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将文艺与鲁迅关联起来，应该从哪里算起呢？我们一般会想到1918年中国第一篇具有现代体式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的诞生，然而，待1923年《呐喊》出版，鲁迅又叙述了一个“弃医从文”的故事，于是，界限向前推至1902-1909年的留日时代，特别是他立志专门从事文艺运动的1906年。在那一时刻，一个具有潜在文艺性的生命个体，才会作出决绝的“弃医从文”的选择。因之，从周树人到鲁迅之前，那个从周樟寿到周树人的过程被渐次开掘。少年鲁迅的开蒙受教，与众不同，随孩童天性发展而来的抄书影画和杂览众籍，为未来搭建起了怎样的现代文艺接受装置或曰知识框架？一路逆流追溯上去，再一脉畅泳下来，你会发现，文艺始终是高悬在鲁迅生命上空的璀璨灯火，烛照了其一生的航向。

当然，我们在探讨“文艺”与“鲁迅”之间的关系时，不必将时间推到那么前面，而是聚焦“鲁迅”这一笔名出现之后。这位新文学大家这样强调“文艺”这一由日本中转而来的现代词汇的外延与内涵：“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文艺灯火的照耀不必时时夺人眼目，完全可以在历史的大幕拉开之后，随个性淡入淡出。

1909-1918年间，文艺仿佛从鲁迅的生命中淡出，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大话题。相对于1918年高调“呐喊”，相对于1906年弃医从文后在东京发表文章，召唤伟美之声、反抗之音、自由之呼号，呼吁真心之声、维新之声、先觉之声、至诚之声、温煦之声，以及后来殚精竭虑翻译那些求“叫喊和反抗”的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归国十年间的鲁迅仿佛失语，因而在其生命历程中有了一个“十年沉默期”的概括。尤其是1912-1918年蛰伏北京S会馆的几年，被认为是鲁迅韬光养晦、不断省思的时间段。

在这所谓的“十年沉默期”，27-36岁的鲁迅难道真的一天天沉静下来，做一些完全与文艺无关的工作吗？不，他有别样的声音发出，且均与文艺息息相通，远非真的“遽成村人”或“俟堂沉寂”。且不说《越铎日报》以鲁迅为精魂，让东京夭折之《新生》发新声于故土，更不说小说《怀旧》，以文言为器具，奏现代之“好音”，单说在北京这样一个有着多样生存空间的城市里，鲁迅以“教育部佥事”的身份，在职责范围内积极地践行他“无法忘却”的文艺梦，便足以将这座著名的城市与鲁迅多篇文学佳作的诞生紧密地关联起来。

鲁迅钞古碑，辑录、校勘旧籍，便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实践、学术实践。这既是在搜集图像史料，评估古代典籍，也是在运用辑佚、辨伪、版本、校勘、目录、考证等朴学方法梳理中国文艺史，以开中国现代文艺之新局。这些看似沉默复古的行动，绝不是一个不得志的文化人对灵魂的自我麻醉，而是其兢兢业业的文化责任心的表现。他以一种反思精神和文化自觉，重新审视考量中国古代文艺的各个门类，深思中国现代文艺建构的可能路径。这位“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默默地将这心灵内外所历经的一切化为自我的内在力量。

由“留独弦于槁梧”到“发雷霆于孟春”，貌似渐隐而阑珊的文艺灯火，应呐喊之气势，终灿烂于原本寂寞的国土。

鲁迅在作品中塑造出了呐喊者的自我形象。“鲁迅式呐喊”的小说声部，体现出“听将令”下真正的创新精神。恰恰是“听将令”的鲁迅在所表现的对象里同时也表现出了自己真实的主体性。这使得《呐喊》显现出一种灌注生气于外在形状的深刻意蕴，一种有别于古典文学、近代文学的内在风骨和精神。毫无疑问，“鲁迅式呐喊”已经彰显了鲁迅文艺的独创性，以及经由鲁迅所显现出来的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特殊性，还有经典作品可以抽象出来的统一性和普遍性。这使之不仅成为能够进行系统科学研究的对象，而且成为中国新文学的门径和高标，具备对后来文艺创作的指导作用，甚至在文艺衰颓的时代，自然而然地被奉为准绳。拿《狂人日记》来说，尽管此篇发表之前已经有陈衡哲的《一日》和李劼人在成都创作的白话小说，而鲁迅诗学的统摄力量却使得《狂人日记》真正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叙述起点。

对于“鲁迅式呐喊”杂文声部的体认，实则是对鲁迅所开创的特别类型的文艺杂文（“战斗的诗”）的体认。应声于《狂人日记》之呐喊，鲁迅以杂文诗性对抗五四时期时评式的局限性表达，其文学抵抗性的精神支点始终立基于决绝的主体。

“鲁迅式呐喊”体现了鲁迅文学之为鲁迅文学的特性与一般规律，显现了鲁迅诗学的光辉。它深深蕴含在每一个具体的文本当中，生成一种普遍力量，一种观照自我的心灵能力，影响了一代代读者。学者们从这个基点出发，在各个方向拓宽延展了鲁迅研究这门学问本身的视域。

“鲁迅式呐喊”不仅体现在其文学创作之中，更体现在他的编刊策划、翻译研究、美育探索等领域。之后，鲁迅虽历经荷戟独彷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但循灯火而拓荒的步伐愈加坚实，从未停歇。

文艺灯火自始至终通明于鲁迅之心，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即便肉身逝去，仍引导大众前行。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研究室主任、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