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本期作者

作家，英语文学译者。曾出版长篇小说《密林中》《荒芜城》，短篇小说集《基本美》等。

特邀嘉宾：黄德海

《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

把《明日派对》中的人物聚在一起的，是对流行音乐的热爱。这群人并未形成稳固而目标明确的团体，只是营造了一个跟热爱相关的场域。在这个场域里，年轻人不断地聚会、讨论、昂扬、失落，穿插着意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分分合合。他们满身青春的性光，对音乐包括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精神抖擞地投身其中，全力以赴，尽心尽力，以各自的方式参与着流行音乐的发展和推广。与此同时，他们却对自身未来懵懵懂懂，也并不要求世界给予即刻的世俗回报。

或许正因为没有明确的目的，整个小说的氛围有一点轻微的颓然，年轻人似乎被动地在生活的大潮里升沉，百事无心，只是悠悠荡荡过着日子。不过，这样说并不全面，因为在轻微的颓然之外，这群年轻人又显然有着某种无形的积极，仿佛内在的眼睛睁开，看到了世界深处的独特活力，外在的任何羁绊都不足以缠缚住他们抵达彼处的脚步。

不妨把《明日派对》写到的任何一处地方，包括其间的热爱、颓然和积极，共同看做一块干净明亮的地方，足以安顿一群人茫然而又热切的青年时期，他们在这里憧憬和失落，振作和消沉，在这里低语，也在这里呼喊。于是，小说中那轻微的颓然感没有变成浑浊的消极，反而因为洗净了积极中通常内含的焦躁之气，显现出某种值得珍视的内在清澈。于是，虽然那场记忆中的明日派对早已结束，却无往而不参与着未来的生活。

高翔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明日派对》是周嘉宁基于播客时代，对电台时代的进行一次回望。本雅明曾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做过广播员，他看待广播媒介的方式是将其作为一种大众教育手段，并引导其形成“判断力训练”。基于技术和广播媒介形式的性质，本雅明已然提示出广播，甚至播客时代的某些原则。例如，“它要求从关乎大众的立场出发，全面地改造材料，重新加以安排。”与此同时，他发现了具备能动性的大众，“民众的真实的兴趣总是能动的，它转变了知识的实质，并对知识的追求本身产生了影响”。

周嘉宁的命意显然不在于此，但本雅明对于广播媒介的论述在《明日派对》中构成一种不可忽略的背景，或者参照。从某种程度来说，“真实的兴趣”构成了新的潜在力量和冲动。被影响的大众，同时也在塑造自己所理解和认同的文化，于冰冷的介质中投入巨大的热情、耐心、专注以及“自我”，它使得本雅明式的“教导”，衍变为充斥个体经验、知识，情感的“分享”。在这篇小说中，周嘉宁以强烈的情感召唤能力，从电台延伸出去，构筑了防风林、指挥部、音乐派对等青年群体聚合成的精神“共同体”，它们曾经的异质、边缘身份，早已发生转换，并不断孕育着新的可能性和潮流。在小说中，周嘉宁也试图重新定义青年的失败与成功，在她看来，终结、退潮不再意味着丧失。而所谓成功，也不再是世俗意义上的收获，它如此简单、纯粹——“专心致志的愿望终于得到来自宇宙的回应”。

张慧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明日派对”不是朝向未来的聚会，而是对那个行将终结的、作为上世纪历史遗留物的浪漫主义抒情主体的深情回望。作为小说主题之一的摇滚乐文化，曾随着60年代“反战”浪潮席卷全球，并在80年代的改革背景下以“敌方”电台、转录磁带、打口碟等的形式传入中国大陆，并在青年群体中引发浪潮。作为一种起源于黑人“布鲁斯”（Blues）的音乐形式，这种声音中蕴含的痛苦和忧郁，使之更容易被挑选为承载世纪之交的迷惘情绪与青春骚动的隐秘艺术。称其“隐秘”，是因为在80-90年代的中国大陆，这种音乐文化支撑起了一个无法言说亦不必言说的巨型空间，一个精神的乌托邦。它凭借小说中提到的那些过时的“装置”——电台、废弃仓库、战争时代遗留的防空洞、弃用的学农基地，生产出一种自绝于历史与时代的边缘感：主体放弃从现实世界中寻求个体认同与社会位置，而将外在的冷酷现实转化为个体内在的、灵性的探寻，藉此避开人与人间的竞争机制与淘汰法则，在群体内复原一种惺惺相惜的、纯洁的“同志爱”，从而重新获得自身与“世界”的想象性联结……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看作摇滚乐更容易被青春群体选中的原因。但这样讨论的危险在于抽空了摇滚乐热潮在80-90年代所承载的时代内涵、它所要回应的历史内容。在此意义上，《明日派对》中的“摇滚乐”更接近于一个空洞的能指，一个承载残酷青春物语的器皿。它由于缺乏具体的历史对应物，因而也可以被置换成诗歌、电影、性、暴力、毒品……成为一个本雅明意义上的“万花筒”。

李玉新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从各个方面讲，这篇小说都非常近似2020年的《浪的景观》。依旧是世纪之交，依旧是处于混沌状态中的年轻人，依旧是遭逢经济社会后的破碎，依旧是破碎之后不为所动的“轻松和自由”。实际上，类似的书写方式从2015年就开始了，在小说集《基本美》收录的几个短篇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熟悉的结构性要素：双重主角的并列表演，一位闪光的难以触碰的“20世纪的达达尼昂”，真诚炽热的集体友谊……无论是小说的人物塑造、语言表达、情节设置，还是作者本人的创作状态，似乎都是“随便走走，嬉戏漫游”的“基本美”的不断实践。这是对渐行渐远的无序年代的记录和悼念，是对尚未被定义而拥有无限可能的青春状态的书写和发掘，也是对我们这充斥着廉价成功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时代的反拨——消弭强烈欲念的生产机制，摆脱无止境的等级进阶，偶然的成功值得高兴，必然的失败未必就不能接受。

但写得多了，看得多了，未免有些审美疲劳。

靳庭月

首都师范大学硕士

《明日派对》延续着对世纪初文艺青年的精神生活的体察。在“明日派对”变成明日黄花之际，由个人记忆点染、扩展的青年生活，在“大写的历史”的映照下获得了斑斓变幻的色泽以及某种未定的边界。与《基本美》《浪的景观》相似，一个散乱无序又充满可能性的时代，能够放大青春期的“自足且浪荡”“颓废又灿烂”并与之共振；而青年的记忆与社会参与，又保存着时代精神片段的标本。

基于这种相似，《明》有助于读者理解前作中的内容，尤其是那些在倒叙中突然插入的“失望预告”。因为此前的一些“失望”“失败”被交待得有些抽象笼统，到了《明》中，“我”和潇潇的退学、倾注热情的电台节目、“麦田守望者”张宙、初生的互联网世界的友谊、防空洞里的音乐热潮——当这些因为种种变故而逝去后，挥散不去的失落、迷惘和疲惫，变得具体而有来由。不过，在与前作互相照明、延续少年心境的同时，《明》也显示出想象空间的停留徘徊——它截取的是21世纪的头几年，作者谈及的缝隙减少变得日益坚固的世界，彼时还未完全显现轮廓。前文本预设的世纪初氛围和青年交往状态，给《明》带来了处理事件走向和人物关系的惯性。那条“振奋—失望”的抛物线，它划过的是前半段。所以在这保留的时空里，演出尚能顺利地举行 ，大陆青年刚探入外部世界，没有因为观念的差异触到“友谊的边界和不愿去探讨的地带”（《基本美》）。

邵帅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周嘉宁曾经是“新概念作家”，青春叙事对当年的他们而言，可谓信手拈来。然而，二十年后，周嘉宁笔下千禧年年轻人的青年时代，在混乱失序、冲突迷茫中，因其清冽镇静的叙述与处理，又多了几丝冲淡平和，深思熟虑下，也可见时代背景的牢固支撑。一切都变得成熟与醇厚，一盆狗血——抑或是鸡血，被炼化成掺了茶的酒，品起来，既能尝到冲鼻的辛辣，味觉之上，又飘浮着积累的苦与涩。

聚散终有时。从“明日派对”这个题目的出现，就对位着散场的发生，而“明日”这个处在未来的时间，把散场推置到了更加模糊的期限。文中不止一次谈到终结，派对前一天，我们在篝火里烧东西，“似乎都藉此终结一些事物，但具体是什么却说不出来”；京的离开也“让我们对每个人都对原有的一些想法产生了动摇，想要去终结或者开始一些事情”。我们心知肚明，即使表现得如同末日狂欢没有明天，我们仍需要回到一个有序的轨道上，悼念青年时代的死亡。只不过，的确，散场时间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明天、下一个明天，还有许多派对，散场就在明日派对之后。我们数次狠下心来，希望终结就此发生，忽略了它是不由己的，必须伴随外力的拉扯。比如，京在失恋后决心面对莫斯科的冬天，电台商业化改版，我被迫失业直面生活的困难，王鹿则终于有了正式的工作，不再居无定所。防空洞寓意被世界遗忘的角落，躲在其中沉迷音乐的年轻人，逃不开被选择的命运。青年人真的拥有选择世界的权利吗？还是仅有玻璃房中有限的自由？最后，周嘉宁留给读者一个诗意的结尾，或许是一种微茫但不可忽视的闪光，有光就有安慰与希望。