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如果2012年蔡东不以《往生》重新返场，仅在2006年第3期《人民文学》“新浪潮”栏目发表小说《嘿，天堂》的她，可能也就和众多当时比她更风光的“80后”作家一起湮没无闻了。2012年，蔡东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往生》，这成为她个人文学写作的新起点。《往生》，冷静、均衡、丝丝入扣地讲述了一个普通女性的爱和善意，以及内心微薄的喜悦和无言的痛楚。小说《往生》后来被不少评论家指认为蔡东写作的起点和成名作，以至于蔡东更长的写作前史和长达五六年的发表空白期都被大家不经意地忽略。蔡东在后来的创作谈里说到她初到深圳工作和生活的诸种不适应，她称深圳为“南方边城”。（1）表面看，这是几乎每个在陌生城市开始职场生涯的人都可能经历到的。但我想知道的是，从《嘿，天堂》到《往生》，蔡东作为写作者在隐失的时日里，文学之于她的意义又是什么？

蔡东说：“很多个夜晚，我看到小说正发光，光芒在幽暗的写作室微微地跳动，给予我秘不可宣的快乐。我感激此时此刻，也感激过往那些荒疏和混乱交织的日子。”（2）而我认为，正是因为这些被感激的，才有《往生》直面人生的哀与丧、悲凉与无望，却以最大的善意和慈悲爱人爱世界，哪怕这人和世界的边界只是亲人和家。有意思的是，和《往生》内容情节类似的人和事，又被蔡东发表在2016年《十月》第4期的《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重新书写了一遍，只是这次小说里的周素格需要处理的日常生活更加不堪和颓丧，更没有前途和希望，可是周素格曾经有过美且好的过往，有丰沛和敏感的内心。事实上，蔡东小说里还有这种值得彼此对读的例子，比如《我想要的一天》和《伶仃》，小说的两个女性都要面对丈夫从家庭出走的困扰；比如《净尘山》和《天元》，都写了女性在“狼性文化”当道的职场中的处境。蔡东小说的数量并不多，如果让我来选择，我觉得《净尘山》《往生》《天元》《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这几篇是她小说中最好的部分，放在同代人的写作中依然也是好的部分。

一

蔡东小说隐约存在着故乡留州和“南方边城”深圳两个文学空间，她小说的人物也多有在这两个空间的旅行，但这里面并不因此存在显豁的现代性进步和古老文明对峙中的臧否。留州是蔡东小说很多人物的来处，但她很少把留州做成失魂落魄的城市溃败者的归处，甚至《我想要的一天》里的王春莉宁可在世界流徙，也不回乡。从另一面看，留州有一切中国小城的世故和无聊，但似乎蔡东对这些世故和无聊也少峻急的批判。留州就是留州，一个中国小城的样本。

蔡东小说所写生本不乐大多是当下比留州大得多的大都市生活的人之苦。这种人之苦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足够丰沛的物质供给和整体性的蓬勃物欲，这些都诞生于中国的大都市。物质和物欲使得不足和有余之间的阶层差距越来越大，以至于不足者因匮乏而苦，有余者也因永不餍足而苦。从这种意义上，蔡东大部分小说属于当下中国真正意义的城市文学。这和几乎无地方性传统文化负累的深圳领改革风气之先，迅速成为一个崭新的现代大都市不无关系。小说《无岸》写购物中心里“琳琅着最美、最高级、最上等的货色，灿若星辰，恍若仙境”“最大程度地愉悦和满足你，令你觉得无比尊荣”。（3）都市繁华如小说中的柳萍感受到的，“最大程度地令你觉得自己无比低贱”“活在这城市本身就是享受，活在这城市，本身也是侮辱。她挥金如土，尽享荣华，又伤痕累累，以身饲虎，生祭了这座城”。考虑到这种都市对人的巨大吞噬和改造力量，缺少洞悉力和反思性的小说家很容易选择做高度物质化都市的疏离者和浅薄直白的批判者，如果有乡可思有乡可愁，则还可能在假想中成为逃离城市的还乡者。

但蔡东看到的不只是物对人的奴役，也包括城市高度物质化对个人选择，包括审美选择，最大限度满足的另一种可能。基于尊重每一个人追求精致日常生活合法性的前提，蔡东自述：“我是生活的信徒，从没有停止过向生活赋魅。收集貌美的杯盘，在清晨午后的某些时刻讲究仪式感和器具之美。”“茶几下软布覆盖的茶具，抽屉里闲置的烤盘，阳台角落蒙尘的方盆，是喝茶、烘焙和种菜的残留，也是我努力生活的痕迹。”可以想见，没有城市丰饶的、源源不断的“物”的翻新和输送，怎么可能兑现蔡东所说的“仪式感”和“器具之美”？有意味的是，类似的话被蔡东搬用到小说《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中，也是小说里的周素格曾拥有的理想生活：“她时常在清晨午后的某些时刻讲究仪式感和器具之美：生活中需要这样的时刻，哪怕有些做作，哪怕心知肚明这不是常态。储物格里是软布覆盖的茶具，抽屉里是闲置的烤盘，角落里是蒙尘的长方形塑料盆——她喝茶、烘焙和种菜的残留。”

批评家饶翔和蔡东曾经谈及并试图解释这种生活方式，但令人意外的是，蔡东的同代人饶翔似乎没有径直在当下城市的现世和现场找寻理由，而是征用了一个古典的参照。饶翔以为：“生活方式和人的关系，这种所谓现代性的美学面孔，其实在中国古典美学中也能找到对应，比如说南唐的李煜、明末的张岱也是一样，最后是一个朝代都没落了，他最后一定是回到自身，回到那种美和日常中去。”（4）作为一种回应，蔡东也觉得：“他们特别能欣赏物的精美，特别知道这个物是好在哪里的。这非矫揉造作，这就是对生活用品的美的发现。”（5）以古为师，从烦扰喧嚣的当下生活遁入古人古风古意的生活，这种置换和致幻，蔡东的小说人物深谙此术。缘此，尤其是从时代生活溃退的“中年文艺男”，在蔡东小说几乎成为一个人物谱系，就像《布衣之诗》，蔡东写孟九渊的夜读，“读张岱，读白居易……日复一日，除了翻书的声音，四下寂然”。但值得思考的是，类似张岱幽居的高士生活场景，在抽离其所属时代的反抗性，仅仅将其作为一种审美剩余物转场到当下城市，古风古意能否焕发出新生？

其实，无论古今，核心是器为我用。客观存在着从器物到“我”的器物的差异和转换，就有可能存在器物的移情和转义。古人也好，今人也罢，都面临器物从有价的商品转换成有我的、有情的器物。只是和古典时代相比，这种移情和转义不是发生在古典时代器物制作手艺人和文人的“我”之间，甚至在古典时代，某些文人本身就是一个器物手艺人。缘此，当下大都市可能也不乏个体手艺人的创意市集和工坊的器物生产和输送，但更多的器物肯定来自标准化、同质化的工厂生产线，同时又依循着现代商业逻辑进入流通。现代商业逻辑引导下的器物制作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很少是一对一的。因此，古典时代器物制作者附加在器物之上的美且有灵就可能脱落。器物商品化直接的后果是审美亦即消费，其所激发的往往是在拥有器物的瞬间物欲即达成，而不是好看而无用单纯的审美。因此，常常物欲的达成就是新欲望的开始，欲壑难填，越是难填越可能招致更强烈的虚空感。

蔡东提供了当下大都市物和人之间关系的可能——高蹈的审美趣味如果纵情于大都市的“物流”，则可能被“物流”裹挟和征用。一个典型的例子，奢侈品往往以高蹈的审美趣味为自己作注，而且器物审美价值大过实用价值。就此，很轻易就可能把迎合的时尚误认作高蹈的审美，更容易被说服和迷惑，进而丧失人的独立与自省。所以，蔡东小说的麦思和柳萍们得不断流连于满足着她们也压抑着、奴役着她们的购物中心，这是她们高蹈审美的第一现场。《我想要的一天》，藏身图书馆“在资料室当闲人”的麦思，她生活的幸福感在于每次过关去香港购物的那种体验，“一到口岸，麦思就浑身有劲儿”。这种体验容易成瘾和致幻，所以“每隔一段时间，麦思就想在崇光七楼游荡一天，那里陈列着最雕琢、繁复的家居精品：手工切割的水晶瓶塞，印着凡高画作的马克杯，散发出桉木和薄荷香味的蜡烛，优美纤长如天鹅脖颈的烛台架……”现在需要追问的是，这种需要强大且可持续的经济实力作后盾的“美的生活”，要由谁来为资料室闲人麦思买单？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像《天元》里的陈飞白那样幸运，遇到有一份丰厚薪水且爱惜她的何知微。更多的情况则是像麦思，稍纵即逝的占有愉悦掩盖了日常世界的局促，并为无亲密关系的隔与离埋下隐患。值得注意的是，麦思绝不可能将自己定义为“物质女”，她将资料室的工作看作“寂寞且自由”，并由此获得精神贵族的自我定位，“自由一旦享受过，任凭什么肥缺美差，皆可视若粪土”。麦思是美且自由的，但亲密关系中的丈夫高羽，即使厌倦工作环境，也不能逃离，他得说服自己“我是男人，有个家要养，不能冒险，不能逞一时之气，不能悬崖撒手”。哪怕他心知妻子麦思“哄着他沉迷游戏”以缓解压力，是为让其安分工作，以支持两人经济上脆弱得不容有一环脱节的生活。

古典文人的生活方式在当代成为一种袭用和表演，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蔡东小说很少写那种贫贱夫妻百事哀，而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女性以高蹈审美之名释放的物欲导致的资不抵欲的困而哀。蔡东的小说发微出城乡、家庭、职场等矛盾背后深层的大都市的商业逻辑，其小说人物陷于物和人关系纠缠的困境，进而陷入精神和物质的悖论，这既是她诸多小说的主题，也是其小说的结构。

二

面对蔡东持续地思考物质与女性关系问题，我认为，较之男性，物质和女性关系的相互纠缠、伤害、限制和成就更复杂，也更“文学”。由此观察蔡东的小说，可发现其在中国当下文学中的独特价值。

《我想要的一天》中，麦思偷眼看着母亲，“她穿假冒的洞洞鞋，里头的肉色丝袜若隐若现”；《无岸》中，柳萍“已经变质了”，“几天不逛山姆超市就难受，她永远记得第一次使用双立人切菜时的幸福的手感，家里摆满了瑞士护肤品、新西兰蜂蜜、意大利羊绒衫”。麦思和柳萍，并非古典女子，而是被现代物质文明教养过的女性。那么，在物质占有的过程中能否完成女性自我型格的塑造？细读《无岸》，柳萍的书架上放着李渔的《闲情偶寄》、袁枚的《随园食单》、文震亨的《长物志》、王世襄的《锦灰堆》，“玩乐的雅兴，琐碎的情趣，轻灵地过渡着现实和诗意”。难怪饶翔和蔡东的对谈里会提及中国古典美学。在这个问题上，柳萍是蔡东小说人物形象中的“一个”，仔细梳理这“一个个”，蔡东小说便有了一个值得深究的人物谱系。这个人物谱系中的女性都有着张扬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追求，而且以古人古风古意作为她们这种追求合法化的有力证词，并以此区隔社会阶层和群落，获得自身的成就感和优越感。

《照夜白》中，和柳萍一样同为教师的谢梦锦，一定程度上可视作高阶版的柳萍。柳萍“下了课，一句话都不想说”，只是一种倦怠。而在谢梦锦，不想说就不说则成了一种高蹈的反抗俗世庸常的人生姿态，并且最终得以实现。小说写到那节无声的课，谢梦锦“坐下来，不说话，学生也不说话，大家就这样一起沉默，一分钟，两分钟，四十分钟，四十五分钟，铃响了，所有的人一言不发，寂然散去”。不仅如此，《照夜白》对谢梦锦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描写也是唯“美”是从，当然这个“美”已经是被资本定义过的。在大都市女性的词汇表里美和时尚有时是不加区分的。小说的一个细节写谢梦锦家里的洗衣液：“在搁架的最右边。同样的瓶子，搁架上放了一长排，细看起来标签并不一样，牛仔布洗衣液，羊绒洗涤剂，深色衣物洗涤剂，丝织品洗衣液，运动衣物洗涤剂。”“她当然知道一个人不需要也用不完这么多洗涤用品。她只是没法抗拒‘认真’二字。第一次走进这家洗护用品店，她见到了创始人在洗衣服这件小事上的痴心，世上就是有这样认真的人，把每根纤维都当回事儿。”蔡东小说所描写的这种“美”是与巨大的生活成本支出成正比的，虽然这种成本有时被“美的生活”的幻觉所包装和掩盖。

蔡东对女性物质态度两歧性的反思更令人玩味。无论如何美化谢梦锦“占有”的优雅，其对生活“认真”的态度，它征用的依然是现代商业逻辑，并非纯然的审美逻辑。在这个意义上，谢梦锦不仅并非全然古典，她的精神取向还和现代商业文明并无违和。甚而，离开了现代商业逻辑和当下商业现场，谢梦锦便无法证明自我的独特性。商业逻辑支配的当下社会，自我的存身不仅通过物质占有来实现，而且和物的占有相关联的还有社会圈层和等级，就像小说写到的小区楼群的鲜花店开业，谢梦锦是“第一批办储值卡”的人，这样“日常里就有了点高于生活的东西”。

前面论及的《无岸》中的柳萍，其物质生活理想和审美自我想象，因受限于家庭经济状况而导致了其和丈夫之间赤裸裸的撕扯。谢梦锦的经济实力远远高于柳萍，所以在《照夜白》中，理想的物质生活可以和谢梦锦的现实生活浑然一体，形成她的独特情调。小说写到她的体味：“衬衫的布料在呼吸，一呼一吸间，气味被带了出来”“麝香、柑橘、茉莉和檀香木的混合香气，从她上衣的纹理中迂缓地散发出来”。

一定意义上，写《照夜白》的蔡东是有天真气的，也可能是她对谢梦锦的过于爱惜而不忍——爱惜某种俗世浊浪中的清流，不忍谢梦锦“伶仃”。蔡东以一篇《照夜白》，也许还有《天元》，做了谢梦锦的精神盟友。不能不思考《照夜白》中陈乐和谢梦锦的关系方式。谢梦锦可以被身着“克莱因蓝”，有同样卓绝品位的男性爱护，实现一次近乎行为艺术的“无声的课堂”。但一堂课，并不等于一天，更不等于和谢梦锦生命等长的无数天，且陈乐对谢梦锦的宽容和体恤是多么可遇不可求。有陈乐的时间只是蔡东截取的谢梦锦生命长河的微小一段。更多的时候，和柳萍一样，谢梦锦还是无法脱困。她被俗不可耐的以“打成一片”为口头禅的督导责诘课程“不够抓人”；也被想学习销售技巧去名品店应征导购的学员追问，课程内容是否匹配得上课程名“你的口才价值百万”；她想在这门名为“你的口才价值百万”的课程上讲授小津安二郎和《后赤壁赋》，却不被理解。谢梦锦侧身于和自身品位、气质和调性“不匹配”的日常生活世界，因为压抑而失声。这种痛苦很容易被指认为脱离普罗大众，也是我们时代“有余者”更高级的苦痛。当谢梦锦的苦痛以近乎夸张的方式被展示时，对这种苦痛的体认也带来读者的分层，就有读者在“豆瓣”评论《照夜白》是“何不食肉糜”。熟悉蔡东全部小说的读者显然不会轻易地作此结论。我们不去对这种读后感作简单的是非判断，误读和分歧的背后深藏着的可能不单是审美差异，还有不同圈层和群落间的隔膜，因为彼此隔膜，他们对中国当下现实的理解自然也是隔阂的。这值得我们深思。

是不是可以把《照夜白》中的谢梦锦理解成是滤镜化后的柳萍？小说甚至给谢梦锦一个完美的镜像物，“照夜白的鬃毛根根直立，雪白的马身子从泛黄的纸页上隆起”“凌空一挣，四蹄腾空，朝着远处飞驰而去”。谢梦锦与心灵知音——交通台主持人陈乐——“喜相逢”，从而拥有了逃避现实的片刻。柳萍为了向何主任要中转房来缓解经济压力而甘愿和丈夫一起进行受辱训练。谢梦锦和柳萍看似有云泥之别，又不过是双生的两面。柳萍和谢梦锦的差别只在柳萍没有一个燕朵这样体恤的闺蜜，也没有一个陈乐这样强力的男人来做她的护佑。故而，柳萍只能承受更多有违个人理想的不堪和屈辱。

类似《照夜白》的人物架构，《天元》里的陈飞白有她的于贝贝和何知微。她，有趣、贤能、美丽、青春，有卓绝的生活品位，这使她成为无可指摘的理想女性。和谢梦锦相比，陈飞白要逃离的不只是一个职位、一个课程，她要逃离的是我们时代商业文明的核心逻辑——财富至上，力争天元。值得注意的是，蔡东当然意识到现代社会所谓独立型格的女性，并非仅仅因为趣味审美而获得独立，而是以成为独立的经济体作为标志，就像小说中于贝贝指责陈飞白的：“一点儿也不独特，也看不出有什么傲人的风骨和性情，如果没有何知微的收入，你哪怕每天早出晚归地上班，也一天比一天穷，衣服、包、鞋都透着劣质，你整个人看着也很劣质。不悔改就什么也赶不上了，再过两年，咱俩就彻底不能一块儿玩了。”《天元》中，陈飞白以男友何知微在职场搏杀为代价换取持守个人理想生活的保障。在揭破现实假面的现实主义的冷峻和透射理想主义的微光两种写作取径之间，一个评论家该如何抉择？确实，这两者很难分出高下，而且往往两者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事实上，蔡东有做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能力。只要去读《净尘山》《无岸》等小说就会发现，在这些小说中，蔡东对我们熟悉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关切，对世界之恶之黑暗的洞悉，均体现了一个现实主义小说家的能力和品质。

而且，在我们的时代，捕捉并透射出理想主义的微光，可能并不比揭破现实的假面更容易。正因不易，就更能理解不只是蔡东，小说家总会以个人生活理想取代更广阔人群和世界的理想，写“应该”的世界。也就能理解，《天元》中，何知微对商业逻辑能够做出来的反抗只是去偷地铁里写着“一步制胜”的广告。同样是何知微，对职场“狼性文化”对陈飞白的“诗生活”的违逆和损毁，其认知却是半分清醒，半分逃避，甚至对双方思想不同步这一危机也缺少警惕。蔡东推重具有独特风骨的女性，她们的生活合于个人理想和原则。也许我们会认为蔡东无法为缝合时代造成的裂缝提供解决方案，或者说她的解决方案是轻的、无力的，但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在强大的商业逻辑面前，所有个体的抵抗都是轻且无力的？

本质上，陈飞白逃避面试，拒绝天元，是逃避成为与自己物质生活理想相匹配的独立经济体的实践。女性的尊严感是以一件干净的衫、一张洁净的桌所代表的高洁的女性审美理想为标准？还是在无法彻底更改的结构性事实里面展现真实的力量和韧性呢？事实上这两者之间并无绝对矛盾，就像可以在职场独立应对的于贝贝，未必不可以有能力专心做一餐让人眉心舒展的餐饭。意味尤深的是，如果男性没有经济能力支持亲密关系中的女性的物质生活需求，他们的关系会否变成《无岸》中柳萍和丈夫的那种不堪的互撕关系？因为经济能力的有限和已经启动的理想物质生活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得亲密关系中的双方成为一对怨偶。在这里，女性成为男性口中的“拜金，拜物，仇男，仇富，就是那种可怜又可怕的女人”，而男性则被女性指责为“志大才疏，一无所能，干嘛嘛不行，简直让我丧失了对人生的兴致，我一天风风光光、熨熨帖帖的日子都没过上！”

还不仅如此，《净尘山》中，张倩女的父亲张亭轩放弃了稳定的音乐教师职位，在小城里成为文艺闲人，其退让之姿，本质上和陈飞白以优越的应用经济学专业背景，在公司宁可打杂，逃避面试，差异并不大。陈飞白工位桌上放着“细颈白瓷瓶”，写诗用“飘雪一样撒着金片”的具有“植物纤维的感觉”的“淡青色”纸张，颇具古意。张倩女的父亲张亭轩，也有类似的古意，“固定而频繁地与父亲来往的闲人，只有戚叔叔一个。张倩女从窗口望下去，发现他俩像古画上的两个人。两人一坐就是半天，静物般沉默着”。但张亭轩的结局却是“风雅委地，时运不济啊”。《净尘山》中的出世男性是不合时宜的，而《天元》中，以青年女性的身份、姿容和调性，事实上带着张亭轩的灵魂活着的陈飞白，她的行为却可以解释为是超逸的，甚至具有反抗性的。对此，青年小说家蔡东未来如何获得和她相对稳定的文学观有着内在一致性的世界观，如何勘探和理解更辽阔、深潜、暧昧和幽暗的世界，以及如何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审慎选择和决断等，都是她将面对的新挑战。

三

如果真的要排序，到目前为止，蔡东小说的理想女性也许是《天元》中的陈飞白，其与男友何知微的相遇经历宛若梦幻：她穿着有大蝴蝶结的男女主角少年时代流行的连衣裙，她转过来与他相对的面孔，连耳朵都是红的。这些在男性视角下无可置疑的迷人气质，在时光流转后又会如何？陈飞白以一首诗送给男友何知微已深陷庸俗境地的中年母亲：“再后来，没人叫她夏清煦了/窗口办事人员大声呼叫她的全名时/她脸上会迅速闪过一丝羞惭之色/弓着腰，塌着肩，想把自己缩小了/她边点头，边讨饶似的说/是我，我是老夏/老夏”。是什么让夏清煦消失了，变成面目模糊的老夏？是什么让夏清煦具有了小说所说的“典型的妇女感”？如果不怕戳破迷梦，会不会有一天“妇女感”也会附身陈飞白？应该看到，日常生活中也许是中性词的“妇女感”，在小说里却隐含着贬义。被小说描绘出的夏清煦是这样的：“真是典型的母亲，看她一眼，就会联想到匮乏与不幸，看她一眼，就知道她被日子研磨过来，吃得连骨头都不剩了。”“大润发里抢贱价鸡蛋的队伍里肯定有她，最关键的是，她的丈夫虽未出轨也并不爱她。”在超市大肆试吃，“她一手捏住牙签，一手擎着一次性纸杯，审时度势，动作机敏”。

一定意义上，夏清煦和《我想要的一天》里穿“假冒洞洞鞋”和“肉色丝袜”的麦思的母亲是我们时代“无名”的中年母亲中的一个。她们和蔡东小说的“中年文艺男”属同一个代际。蔡东的小说善于写逐渐走向暮年的女性，既对她们抱有深切的同情，同时抵牾和厌倦情绪也无处不在。但也不尽如此，《伶仃》中卫巧蓉把对逝去母亲的情感转移到一个在敬老院玩“乐高”玩具的老人身上，这个“乐高”老人不同于他人，她穿“白色亚麻长袖上衣，黑裤子，看上去清爽干净”。在《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里，中年女性周素格照顾失智的丈夫乔兰森，在看到公园里照顾后代的老年女性时心有戚戚焉，她恐惧自己堕入和她们相似的命运，无尽地被家庭羁绊；但同时，周素格却认为自己的苦痛与她们并不相通——“她们活了这么久，铁做的一样，哪还有什么细致幽邃的感情呢？”小说中这样的陈述可谓清醒到残酷。顺便提一句，这也可以部分地回应《天元》中蔡东为什么选择以个人理想取代理想主义的微光。对蔡东而言，可能是她直面过太多的黑暗，反而能给世界光，也给自己光。由此，我们也应该以宽容的心善待小说家片刻的轻与无力感。

但人生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如小说所写，夏清煦的儿子何知微也知道，“我妈年轻的时候，买菜从不磨着别人搭一把小葱送”。是什么让那个夏清煦消失了？时间流逝里的青春消逝是原罪吗？也许当陈飞白拒绝去面试，选择去买菜时，她的身影已经和《夏清煦》这首诗里前半生的夏清煦重合了：“傍晚，夏清煦从街市的一头走过来/走近时/人们看见她篮子里斜插着三枝粉百合/还有几种面目模糊的菜”。精致的审美和敏感的灵魂能支持“陈飞白”们多久？青春尚存时伴侣炙热的爱意能保护“陈飞白”们多久？这些，我们不得而知，也无法想象。棋局中有空间，天元见一时进退，弃之自是一种出世之姿；棋局中亦有更广阔的时间，观棋而坐忘，放下斧柯，也放下现实的时间，出世总还要入世。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写“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以棋局观人生，何人不是饱经浮世沧桑的“烂柯人”？岂是让步天元就能平安度之。

往深处想，某种程度上，《无岸》中柳萍选择妥协，进行“受辱训练”，反而是面向现实的真正行动。这个行动可能会给她带来一套中转房，维持其岌岌可危的中产生活表相和与这表相支撑的内心安宁。《照夜白》中谢梦锦在“克莱因蓝”男性的帮助下完成了一次超越，似乎实现了在课堂上不说话的承诺。作为反抗与她格格不入的庸俗造作现实的行动，这让她产生了以照夜白自喻的诗意幻觉。《天元》中看似柔弱的陈飞白，有更明确的行动，这行动似乎也增加了人物的型格魅力。她带男友何知微一起去地铁站，试图摘除房地产广告上大言不惭的寓意处于世界中心的“天元”的条幅。以上这些行动自然也是反抗，可是柳萍的妥协和谢梦锦与陈飞白的反抗，哪一种是真正的行动？哪一种是更勇猛的属于女性的行动？即便让蔡东来决断，恐怕也难有定论，但至少蔡东提供了诸种可能性。

四

蔡东小说还有另外的女性。《伶仃》中，卫巧蓉中年失婚，丈夫无理由地突然离家，给她的生活和心灵留下巨大的空洞，“几十年的夫妻说散了就散了，任凭谁也想不通呀。一辈子过来了，两个人加起来一百多岁，该相依为命了，他无情无义铁了心要走，一句解释都没有”“她慌了神，想死命抓住点什么却被一股陌生的力道抛出来，跌落在局外，眼睁睁看着一条熟悉又安全的路线突然断了头，死去了”。随着时间流逝，“愤怒、屈辱、自怨自艾都淡下去了，但她的心还是会疼一下”。小说以追踪丈夫的卫巧蓉尾随丈夫到剧场，全程以窥视观看表演的丈夫的视角展开。为了增加窥视的可能性，小说干脆让卫巧蓉租住到丈夫居住的小区，一套刚好可以窥视他生活的居所。小说松散的因果链，没有借戏剧性的设定造成某种紧张和冲突，也没有强化因果链事件的前后和细节。卫巧蓉没有在剧场与丈夫相遇，尾随丈夫旅居孤岛时也没有在落地窗前与对面住着的丈夫四目对视。小说更多的篇幅写她观察住在附近养老院爱搭“乐高”的老人，写她摔倒在楼梯台阶崴伤了脚踝。在可能诱发惊奇的叙事设定里，人世之旅的细节却没有惊奇。卫巧蓉要过的依然是一个人的日日夜夜。

“避重就轻”的叙事选择，得以让遐想的空间急剧膨胀。《伶仃》避开可能的艰难冲突时刻。卫巧蓉的那些妄念和猜测通过和女儿间的对话简单道出：“我说爸爸独自在岛上生活，你不信，臆想出来一些事情，到处跟别人说，有鼻子有眼的，我好把地址告诉你，你自己来看看，也当出来散散心。”尾随丈夫居留孤岛的卫巧蓉此前已经隐隐现出病态。是什么帮助卫巧蓉走出这危险的处境？作者认为有一部分是认命和忍耐：“在一些艰难的时刻，她以为自己肯定要完了，结果她没完。日子呀，慢慢就熬过去了，再过几年女儿生了孩子，她要当个好帮手，帮女儿熬过最忙乱的两三年。”对卫巧蓉这样的女性没法去斥责她情感上的不独立，她身上的这种不彻底恰恰是小说最动人的部分。她希望和丈夫过完余生，她在给女儿的奉献中找到自己的价值，但是真正支撑她走过心灵困境的依然是具体的日夜，以及来自自然和生命的教诲。

和《无岸》《照夜白》《天元》所写的都市女性相对比，卫巧蓉同样抱有高扬的日常审美理想，即使跟踪丈夫旅居孤岛，她依然随身带着留有旧日生活痕迹的冰裂纹茶杯。但是这种高扬的审美和日常无间，它自然而然地注入卫巧蓉的性情。故而，她能听下去，记得住房东夫妇分章节讲的他人的传奇；能在敬老院遇到肖似母亲的玩“乐高”的老人，并准备合适的食物试图带给对方。卫巧蓉对生活、对人、对世界，有兴味，有依恋，更何况她还有女儿。她能从女儿的注视中接收到“鼓励，期待，真心地盼着她好，还有，她认得出，爱”。小说这样写卫巧蓉和女儿共同入眠的夜晚：“她多么享受和眷恋这普通的夜晚啊，平和的夜，熟睡的人，还有此刻不在眼前但她知道会站在那里的一棵树，楼门前种着一棵夹竹桃，月光下几片深红的花瓣正缓缓飘落。”一定意义上，正是这样的日常细节让这个从惊奇走向平缓的故事变得有说服力。小说的最后，整夜处于战斗状态中的卫巧蓉逐渐淡去，她走向了具有魔力的时刻，小说也走向了某个具有启示性的时刻：“夜色像宽大的黑斗篷一样罩下来。经过小树林时，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也许，是人在落叶上走，也许，小动物正穿过草丛。回过头去，是看见松鼠、野兔、狐狸，还是看见一个跟她一样独行的人呢？不管怎样，她都决定转过身去看看。就在她转身的一刹那，环绕在身旁的黑暗变轻了。”

我们可以通过蔡东的小说重审日常生活的意义。《来访者》中身为心理医生的“我”，道出了一个因新婚丈夫突然离世而心如死灰的女孩如何重新开始生活的故事。小说写道：“救了她的是流逝的时间，是男欢女爱一日三餐，是贪生和恋世的好品质，日复一日的生活是最有魔力的。”《来访者》中的“我”需要探寻的问题是，江恺究竟经历了什么，使其成为无法再有力量正常生活下去的人？江恺在病愈之后对自己的生命史有一个总结：“不是什么极端的生长环境，没有发生过特别可怕的事情，家里没有杀人犯也不是虐待和赤贫，只不过是家庭中一些习以为常的甚至被当作美谈的做法，还有一些无形却细密的罗网，再加上我个人的脆弱。”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有两个母亲，其中一个是江恺的妻子于小雪记忆中的母亲：“小时候一刮风下雨，我妈就借机张罗着做好吃的，包饺子烙盒子炖排骨，兴头那么足也不怕费功夫，我看着外面大风大雨的，再瞅瞅屋里忙活的她，不知为何反而心里特别踏实。”于小雪在其母亲的影响下成长为一个“可以从经历中获取养料并被平淡生活秘密滋养着的一类人”，她可以帮助心灵陷入深渊的江恺。而江恺的母亲在江恺看来：“颇善敷衍，也会做戏，眼角眉梢藏不住的却是冷淡，对此刻活着的冷淡。她坐在我旁边，但感觉她并不在这里。她的积极和机警不过是浮泛的一层壳，里头空空的。她的动作表情里藏着作为一个生命体的深深的懒怠和疲倦，岑寂的绝望如穹顶般低低地笼罩着。”《来访者》写得异常耐心，同样以去戏剧化生活流的细致表达，将记忆和观察收纳其中，写日常生活的两面，甚至多面——美与动人，以及看不见的残酷。在江恺写给母亲的信中，他细细梳理自幼小而成年如何走入不能脱解的迷雾黑夜。有意思的是，为日常生活看不见的残酷所伤害的江恺，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解脱并回归的依然是日常生活世界。他说自己“要学会敬畏日常，让生活成为能量的不竭源泉”“要去生活，一天一天地过日子，越平淡的日子越值得认真过”。据此，江恺让自己投身男欢女爱一日三餐。“两人一起动手，和面，洗茴香苗，切肉，调馅儿，擀皮儿。饺子包好，于小雪下锅煮，江恺从橱柜里拿出小白碟子，倒上醋，又见到架子上有一瓶小磨香油，便取过来在醋上点了几滴。”什么是生之喜悦？小说的末尾用了千余字的日常生活场景描写，展开了“我”所见的丰美世界：老者与幼儿，果蔬与三餐，“几个男孩吃完橘子开始撕手里的橘皮，嗞嗞，嗞嗞，扬起细细的轻尘般的雾，浓烈的橘子香弥漫在周围的空气里”。

《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中周素格照顾失智的丈夫乔兰森的生活令其几近窒息，唯一的喘息时刻是央求钟点工多留两个小时，她可以去公园坐一坐，体会“身体本来像一把扎紧的线穗，这会儿，倏地全松开了”的滋味；可以去博物馆看披毛犀的化石，在想象里骑着它穿过草原，进入密林。在继续向钟点工寻求帮助无果后，她为获取生活中的喘息空间而策划了“海德格尔行动”，即打算把失智的丈夫绑在家中椅子上，以求能外出看一场演唱会。失智使两个原本心灵相通的人相隔绝，往日的美妙生活打下的生活的底也愈发稀薄，并渐渐生出恐惧：“她们和她一样，服着天地间古老而平凡的役，平淡无奇的劳累，理当如此的安排，没人觉得这其中有何难以忍受之处，更不会觉察到她们可能正身处绝境。”她还能否做原来的她呢？动用藏在橱柜里执行计划的秘密工具，把邪恶险峻的念头和往昔充满兴味的生活痕迹一起关在里头。但她有多熟练迅捷地把丈夫绑住，就有多迅速地返回家中，冲进客厅，把牙和指甲都用上了，把绳扣一个个解开来。于是，周素格和乔兰森一起坐在了演唱会的现场，亘古不变的月下，魔力的时刻再次上演，“她伸手搂住了身边的人，云遮住了眉月，夜色渐深，恍惚间，她有点怀疑，是他吗，是你把他放出来了吗？”“她记得她亲吻了丈夫”，她“半是沉醉半是痛楚地闭上了眼睛”，领受生命的全部滋味。弱德之美，弱者之力，如蔡东小说《来访者》中所说：“还有一种光，是属于苇草般柔弱又强韧的生灵的。”

从蔡东的写作脉络观察，这类具有平常生活力的女性形象可以一直追溯到《往生》。从个人写作史的角度，这些人物形象可以和蔡东小说中那些被商业化乱流裹挟的女性相对照和对勘，进而也可以理解蔡东经由小说一直在回答的问题：何为日常生活之美。

蔡东接受过系统的大学文学教育，她2006年的硕士毕业论文做的是江苏青年作家研究，关注的是毕飞宇、叶弥和荆歌。这几位作家的写作无一例外都有着寄身日常生活的微妙、细致和敏感的特质。蔡东在北方开始写作，在南方之南生活和写作至今，她的写作少北方的粗粝和枯涩，也不似南方之南的黏稠和炽热。她的小说更具江南气质。现有的研究蔡东小说的论文，多使用比如留州和深圳的“双城故事”“小城叙事”“零余者”这些关键词，这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蔡东的全部写作就是证明这些模式书写可以像实验一样被反复验证。事实上，蔡东内心涌动着冒犯的激情和冲动，看看《净尘山》，有多少我们熟悉的现代性逻辑故事被蔡东拆解，故乡小城不能作为城市漂泊者的逃世和皈依的抵达地，城西没有净尘山只有荒山，代际冲突中青年也不代表着未来和希望，而可能只是重走老一代的旧路，甚至蔡东对自己一直相信的文艺对个人的救赎和疗愈也被拆解开来。

对于日常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蔡东有沉浸其中的安稳闲适，又有沉陷其中的隐忧恐惧，蔡东认为自己是“并不彻底”。“不彻底”带来了犹疑、彷徨、矛盾和悲观等，这正是蔡东小说的植根之处。从这个根系慢慢生长出她小说的那些人，那些事。

前面论及的《来访者》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蔡东生活哲学的集中呈现，也可以视作蔡东小说进入世界的路径。事实上，不仅是《来访者》，蔡东的小说叙述者或多或少承担着心理医生的功能，这使得她的小说能够抵达人性和世界的褶皱和细枝末节。从这种意义上说，蔡东的小说迹近心理现实主义。也许真的可以撇开我们前面试图对蔡东的小说进行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划分的困扰，现实的幽暗、理想的微光、生命的痛楚和欣悦，在蔡东，是一个普通人的心理时刻。我们不愿意指认这一个个的她和他是边缘人、零余者和失败者，她和他生活在我们每个人中间，我们也生活在她和他中间。当蔡东捕捉到我们这个时代普通人的幽暗和微光、痛楚和欣悦的心理时刻时，她的小说时刻就降临了。

注释：

（1）（2）蔡东：《在全世界找到一张桌子》，《我想要的一天》，第219、220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

（3）本文所引小说原文如非特别注明，均出自蔡东的《我想要的一天》（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和《星辰书》（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不另注。

（4）（5）见饶翔：《知人论世与自我抒情》，第205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