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拜读《藏书报》上谢其章先生《谭正璧：闲话借书》（2021年6月14日第1084期），勾起我又温暖、又苦涩的回忆……

上世纪60年代前期，我热衷于收集新文学资料，重点又在新诗方面。在研习和收集过程中，遇到许多疑难问题和困难，于是尝试着与一些老作家、诗人联系。外地的只能写信，上海的，除了写信，我在征得同意之后还去对方府上面对面地请求解难释疑，像赵景深、施蛰存、谭正璧几位先生，我与他们都通过信、见过面。他们不因为我年轻（彼时二十出头）、浅薄（涉猎新文学、新诗时间不长，文史知识贫乏），总热情地接待我，更不厌其烦地回答我提出的问题。那时，我可能比较单纯，没那么世故，这些老先生都能与我开诚布公地交流，我好像没有碰到过“只说三分话，不抛一片心”的尴尬，即便像施蛰存先生在此前几年的丁酉风雨中运交华盖，他与我交谈也丝毫没有吞吞吐吐、遮遮掩掩。

谢文中说，谭先生因为尝到了向图书馆借书的苦头，一怒之下决定此后要用什么书，宁愿忍痛自己买，不再有向图书馆借的念头了。我也有几乎相同的经历。我在念书时，借书比较方便。学校历史悠久，藏书丰富，足够那时的我阅读；图书馆的老师也比较喜欢我，有时还允许我自己进书库找书，所以我在学生时代主要买些工具书，像重印的正续编合订的老《辞海》等。但离开学校，开始工作以后情况大变。我发现，新中国成立后重印的民国时期作品，基本上都有改动，有些关键之处的改动甚至到了面目全非、“判若两书”的程度。如果以这些重印本为依据，进行评论、研究，势必会造成“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结果。于是我转向图书馆，想借些新中国成立前的旧版书。我从上海图书馆的藏书目录中得知该馆藏有民国时期出版的蒋光慈的《新梦》等书，想借，但要介绍信，好在我当时在一家地处嘉定的（当时建制还是县，不是区，与市区只有一条公交线北嘉线连接）新开办的理工类高校工作，虽有点曲折，但最终还是开到了介绍信，又去，但等我拿到书已不允许我细细品读，因为这时华灯早已齐上、我也饥肠辘辘。那时，平时住在学校里，每周回市区的家里只有一天，以这种借读的办法来做学问显然是行不通的。我痛定思痛，只能横下心来自己花钱买了。

谢文又说，谭先生在几次实打实的惨痛教训之后发了毒誓，宁肯失去朋友，也不大肯借书给别人了。当然，谭先生这个毒誓不毒，话说得还是留了余地：“如果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不论亲疏，都不在此例。”我岂敢攀附是谭先生的朋友，更遑论志同道合，但谭先生都是慨然借书给我。时间已过去近六十年，谭先生究竟借给我哪些书，记忆已经模糊，但其中有两本书是不会忘记的，一本是冰心先生的《春水》初版，一本是湖畔诗社（成员有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等）的《湖畔》。这两本诗集在那时就是新文学版本书中的珍品了。（“文革”结束之后，上海书店影印了《湖畔》，收录在那套著名的现代文学参考研究资料丛书中；《春水》没有重印。）

说句不知轻重的话，这几位老先生年纪一大把（那时都在六十岁上下），就待人之真诚、率真来说，连现在许多涉世尚浅的毛头小伙子都要自愧不如。赵景深先生颤巍巍地（体胖，患高血压）爬上椅子，把放在书架顶层里排（我两次装修房子，书架都是仿效赵先生的）的几十本诗集取下放在大书桌上，对我说：“没有的，你都可以拿去。”当得知我都收集到了，他赞叹不已：“不容易，真不容易。”施蛰存先生找出一套四本新诗社丛书诗集，给我“欣赏”，本本触手如新，且都是作者的签赠本，我虽收集到，但压根儿不能与之相提并论。赵先生把精心装订成一厚册的现代作家书信借给我使用了好几个月。施先生接待我的房间是名副其实的斗室，朝北的（大概就是现在名闻学界的“北山楼”吧），我与他面对面坐下，真的是“促膝”了。他与我郑重其事地谈论如何去寻找戴望舒先生留在内地的遗物。他说，其中肯定有不少新诗集，因为戴先生注意收集新诗集。谭先生清楚，喜爱文艺的年轻人都喜欢耍弄笔头，热衷发表，他说，要懂得节制，被人注目不一定是好事。一段时间发表了几篇，就得停一停、想一想，看看反应如何。他大概怕我年轻，不谙世事，莽莽撞撞地只顾低头往前奔、会跌跤吧？可惜，曾几何时，“文革”罡风陡然而起，黑浪狂潮最终把我淹没了。

“文革”结束后，我与施先生还通过几次信。这时我兴趣已转移到词学上，施先生主编的《词学》丛刊正是我关心、拜读的。最初几辑《词学》新华书店还没有卖，我是托在华东师大的朋友代集的。我曾就《花间集》和王国维词的校理等事写信向他求教，他还记得我，也理解我兴趣的转移，但不无惋惜。

在《施蛰存日记·闲寂日记》（文汇出版中心2002年1月1版1印）中有两处写到我去拜访，都在1964年，一为3月15日，一为8月1日（这一次把我的姓错成“郑”）。实际我拜访施先生不止这两次，还通过几次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