表面追寻演绎，相反，小说以一种与生俱来的平凡真实的气质娓娓道来，叙说人间故事，既不煽情，也不滥情，尤其不做怪力乱神之语。这些评价听起来无比寻常，但要实际上做到，却需要开山之力。

198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时期文学，在其业已形成的优秀传统中，也有节外生枝之处。譬如，以想象力的名义在文本中刻意添加一些超自然、超历史的矫情元素装神弄鬼；又譬如，生吞活剥搬运一些冷僻生硬的“哲学思考”自欺欺人；再譬如，以“盗墓式”的大规模历史涂抹代替严肃的历史思考；当然，还有那些执着于微言大义的心理习惯等等。对此，金宇澄究竟是经过谨慎反思规避开了，还是艺术修养天性使然令他夺路而走，这个很难讨论，但他和他的写作不在这些传统中，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繁花》在沪生、阿宝、小毛三个男主人公之外穿插了男男女女各色人等，时间从1960年代写到了1990年代，少年的友谊与朦胧情感，在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中青年的阅读与社会观察，在转型社会中红男绿女们不断切换于真实欲望与虚情假意之间，所有这些都在时代与人物的经纬纵横交织中。那些合乎人性、触碰人心的精妙故事，真实妥帖地如同上海这座城市的每一条弄堂和每一座阁楼。换言之，小说的叙事于人性合情合理，于世情毫无违碍之处。这是一个写作者对于现实与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文学差异性的尊重。

当代文坛一些作家及其作品，总是一经问世就好评如潮媒体跟进有甚嚣尘上之感，这是人们都很熟悉的操作套路了。然而那是不是一部真正的好作品，它能不能真的在文学史上留下来，并且有益于世道人心，其实很少有人愿意认真负责讨论。极而言之，当下绝大部分成名作家及其新作，都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文学批评。每年几千部的长篇小说写作出版，其中能为人们记住并且喜欢的，两相比较完全不成比例。而《繁花》出世时，金宇澄完全没有“著名作家”这种象征资本可以利用，也不是个有其他市场号召力的人，他的《繁花》在文坛最终拥有的地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与热爱文学的读者用口碑树立起来的。鲁迅在谈到《红楼梦》时说，“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还是其次的事。”以鲁迅的论点看待《繁花》从新时期小说传统中的出走，或者庶几近之。

金宇澄在谈及《繁花》在弄堂网连载更新时说，“起因是我想在网上，写一些无名无姓者的市井事迹，于是起了网名，上去开帖。我经历了80年代的手写稿时代，小说写在格子稿纸上，编辑阅读手写稿，得到读者反馈，过程更缓慢，等得更久。现在匿名写到网上，就有了意见，带来奇怪的促进作用，与闭门面壁的感觉完全不同。”作为一个作家，他的这种出场姿态也十分值得玩味。他从一个事实上的老作家变身“文学新人”去愉快地匿名写作，后来人们都知道，《繁花》的写作过程完全是自由自在无功利的。这一点主要是说，金宇澄不必背负成名作家对自己“下一部”的期待与压力。在写作过程中，他尤其不会考虑小说叙事艺术之外的其他因素。当然，金宇澄这次极为特殊的写作体验看起来也很难复制，但它所提示的创作无功利的审美自由，显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为一位上海写作者，金宇澄对于自己和《繁花》呈现出来的城市文明经验认同感非常自觉，这一点其实也可以理解为金宇澄与新时期文学传统的相悖之处。这方面不仅是文学经验与文学观念的差异，从根本上说，金宇澄毫不隐晦地表达过对于城市文明的热爱以及对乡土文明的拒绝，在一次对谈中，金宇澄开诚布公：“要我正经地讲，《繁花》的起因，是向这座伟大的城市致敬。对于‘城市无文化’的论调，我一向不以为然”。中国文学一直以来都对自己悠久深厚的农业文明传统感到自豪和念念不忘，都声称是养育了生命与精神的富足源泉，而从现代的“乡土文学”迄今，却一直盛开出各种悲凉贫困的“恶之花”。这个历史文明的吊诡馈赠给文学的礼物，无论牧歌还是挽歌，迄今仍然不绝如缕。对于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的疑惑与省察，并不仅限于金宇澄自己。作家魏微也曾表达过类似的感受：“中国的小说尤其是乡土小说，因为观念陈旧，土味太重，我已经很多年不读了。其实土味有很多种，但在中国，最后弄得只剩下一个苦味，这当然关涉一个民族的过往，苦难成了集体记忆，但用之文学，我还是觉得作家不力，不愿动脑子，少有新发现。或许这些年有所改观？”

《繁花》之后的金宇澄，能否再次绽放，读者在期待中并不奢求。毕竟，能与金宇澄和他的《繁花》相遇一次，已经是文学的意外之喜。他的历史随笔如《回望》等等，表明他对非虚构的真实性问题有了更深刻的关切，已经在另外一个向度上继续着故事的讲述与语言的谨严精确。而主流文坛对金宇澄的接纳与嘉奖，尤为清晰地表明了一个令人尊敬的事实，那就是这个领域中一直致力于勤勉工作的人，其实非常了解这个领域的成就与积弊之所在，只是苦于无从说出。金宇澄和他的《繁花》，给这种“说出”带来了契机，那是一种蓄势待发已久的对破局者的期待。

（本文发于中国作家网在《文艺报》所开设的“文学观澜”专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研究”2022年1月24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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