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一个文学颤音跨越到另外一个文学颤音；从早期的《下面，我该干些什么》《鸟，看见了我了》一直到最新出版的《骗子来到南方》；从昔日不为人知的羞涩、冷漠的阿乙，身着一袭黑色礼服端坐在文学圣殿里苦苦思索荒谬和羞辱感。如今，头套大圆领衫的中年大叔一边喝咖啡一边用神秘的思维和自己谈判。时至今日，阿乙已经在文学圣殿里勤奋耕耘十年，阿乙用作品证明，他绝不是文学江湖的流星。他苦苦地追寻着文学的故乡，在自己虔诚构造的文学殿堂里发布属于自身的文学地图。

十年前，我第一次阅读阿乙的作品，纯正的文学气息触痛我隐秘的文学记忆，于是，信笔写下了《阿乙阴郁的现实主义：暗影中的荒诞与真实》。一晃十年了，阿乙已经取得我十年前预测的文学成就。

先锋

作为名副其实的先锋作家，阿乙的叙事策略长期带有旗帜性的撕裂，一直在探索适合自己的文学暗器。难能可贵的是，阿乙每一部小说集，都在探索新的叙事结构。

《虫蛀的外乡人》《春天》《永生之城》《虎狼》等小说，均是探索叙事结构的典范之作。包括最新出版的小说集《骗子来到南方》里的《用进废退》和《育婴堂》，是中国当代文学不多见的带有结构主义色彩的小说。《用进废退》和《育婴堂》的叙事技术达到炉火纯青，收发自如。

阿乙保持其混沌叙事的先锋风骨，苦苦探索小说叙事的结构。大部分小说描摹的乡村生活残酷图景，不是为他的乡愁服务的，从中很难读到凄美和哀愁，而是为他的叙事结构服务的。从阿乙小说叙事手法更新来看，阿乙也在隐蔽表达对作者是全能上帝这个传统叙事模式的怀疑。小说作者安排人物生死、负责解释一切悬念的套路在阿乙的结构中被解除了合法性，这种结构和阿乙带有神话色彩的文学观一起，构成了阿乙的神话叙事。

文体探索写作何等之难，阿乙是屈指可数依然坚持文体探索写作的作家。

小说的技术几乎被全世界的作家都试了一遍，执着于文体探索的作家，承受的焦虑重量，连自己都称不出来。这不仅仅是一种挑战，更多意味着长时间陷入无法解脱的苦役中，类似于西西弗斯的运动。

最新再版的《寡人》腰封里有一句话：时光的列车缓缓驶过，有些阿乙继续前进，有些阿乙留在原地。十年间，不变的是阿乙从没有停止过文体探索写作，履行先锋作家的文学使命；变化的是语言风格和对事件、人性的思考深度。

我相信阿乙有改变的渴望，他在自己文学殿堂里为自己孤独地演奏了一曲告别圆舞曲。文体探索是阿乙文学告别的不规则音符，阿乙有资格、有条件告别自己、告别偶像。我以前说过，每一个作家都需要在写作中成长，那么，作家成熟的标志性事件是什么?作品是外在的，内在的是“谋杀”冲动。作家天生是模仿专家，正是模仿激化了作家“谋杀”的动机和行动，如果一个作家没有“谋杀”的冲动和行动，那么，他就不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谋杀”不是“谋杀”自己作品里主人公，而是“谋杀”曾经给了自己无数写作冲动和灵感的文学偶像，在这个意义上说，作家需要蓄意“谋杀”自己的写作偶像。“谋杀”写作偶像不是文学模仿的中止，而是会继续寻找新的写作偶像，继续模仿。

疏离

十年间，阿乙所有作品里都散发着荒诞、疏离、冷漠和阴郁的气质，但这不是模仿的，而是与生俱来的。阿乙的精神世界和文学世界、存在和生活一直处于疏离状态中。《寡人》的前言里，阿乙写道：“我像块阴郁的石头，大多数时间待在房间。既不立足人间，也不存在于冥界，就是在阴阳重叠之处孤零零地活。”这就是阿乙疏离状态的心灵写照。

在一些图书宣传活动上，我每次都能看到阿乙拿着书在读，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阿乙不是在表演。现实存在和阿乙的存在是分离的，这种状态是阿乙与生俱来的疏离感。他已经扒进了文学殿堂的心脏，他和文学的距离很近，但对世界保持足够远的距离，对爱情保持足够远的距离，对他人保持足够远的距离，对舞台保持足够远的距离。阿乙如同一只负重的鸽子，想飞，试飞，数次挣扎之后，阿乙发现自己还在笼子里一次又一次预演飞翔的姿态。所以，他把这种姿态以虔诚和纯洁的方式呈现在文学中，打动无数个对文学充满幻想的人们。

阿乙和加缪的作品情感基调类似，冷漠，疏离，刻意不动感情，在现实中也是如此。阿乙在《扫兴的人》写道：“我已经接近没有性欲，和性欲相类的政治、权力也让我漠然，我不会在奥威尔、扎米亚克的作品中找到预言应验的愉悦，更不会在现实的荒诞中激愤。”

疏离和冷漠塑造阿乙着作品的情感气质，于是，阿乙作品中的爱情场景总是无法重逢。他像数落影恋一样，数落失败，数落疏离，数落冷漠。

让·鲍德里亚在《冷记忆：1980—1985》说，真正的冷漠和虚假的冷漠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唯有真正的冷漠令我们感动。不过这种冷漠实在太少，几乎和美丽或疯狂一样稀少。是的，阿乙的冷漠就是那种稀少的真正的冷漠。

宿命

十年间，阿乙小说中的宿命观逐步被强化。阿乙后来的小说总是弥漫着神秘的宿命观。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就是你正在说话或做事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这件事你经历过。”小说《用进废退》用一个体验来表达这种神秘的宿命，“我”提前抽纸，服务员果然把酒洒在桌子上。而“我”在地铁里泪流满面的时候，已经提前预知了痛不欲生的悲情场景：身体被割开很多伤口的晓春，被关在密封的水箱里，另一个水箱关着他相恋多年的恋人，他们无法在一起，只有通过撞击玻璃来感应相互的存在。

《钩子》的斧钺，名字预示了他死亡的方式。斧钺正是被刽子手用一头猪那么大的斧子砍死的。

《生活风格》鳏夫毕癸丑被撞死之后，尸体被轧扁了，和肉联厂散落的肉混在路上。阙春生抢到的正是毕癸丑的尸体，阙春生和所有来抢肉的村民一样，以为是来自欧洲的牛肉。毕癸丑的儿子毕小虎抢去一大半。“阙春生自我安慰道：儿吃爹肉，不上当。”毕小虎抢去的恰恰是毕癸丑的尸体，儿吃爹肉。这种情节读起来令人不寒而栗。

中篇小说《骗子来到南方》里三名来历不明的农民工身穿荧光背心在永修路挖水管，解决这里居民的长期停水问题。“挖到一半时，方坑已然像葬人的坟穴。伶俐的小伙子在里面躺直，佯装发出畅美的鼾声。”当水管的水往外喷溅时，围观者越来越多，包括这篇小说的主人公骗子唐南生，这是他首次在小说中露面。后来，唐南生被人杀死正是埋在了这里。一个人无意识状态中观看了自己的坟穴。

阿乙小说这种宿命观在他早期的小说中很少展现，从《虎狼》之后，关于宿命观的文学手法相对突出。

之前的小说《虫蛀的外乡人》里，姑爹对装神弄鬼的老贼说，你预测的都是对的，说的都是对的。

波德里亚和齐泽克都讲过一个内容雷同的悖论，取材于毛姆的小说，大致意思是，有个仆人在巴格达遇到了死神，于是，向他的主人借一匹马，要去萨迈拉，那样死神就找不到他了。后来，主人在市场看到了死神，问死神，为什么要吓唬他的仆人。死神说：“我被吓到了，因为我在巴格达看到了他，我和他今天晚上在萨迈拉有约。”这个悖论的宿命观和阿乙小说宿命观的精神气质几乎是相同的。

阿乙小说里的宿命式悲情从何而来？宿命观里人的生老病死，是神秘的规则里既定的。阿乙的宿命观大约是在和病魔抗争经验中滋生出的神秘思维。阿乙与病魔抗争，只是一个诱因，这种宿命观和悲情是阿乙与生俱来的。宿命，是阿乙根深蒂固的认知论；悲情，是阿乙自身携带的文学基因。

失败

每次阅读阿乙作品，都会被阿乙作品里散发的神秘黑色雾气缠绕。神秘，作品是不澄明的；黑色，气氛是凝重的；雾气，是文本的弦外之景；缠绕，是对文学内在气质的追寻。

阅读阿乙是危险的精神探险历程，因为阿乙的小说是光明世界一剂重口味的催化粉，一不小心，我们生活中冠冕堂皇的面具会显现在尘世中。阿乙在撕碎自己的时候，有节度有深度有选择地把读者撕碎。

每一次阅读阿乙的作品，我总会被他非常不阳光的文字击中，阿乙把内心游走的困兽抓得伤痕累累，我的内心在惊悸，因为我的内心同样有这样的困兽，可以说，每个人内心都隐藏着自己无法解析的困兽。阿乙是当代少见的拒绝虚伪写作的作家。阿乙就是用闪闪发光的失败感，和文学谈了一次身心疲惫的恋爱。

阿乙集中展示了无法从内心深处剔除的失败感。套用一句俗话，艺术来源于生活，阿乙的作品魅力来源于他内心厚重的失败感。阿乙是始终坚持用内心真实的感受写作的作家，所以力透纸背。阿乙一直都在用内心疼痛数落着失败的人生。

阿乙有一次无意看到了当民办教师的舅舅秘密写作的手稿，这次窥探，阿乙实际上窥探到了自己隐秘的写作过程。为什么阿乙对写作的追溯有隐秘感？

有一次，我和阿乙吃饭，很巧的是，阿乙拿着一本书，一边读，一边标注，阿乙读的是卡夫卡的小说，我那天也拿着一本书，是阿伦特编选的《启迪：本雅明文选》。我恰巧刚读完本雅明写的《论卡夫卡》这章，我对阿乙说，支撑卡夫的卡写作情结是失败感。阿乙说，他也有失败感。我吃惊地望着阿乙。

本雅明在分析卡夫卡时说，这种纯粹性和美来自一种失败，导致这种失败的环境因素是多重的。我们禁不住要说：一旦他对最终的失败确信无疑，每一件在途中发生的事情都如同在梦中。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卡夫卡强调自己的失败时的狂热更令人难忘。

阿乙通过窥探卡夫卡发现自己隐秘的写作过程，肆无忌惮地展览自己无处不在的失败感。这种失败感会贯穿阿乙写作始终。他的这种失败感不是从卡夫卡那里模仿来的，而是阿乙天生具有的精神气质。因此，阿乙不会因为卡夫卡而扼杀自己的文学灵魂。

死亡是阿乙作品重要的主题，作品《灰故事》叙述了很多底层人的死亡过程，《鸟儿看见我了》《下面，该干些什么》《早上九点叫醒我》《骗子来自南方》主要描写的就是死亡，大多作品都关乎死亡。

阿乙为什么要不停地玩弄死亡，玩弄死亡就玩弄自己的失败感，没有一种失败比死亡还能引起关注了。

十年的写作，包括以后的方向，只能是表达失败的形式有所改变，但不会改变凝视失败的激情。

羞辱

我读过阿乙所有公开出版的作品，并非每次都能读到不一样意义的阿乙，相反，每次都能读到同样的阿乙。什么是阿乙小说的根部？持续不断地表现人的羞辱感。阿乙沉浸在在文学实验的暗室里，表现羞辱感始终是阿乙小说的哲学思想。

纵观阿乙的小说叙事，其大部分小说中的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的幻象：在羞辱中挣扎的男人或女人。阿乙小说语言习惯中，除了比喻之外，“羞辱”这个词出现的频率相当高。

《早上九点叫醒我》中多数人物出场时都带着羞辱感的印迹。如宏阳这个硬汉，在派出所被扇耳光，被群众围观。尤其是在劳教所精神崩溃，大哭，骂娘，抱着管教的大腿，撕心裂肺喊爹。正是这种羞辱感干倒了他，也让他越来越油滑。 《肥鸭》叙述的是底层社会一个初中毕业的少女，饱受奶奶的羞辱和虐待，最终在奶奶死后离奇死亡。她的尸体也被罩上阿乙式的羞辱感。“在尸体发白的腰部那里有一个尖锐的凹洞，那是因为尸体压在石尖上，压了一夜。李诗丽一直心疼地注意着死者右手中指佩戴的那枚发光的戒指。”少女张瑞娟的死亡暗示她的爱情、生命和亲情都被匿名羞辱着。

《作家的敌人》更具有现实主义的羞辱感。年轻作者把自己的作品送给权威陈白驹。而陈离开时，书稿还留在座椅上，小伙子悄声嘟囔：省得再花钱打印了。在作家聚会场景中，年轻作者却得怪病晕倒在地，陈白驹悄然离开。这是年轻作家一文不名时，大都经历过的羞辱，我记得以前在网上读到过阿乙讲述过这个被羞辱的经历。

将阿乙小说中这些日常的羞辱串起来，就会发现，这些都会在小说中发动羞辱的行动，与其说阿乙小说在总结荒谬，毋宁说是在总结羞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